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近两年，主要围绕着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罗奇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章。之所以需要“再平衡”，是因为罗奇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表现在：投资占GDP中比重畸高；对出口依赖越来越大；国民消费长期低迷且增速不快。正是这种系统性的“不平衡”使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进退维谷，急剧增长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迫使外汇占款扶摇直上，抵消了加息、提升准备金率、汇率升值等一系列宏观“降温”举措的效果。
与此相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一再指出：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国民收入水平过低。
尽管国家也采取了不少政策鼓励国民消费，但居民储蓄存款还是一个劲地飙升，去年又增加了15%左右。流动性过剩成为困扰经济学家与政府决策者的“歌德巴赫猜想”。
在我看来，多数国民收入过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严重的在于生存成本急升和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达到空前的50%左右。国民拿到了那么一丁点儿收入，却不敢全额用于消费，而是坚持“年年有余”的传统，将其尽量节余储蓄来下。为什么？因为有后顾之忧。
经过多年“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中国人的生存成本已经位列全球前茅。有好事者测算：在中国家庭养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上学再到结婚，没有30—50万元下不来。供养一名大学生所需费用比20年前提高了25倍！看病贵、看病难成为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永远的痛”。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只覆盖了百分之十几的人口，绝大部分人除了储蓄别无依靠和指望。中国人怎能没有后顾之忧？
后顾之忧使80%以上的国人义无反顾地加入“储蓄”大军行列。尽管他们知道储蓄利息极低、扣除利息税后常常跟不上通货膨胀水平也在所不惜。这是畸形的制度和错位的政策使然，何祚庥说得好：“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
15年前，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邓选》第三卷374页）。当前国家领导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但是，由于20多年来形成的利益分配制度已经固化，阶层差异和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要根治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衡的局面，真可谓是“蜀道难，难于上火星”。
不过，“和谐社会”理念既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而且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同，其实施就无可置疑。预计这也将成为下半年“十七大”上的重要内容。我相信，国家领导层具有足够的意志和智慧，能够有效克服重重阻力，使中国经济恢复“平衡”，使中国社会步入“和谐”。惟其如此，中国崛起才不至于沦为画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