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8年来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过了,该“啃”的“肉”基本上都“啃”完了。留给现在和今后改革攻坚的任务,大都是难度较大的环节和问题,是啃硬骨头。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邹东涛在会议主题演讲时提出,28年改革的基本经验、现实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改革攻坚的艰巨任务,都迫切需要“科学改革观”。为此,邹东涛对“科学改革观”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
“科学改革观”是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
对于为什么要树立科学改革观,邹东涛教授谈了五点理由:
第一,科学改革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改革领域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催生了科学改革观,也决定着科学改革观的原则和方向,但不能替代科学改革观。我国进行了28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衍生和胶着许多矛盾,迫切需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而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客观上需要“科学改革观”。
第二,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在这个时期,要推进改革持续稳定地深入进行,需要更周密的决策和更多的智慧。客观上要求我们的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加科学和缜密。
第三,“伪改革”的出现,严重贬损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形象。伪改革,即打着改革旗号,或者以改革的名义,为部门、团体和个人捞好处的“改革”或“改制”行为。伪改革严重侵占、损害社会和人民利益,贬损党和政府威望,破坏改革开放的社会形象,严重打击了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要把伪改革从真正的改革中剔除出去,必须深入研究科学改革观。
第四,权贵资本的孳生和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权贵资本,即资本和行政权力恶性苟合的资本。古今中外,无论在任何国度,权贵资本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毒瘤,应当坚决清除。尽管目前这种资本并非占多数,但它的社会活动能量和资源动员能力很大,影响极其恶劣。它鲸吞国有资产,腐蚀国家权力,严重孳生腐败,盘剥普通劳工,推进收入分配的过度拉大,加剧社会分层和社会矛盾,使得社会产生“仇官”和“仇富”的畸形心理裂变,以至于对社会不满。要反对和清除权贵资本,必须认真研究科学改革观。
第五,认真总结我国改革过程中的不足和失误。改革伊始,我国正确地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取得巨大成就。但改革总不能长期在“摸着石头过河”起点的原始方式中进行下去,而必须从“摸着石头过河”的原生态中走向理性。为此,必须研究科学改革观。
改革攻坚的时空条件已经出现重大变化
邹东涛指出,当今和未来的改革与过去28年相比,固然是宽松多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恐怕又要复杂得多、严峻得多。改革攻坚的时空条件已经出现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也要求我们尽快树立起全面科学的改革观。邹东涛深入认真地分析了我国改革攻坚的时空条件的重大变化———
第一,当前和今后改革攻坚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过程,改革攻坚的对象有两类:一是“旧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新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过渡性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旧体制”虽然逐步减少了,但并未完全根除,而在改革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旧体制”,形成了“旧的旧体制”与“新的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这就要求在今后的改革攻坚中,不断探索对各个阶段不同旧体制改革的途径、方法和举措。
第二,在改革的某些阶段和某些领域,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规律: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另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无论是“改革边际收益递减”,还是“改革边际成本递增”,都会使人们对改革产生消极和“利差”的预期,从而减少参与和支持改革的热情。
第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和在非经济(如生活质量、比较利益、政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当不断攀升的各种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不仅会减少改革热情,而且还会产生严重不满。
第四,以利益竞争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形成全社会的多元市场利益主体,从而形成了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相互之间的全方位利益博弈格局,这种全方位的博弈,甚至波及到政府部门,从而大大增强了改革的难度。
科学改革观的内涵
邹东涛系统地论述了他对“科学改革观”内涵的思考:
他认为,首先,科学改革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改革领域的具体体现。科学改革观与科学发展观同源于以人为本。人民即是改革的持久动力和主体,又是改革成果的最终享受者;坚持全面、协调、渐进、稳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整体配套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科学改革观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飞跃。第一,在改革的广度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要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单项突破,不失时机地飞跃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第二,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方面,要从过去机制转换式的改革,飞跃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第三,在改革的操作方式上,要从过去的政策推进,飞跃到全面的法治规范;第四,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要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上岸来,为改革“造船”、“造桥”,从而飞跃到“划着船过河”和“踩着桥过河”;第五,在改革的理论认识水平上,要不断地从改革的“必然王国”飞跃到改革的“自由王国”。
再次,实行科学改革观,需要在改革的各个方面全面统筹:第一,统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第二,统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三,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第四,统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第五,统筹科学改革和科学发展。
最后,邹东涛还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转变、行政体制改革、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政治文明建设、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各个方面阐述了科学改革观。他指出,实行科学改革观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原出处:中国改革报发表日期:20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