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语:
美国太相信其道而忽视了术的层面的力量;而日本太得意于自己的术所取得的成绩,没有及早强化道的一面,建立自主创新的根基,因此,在外部冲击(石油危机和日圆升值)时,没来及转过头来,就跌入了十年停滞的深渊. 对于成功了的做法必然形成制度路径依赖的惯性,使得该调整的时候没有及时变革. 中国目前既没有学会术的运用,也没有建立完善的道的根基,但,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一点,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以避免犯美日同样的错误.
尽管我们不喜欢日本，但不能不正视它的存在；尽管它之前停滞了十年，但它也曾用三十年时间从废墟中赶超美国。这就是日本，一个超级经济强国，一个追赶的标杆和充满争议的国家。
战后的日本与新中国-工业社会VS农业社会
有观点认为，1945年的日本的经济至少后退了20年[1]。与新中国成立时的情况基本相同，因此，战后两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具有可比性。我们回顾一下日本近代化历史，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将赶超西方强国、推进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目标。明治政府实施“殖产兴业”的经济政策，自上而下地培育现代产业（例如由政府开办“模范工厂”，然后廉价出售给民间），促使工业化获得了迅速的进展，对追赶欧美先进国家起到了重要的效果。从国内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过程得益于明治政府积极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同时，从江户时代（1603—1867 年）以来日本就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了一支质量较高的劳动力队伍，因而，使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与制度能够得到很好的消化。日本在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前，基本上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轻工业化的转型，钢铁、造船、机械、化学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虽然倾向于军事用途，但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中国基本上一直处于农业社会，直到建国时，民族工业都没有成熟。二战只是摧毁了日本的硬件设施，而并没有动摇其经济基础，而日本其时拥有高素质的富余的人力资源。
时世造英雄-日本与中国不同的发展环境
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得益于美国。由于国际政治中“冷战”因素，美国很快转变战略，着手扶持日本，战后初期美国为日本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对日本的经济复兴起到了“输血”作用[2]。在美国的庇护和监督下，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把追求经济增长作为新的目标，几十年一贯地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在长期保持西方国家最低的军费开支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西方国家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直至1990年）。还有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日本依靠外力很快实现了民主改革，这为战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在日本陷入通货紧缩的时候，侵朝战争的“特需”，又给当时在经济上处于严重困境的日本帮了大忙，至少使日本在其战后的发展进程中赢得了10 年时间[3]。日本以相当小的代价加入了GATT，享受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实惠，由于共同对付前苏联的战略需要还使日本较容易地从美国引进尖端技术用于发展民生产业。
而新中国一成立就陷入与欧美对立的阵营，直到1970以后才逐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关系，但在经济建设上很少得到外来援助，基本上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遵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
追赶策略-拿来技术VS拿来设备
中日两国的赶超都采用了发展重化工业的道路。但日本是在具备相当工业化基础上的发展，而中国当时轻重工业均不发达。日本政府在赶超过程中对经济干涉程度相当高，通过政府计划和针对性极强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的经营活动。如，1946 年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对经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当时的能源中心是煤炭，产业“粮食”是钢铁，为了全面恢复生产，首先需要倾全力于增产煤炭与钢铁。“倾斜生产方式”就是选准煤炭与钢铁作为恢复经济的突破口，首先将依靠美国援助，从美国进口的重油优先投入钢铁生产，接着将增产的钢铁优先投入煤炭生产，再将增产的煤炭投向钢铁生产，通过钢铁业与煤炭业的相互促进与共同振兴来带动电力、化肥、交通等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1960 年由池田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广大的民间企业受到鼓舞，其低利率政策则有力地刺激了民间投资的增长。
对于重化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日本采用购买专利或技术许可的形式把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模仿、消化与改良，就能迅速使之产业化、产品化。在战争期间由发达国家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大量流进日本，使原有的产业设备一举更新，崛起了钢铁、合成纤维、石油化学、电子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日本能把技术引进与自主的技术开发结合起来，对引进技术进行改良、提高，并能巧妙地博采各国技术之长，融合于本国的生产体系之中。日本实现了成功的技术引进，形成了“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即在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后，能够很快地将“物化”在机器设备中的技术消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于制造国产机，断而又加以改进，使国产机进一步达到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水平）的良性循环，
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东西，但重点是引进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日本除去在引进的最初阶段不得已将购买机器设备作为引进技术的主要手段外，日本长期坚持以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作为技术引进的主要手段，必要时只引进核心关键设备，而重点培育自己的技术配套能力。事实证明，同样是“拿来主义”，日本借模仿创新逐步建立了技术核心能力，在1980年代基本赶上了美国。而中国只建立了生产能力，在核心和关键技术上仍需要依赖国外。
路径依赖-追赶型经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作为追赶型国家，都面临着追赶之后如何领先的问题，中国目前还在追赶阶段，而日本仍没有彻底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仍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70 年代初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末期，日本在生产力、国民收入方面已经追上欧美，技术引进机会的减少，增长减速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但在国民生活质量、基础科学研究、综合国力等方面，日本比起美国仍然落后很多。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转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因素趋于消失。在资源方面，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引起资源分配的变化，使主导高速增长的、大量消耗资源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失去了继续增长的基础，从而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导致低生产率部门的工资也迅速增加，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又加速了消费物价上涨。
两次石油危机以后，西方经济进入了 “滞胀”阶段。在日美关系方面，日本日益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美国等技术先进国家对日本警惕的心理增强，极力维护知识产权，这也加大了日本猎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追赶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依靠引进模仿欧美先进技术来轻松取得经济增长高速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日本必须亲自开展高风险高投入的基础性、开拓性的研究，而不能照过去那样仅仅研究开发那些已被证明是可以实用化的技术。
尽管日本政府明白，“从模仿外国技术的时代走向独创的时代”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研发，而且于1980 年正式提出了“技术立国”方针。长期以来，日本实行的一套制度是适应工业社会的制度，适应追赶时代的制度，由于日本人陶醉于深度干预经济以及引进技术进行模仿创新的制度已经很难调整，对这种制度疏于改革，导致产生制度“生锈”、“疲劳”以及由于制度因素而束缚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恶果。
1990年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阶段，日本尽管在工业化时代实现了对欧美的追赶，却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中表现出“不适症”，陷入形成的路径依赖，日本没能及时找到脱离制度锁定的对策，接着而来的日圆大幅升值造成的经济泡沫，使日本进入了停滞阶段。
中国经济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制造基地，但距离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还很遥远，在核心技术方面差距没有缩小。中国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国策，却没有摸索出适合的创新方式。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争
日本的赶超结果曾引发了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政府深度干预的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争议。包括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在怀疑，日本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和在产品上的竞争力，是否意味着日本式的政府引导比美国的放任自流式更优越。
这个争论在上世纪末渐渐平息了，因为日本的追赶过程结束后是漫长的停滞，展现出这种模式不利的一面。而美国仍没有被日本超越，其自由经济赋予的创新能力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当日本与美国在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小时，日本的模仿创新失去了方向，进入第一阵营的日本，需要放弃这种创新定式，去引领世界技术进步的方向，但是日本没有做好这项准备。日本的企业习惯引进后的应用创新而不是原始创新，企业对于政府的引导形成了惯性，日本式的经济模式没有培养出企业的创新能力。
美国企业在日本追赶过程中，确实在很多具体产品上败给了日本，但创新的基因从没有受损，这种不依赖政府力量的自由经济给了美国企业更强健的体质。美国与日本在经济管理上的差别，并不是表面上看这么明显，不是有没有采取产业扶持政策上的区别，而是两种理念的本质性区别。
在两者之间如果能较好的取得平衡，需要哲学高度上的智慧和操作上的灵活。美国的问题是过于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过度僵化，把属于操作层面的战术取舍看作是违反自由经济市场的原则性问题，而日本的缺陷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彻底的接纳，从明治维新开始的近现代化运动，到日本被占领后的民主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深厚基础，日本采用政府深度干预源于其经济管理的根本理念，是原则性的举措而非暂时的战术工具，因此，在客观情况变化并不能主动自觉地进行调整。
尽管如此，日本仍在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市场经济仍远胜中国很多。如民间投资机制，这是日本能够快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只是在投资的使用方向上进行了指引，而且多数时候，这种指引是正确的。资本在正确的产业政策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工业基础，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中国高等教育近几年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中高素质人才，中国的赶超到了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有些条件是与日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似，还有一些条件还不具备，中国需要不耻下问地以日本为参照物，以必要的产业政策为赶超加速器，同时，必须建立自主创新的自由市场机制，在追赶的同时为将来的超越打好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在赶超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日本，而自主创新方面还没有很好的榜样。另外，自主创新不仅仅是创新机制问题，也和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有很直接的关系。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术”与自由市场经济的“道”之间的平衡把握，考验中国政府的经济与政治智慧，探索自主创新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1] 1946 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战前（1934—1936 年平均值）的65％，工矿业生产仅为战前的28％，农林渔业生产仅为78％。（冯昭奎，1998）
[2] 1946-1952年间，日本从欧美获得外汇资金，每年均3.16亿美圆，其中主要来自美国(丁敏,2006)。
[3]日本经济企划厅在《战后日本经济史》的“总论”中写道：由于朝鲜战争，“日本经济才有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动乱（指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回生的妙药”（［日］经济企划厅编：《战后日本经济史》，大藏省印刷局1957 年，第32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