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行政区划是政治体制的衍生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什么样的政体就会有相应的行政区划体系。本人曾长期参与一个国内的“行政区划论坛”。后来发现，坛内大多数同好者都对政体问题视如不见，反而热衷纠缠于区划的细枝末节，结果当然是议论虽然多多，却始终不得要领。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现代形式的中央集权制。各级政府（广义的政府）权力层层向上统属，最终来源于中央。人权、财权、事权无不自上而下分配，自下而上负责。由此导致行政区划存在三大弊端：
第一，层级过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中央（联邦）、地方（州、省、邦等）和基层（市、镇、村等）三级区划制度。连印度、美国这样的大国都不例外。而我国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地区、自治州）、县（县级市、旗等）、乡（镇、农场、区公所等）五级体制。
第二，管理跨度失衡。管理学上有个最佳管理跨度问题。我国的行政区划似乎对此没有什么考虑。比如，四川省直辖21个地级单位，而宁夏自治区只有4个；重庆市甚至直辖40多个县市区。四川有些县下辖上百个乡镇。
第三，单位设置不规范。突出表现在“市”制上，并存有省级、副省级、地级、副地级、县级等各种各样的“市”。深圳和信阳都是地级市，但二者在人文地理学上几乎找不到多少共同点。甚至还有呼伦贝尔这样地跨25万平方公里（比我国大多数省都大）的“市”，更有阜阳这样农村人口占90%以上的“市”，还有重庆这个号称世界第一的“城市”。“区”是另一个滥设的区划，有省级的自治区、地级的“地区”、县级的林区（神农架）、特区（盘县）、乡级的什么什么区，等等。此外形形色色、级别参差的各种“开发区”、“管理区”不计其数，令人眼花缭乱。
行政区划既然存在这么多问题，当然要改革。但怎么改还是颇费脑筋，因为归根结底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脱离前者，单纯搞区划改革必定是无本之木，很难收到实效。目前，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政策尚未出台，但胡锦涛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已多次表态，将向着民主化、有限政府的方向发展。基于这种现状，我们对行政区划改革很难提出清晰、可操作的建议。当前一些正在进行中的区划改革实践，大都局限于某一领域，或就事论事地探索，难以推断其整体前景和成效。比如头几年大肆开展的“县该区”运动，弄出许多不伦不类的广域城市。效果仅仅是扩大了名义上的“市区”范围，提升了一批县委书记县长的级别，此外实在找不出什么有益的价值。时下所谓的“省县直辖”在一些省份搞得“热火朝天”，可是这种改革将置地级市和地区于何地？将来是继续维持这一宪法不承认的行政级别呢？还是最终要将其取消？都不明朗。
未来的行政区划改革方向，从大的层面上说，无非是针对前述三点弊病逆向而动：一是减少层级，使五层制逐步压缩为三层制；二是调整管理跨度，使之相对平均；三是规范各级单位设置，让市就是市（狭域或适域，有个标准，广域的市改个名称），区就是区。不同功能的单位分别命名，而且单位种类尽量简明。
对此，我曾有一个系统的设想：取消地级单位；将省级单位细分为100个左右，令其规模大致平衡，并一律统一命名（省或州）；省（或州）下直辖“基本自治单位”，包括：市内区（设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中）、独立市（人口20—50万，不分区）、市、镇、乡（以农村为主体）五种；在省（或州）与“基本自治单位”之间，根据需要设置非政权性质的“市政联席会议”（协调临近市内区的有关事务）、“郡”（负责若干市、镇、乡的司法、选举、治安、消防等事务）等。
当然，上述设想必须根植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策。因此，关注未来政改走向是规划行政区划改革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