公文档案管理系统 梁启超辨伪思想对公文档案辨伪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辨伪思想概述及其地位、影响 辨伪是指对有真伪问题的事和物(在此主要指有真伪问题的典籍)进行考察和鉴别。辨伪学则是对辨伪的研究,使其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梁启超接传统遗脉(主要汲取晚明胡应麟的成果),采西学精理,在文献辨伪领域实现了新突破。 公文档案辨伪和文献的概述 公文档案的定义是(本文采用现代公文档案的定义):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子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文字材料经过处理(指文件—档案的工作)形成的档案。公文档案主要是记述时代大事、表现时代特征的重要载体,公文档案的属性是原始记录性。 宋代学者朱熹在给《论语》作序时说:“文,典籍也;献,贤也。”把“文”释为“典籍”,是典册和书籍的统称;献,指的是口述材料。当代对文献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而古籍的定义则为古代书籍。而文献、古籍或者说典籍它们的来源是什么?是已有的档案材料或者民间流传的口述材料,它们的形成都必须经过一定的加工,即编纂过程,要求编纂者对档案材料进行考订、辨伪,要求去伪存真、并保持档案材料的原貌,维护其原始记录性。 梁启超辨伪思想对公文档案辨伪的借鉴和利用举例 梁启超的辨伪思想博大精深,在此运用前人对其总结的结果进行公文辨伪的分析。 一.质疑最先、最近原则的方法论 梁启超认为:“只有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过信此原则,有时亦陷于大误。”可以看出,此方法中,梁启超强调要辩证地运用“最先、最近原则”进行辨伪。 机关在办理公文时,对于同一件事,往往因为认识的先后、层次的深浅,表现在不同公文上的就是不同的结论,因此在对公文内容进行辨伪时,要把握“最先、最近原则”。按照人们认知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最近的公文反映的事件,其认识要比最先形成的公文中的要深刻。但运用这一原则还需运用辩证的眼光,要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二.反证的辨伪方法论 与“质疑最先、最近原则的方法论”一样,方证的辨伪方法论也具有辩证法思想。 梁启超认为:“即鉴别史料之误者,其最直接的方法,则是举出一极有利之反证。”并提出运用此方法的三个步骤:一是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的态度,以免为真相之弊;二是遇有旁生的触发,不妨换一个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审订;三是怀疑其结果,而给出新解释。 在公文档案的内容辨伪中,我们可以巧用这一原则。因为公文档案所涉及的内容都是政治性、严肃性很强的,运用反证法试举反例,若能举出,就要怀疑公文档案内容是否严谨,进而进一步辨伪。 三.局部幻觉与一般幻觉的辨伪方法论 公文档案中也会存在这种现象。唐高适《贺安禄山死表》中有这样的记载:“臣闻河南道及诸州牒,皆言逆贼安禄山痛苦而死,手足具落,眼鼻残坏。臣闻负天者天诛,负神者神怒,其道甚著,今乃克彰。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这篇公文所述的安禄山是“痛苦而死”。而对于安禄山的死因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般认为安禄山是被刺身亡。对于这一篇公文的内容,按照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极有可能是假的,那么关于安禄山的死因,就是一种“局部幻觉”;因为高适的《贺安禄山死表》是记载安禄山病死的唯一史料,倘若记述为真,那么长期以来,安禄山被刺死的史实就成了“一般幻觉”。 四.“先辨伪书、次辨伪事”的辨伪方法论 梁启超认为:“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 这是梁启超辨伪思想的精髓。笔者认为其实质是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上他根据这一原则,提出了鉴别伪书的12个标准。在此不多赘述,只是选取笔者认为对公文档案辨伪有借鉴意义的进行分析。 (第一条)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为皆伪。 作伪的公文,往往就是要背离常规或者传统的观点、事件,从而为作伪者服务。现在争议很大的关于慈禧太后针对光绪帝的死因所下的诏书,极有可能是假的,因为慈禧所说的死因背离了主流的说法。 (第三条)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作伪的公文,因其作伪的目的和需求,往往来历不明,不符合常规的来源。不久前公布于世的康熙帝传子诏书说明了雍正帝即位和合法性。与之前来历不明的各种说法,各种伪造的诏书相比,其来源更加可信。 (第六条)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部分伪。
表现在公文中就是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等问题,这种不一致与矛盾性可以是内容上的,可以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时间上和形式上相交叉的。 (第八条)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这点比较好理解与运用,公文档案所反映的内容必须符合事实,若有与事实相悖,则必然是伪造的。 (第九条)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具伪。 在公文档案中,不同档案记述的同一事件若有矛盾,就应当考虑其中的一份或几份存在真伪问题。 (第十条)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想去悬绝者,即可断其伪。 这条标准借鉴到公文档案辨伪中就是要将公文档案所反映的内容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分析,以辨其真伪。 综上所述,在进行公文档案辨伪时可以借鉴和利用梁启超辨伪的思想理论,做到触类旁通,同时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好辨伪原则,做好公文档案辨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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