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快速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4%。为此，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称为世界的一个模式或范例，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①]但是，我们在看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所受到的根本约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约束，有的人认为是资源约束，有的人认为是需求约束，而笔者认为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约束（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如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我国资源稀缺，如维系人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和草地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和1/2，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人均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和42%。但稀缺并不意味着短缺，就象以色列和日本都是资源稀缺的国家，但是他们的经济却发展的很好。我国现在出现了资源短缺约束，那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产生了一种资源约束的错象。如果我国有好的市场经济，转变了现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就会促使技术的不断进步（能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资源约束的现象就会消失。再说需求约束，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投资来推动的，有效需求不足一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瓶颈。如2001～2003年，投资率从38%、39.4%提高到42.3%，而消费率则由59.8%、58.2%降低到55.5%。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2年世界投资率平均水平为19.9%,其中低收入国家为19.7%,中等收入国家为22.9%,高收入国家为19.0%;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为80.1%,其中低收入国家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高收入国家为81.0%。与之相比较，中国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特征非常突出，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成为了政府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对象。笔者认为，这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还是在于我国的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普遍实行的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财富的创造主要依靠大量资源的投入，这样，投入多，消耗高，但产出低。这样虽然我国GDP增长速度快，但由于经济增长的效率低，老百姓并没有获得多少财富。又加上现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费用大幅度提高，老百姓手中那点可怜的财富又怎么敢拿出来充分的消费呢？因此，只有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投入产出比，创造更多的财富，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和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国内的有效需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过去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②]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或者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表现为比较粗放的特征。首先，我国的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低。2003年我国的GDP约占世界的4%，但重要资源如石油、原煤、钢铁、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分别高达7.4%、31%、27%、25%和40%，而且消耗每吨标准煤实现的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其次，我国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和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比较低。现在，我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煤系共生、伴生20多种矿产绝大多数没有利用，一些超大型复杂多金属矿床的尾矿利用率仅为10%。还有我国再生资源利用率也比较低，2003年我国钢铁工业年废钢利用量为5800多万吨，仅占粗钢产量的2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3%；再生铝产量占铝产量的2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再生铜产量占铜产量的22%，而世界平均水平为37%；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不足6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个百分点，等等。再次，污染排放强度高。如2000年我国单位GDP（1995年不变价格PPP美元）排放有机污水的强度为0.5公斤，而这时的日本、美国、波兰、印度等国分别是0.16、0.08、0.40和0.26公斤。还有，我国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高，交易效率低，如我国完成一项贷款可能需要很多的审批程序和担保安排；由于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完成一项物流业务要比发达国家花费更高的费用，等等。这些情况显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
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1978年期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内的贫穷落后和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我国实行了“超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便在理论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的选择是走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但是在现实当中，“重点发展重工业”演变为“片面发展重工业”。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当时我国的国情却只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种发展战略要求和现实相冲突的面前，优先发展重工业显然是无法通过市场的自发力量来推动的，这时，只有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即利用政府的强制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在政府的强大力量作用下，通过人为的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力等资源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门槛。从此，就人为地造就了一整套政府直接干预和管理经济的制度体系和一个扭曲的经济社会资源价格体系，以及在这些体系之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1978年底，我国开始步入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道路，市场机制逐渐成为经济社会资源的基础配置机制。但是，一直到现在，我国还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远没有建立，政府在管理和调控经济中的错位行为还大量存在，使得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还不能充分和有效的发挥，经济资源自然就不能实现有效的配置，而且还由于市场激励不够，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创新严重不足和技术进步缓慢。以至于到现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呈现出粗放型特征。政府的错位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的角色定位存在模糊错乱的情况。政府作为全国人们的利益代表，在市场的竞争中应该扮演一个公平的仲裁者，旨在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创造一个有效的宏观环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往往徘徊在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自身利益目标之间，导致自身角色定位模糊错乱的情况经常发生。如，政府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往往偏袒资方，以“保护投资环境、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等理由为名，对各种侵害劳工权益的现象很少去关注，我国珠三角长期存在大量的血汗工厂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处理国内外资本竞争的关系中，往往偏爱国外资本，给予它们各种优惠，使我国民族资本处于不利地位，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民间创新能力和民族工业的有效发展；在处理国有和私有企业的关系上，往往偏爱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信贷和上市融资等多方面都比私有企业容易，这造成了国有企业在很多行业形成了集中和垄断，这直接影响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和私有企业的做大做强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如此等等。政府的这种角色错位，人为的扭曲了市场机制，造成了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市场竞争格局，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
其次，政府调节功能的失效。政府和市场分别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里同时分别发生作用，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而形成一种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在宏观领域里对市场进行调节，这种调节可分为顺市场调节和逆市场调节两种方式。对于微观领域的市场配置资源过程，政府应该根据市场机制的内在运行机理，采用经济手段来进行顺向调节，但是在现实中，政府往往逆市场而动，喜欢采用行政手段来进行调节，造成价格机制失效。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我国上下都在进行的对外招商引资热，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相应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多方面的价格也大幅度的提升，这种情况使得我国的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地逐渐成为一种更为稀缺的要素，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也大幅度提高，而过去最为稀缺的资金现在则相对充裕（我国银行里人们的存款超过了14万亿元，外汇储备也超过一万亿美元）。可是，很多地方政府在错误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观的指导下，还竞相以较低的指导工资线、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等方法来吸引外来投资，这无疑是人为刻意地压低稀缺要素价格，提高充裕要素价格，恶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它本身具有一种“分化”效应，长期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这时候，政府应该进行逆市场调节，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协调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然而，在这方面，政府有时侯又是顺市场调节，长期以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效应与市场竞争机制分化效应的相互叠加，又加上国家政府公共支出上的“重城市、轻农村”，“重沿海、轻内地”的政策，导致了贫富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
再次，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合理竞争普遍性存在。由于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和财税体制，我国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地方税收的快速增长，在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下，纷纷投入大量资源（而不太考虑资源的利用效率）来发展一些能快速带动GDP的增长和提高地方税收的行业，如水泥、房地产、钢铁、汽车等等，导致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严重恶化，造成我国地区之间的大量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的现象。
正是由于政府行为的这些错位，扭曲了正常的市场机制，各经济行为主体在追求各种资源时，在很多时候不能够也不喜欢去找“市场”，而喜欢想尽办法去找“市长”，希望从政府所控制的大量资源中能够获得更多的份额和好处。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倾向于从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廉价资源（包括一些政策性资源），以进行高投入来获得发展，而很少去关心组织内部的管理和技术创新以及产业机构的升级。这也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李京文所认为的那样，在低要素价格的支撑下，企业圈地的热情要远远大于对内部管理的关注；产业升级换代的欲望远比不上平面扩展的冲动。[③]这些因素成为强化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力量，使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效方面大打折扣。
要想有效地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的转变，关键是政府角色正确定位和政府功能的有效发挥。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国才能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中的竞争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信用机制和创新机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些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就会不断的促进和实现知识技术进步、资源有效配置、产业机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角色的定位关键又在于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明确界定这二者之间的边界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确立一些基本原则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这些原则主要是“政府要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政府主要做市场不能做或由市场来做是低效率的事情”。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政府的作用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进行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为微观领域里的各行为主体提供统一的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制度框架；大力支持教育、医疗保障和住房等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行业的发展；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资源和信息的流通提供物质上的充分保证；大力发展具有前瞻性、高风险性、投资回报周期长而又与经济社会和国防安全紧密相联的高新技术，等等。而政府功能的有效发挥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这关键是需要加快我国的政治改革，还权于民，给予广大的民众和社会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权。
[①] 季明·中国打造世界经济新引擎·经济参考报，2003年9月23日。
[②] 如1980、1990、1995和2002年按不变价格衡量的工业部门单位产出能源消耗强度分别是20.85、13.79、8.70和4.75吨标准煤/万元增加值，22年间总下降幅度为77.2%；电力消耗强度分别为1.26、0.99、0.69和0.55千瓦时/元增加值，22年间总下降幅度为56.3%，等等。
[③] 李京文：《完善资源价格，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构建节约型社会》，载《2006年：中国经济形式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P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