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暨城市房地产调控研究报告 作者王杰甘肃太平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观点提炼 2007年，国内经济增长率仍接近10%，引致性经济增长将加剧通货膨胀。 2007年，过剩产能开始释放，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刚性增强，三季度后，国内经济面临巨大转折。 2007年，为了解决流动性过剩，国家将在继续使用货币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的同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引导国内大中城市流动性输入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增强后者经济发展动性，启动内需，化解人民币增值压力。 2007年起，中国将启动新一轮对外开放经济政策，新经济开放政策将建立在国内小城市小城镇经济圈（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梯级发展基础上，只有新的经济开放政策，巨大的中国市场才是完整的、富有吸引力的。 2007年，国家将在劳动力市场价格体制方面加快改革，提高劳动力价格水平，增强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就业者的劳动收入，消除工资长期粘性对内需不足所造的不利影响。 2007年，国家将对国有垄断行业的工资与福利进行改革与规范，消除垄断行业工资成本螺旋式膨胀，恢复被扭曲的价格运行机制，恢复价格杠杆对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调整功能，增强价格体系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调整作用。 2007年，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将由调整供给转向调控需求，加大加快抑制房地产市场需求的调控力度和节奏，引导房地产市场将理性回归。 ----------------------------------------------------------------------------- 正文 第一章2006年迷雾充满的中国经济 2006年三季度内生产总值增长10.4%，比二季度11.3%的增长速度回落了0.9个百分点，基本回落到一季度10.3%的增长水平。三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2%，比二季度回落7.7个百分点，其中7月、8月、9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7.4%、21.5%和23.6%.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官方认为，国民经济偏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调控的效果正在显现。 对于以上经济数据是否值得乐观，抑或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否真的显效，国内经济学者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本轮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已到，国内宏观经济已开始软着陆，国内经济增长将在2007年放缓；也有学者认为，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2006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不明显，国内经济在20007年仍存在反弹的条件，投资仍将居高不下，2007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并无放缓迹象；也有学者认为，2007年在国际经济增长放缓情势下，中国经济将面临通缩风险。 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经济增长是否放缓或者面临通缩，仅凭2006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是难以判断的，因为，第三季度经济数据的变化既有经济自身运行内生变量的反映，也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经济改革政策等外生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两种内外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交互融合，较难区分。 进入第四季度，国内相关经济数据进一步表明，国内经济整体形势并不如第三季度表明的那样乐观，投资与出口的增长并未出现大幅放缓，房价上涨一如既往，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严峻。 从经济数据层面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性仍然充足。 事实真得如此吗？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在2007年，充满迷雾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未来，什么样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更有利于提升国内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有利于规避未来的经济风险，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将成为最为重要的决策，因为宏观经济的稳定直接关涉着后续改革的深化环境。 第二章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检讨 2006年，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最为密集、也最为具有刚性力度的一年，但是：一、为什么具有刚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仍一如既往地鲜有绩效呢，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政策难以产生“落地效应”；二、是什么因素使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迟迟未能显现出其经济衰老的症状，相反地却表现出增长的强劲动性，并诱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创新攀升；三、潜藏在2006年经济增长引擎背后的这些因素将在2007年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一切影响未来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问题，经济学界不能不进行审慎的考察。 一、是什么因素导致具有刚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难以产生落地效应。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2006年《行政扩权加深国内经济危机》一文中作了全面的论证。在该文中，笔者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两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1、经济体制方面，在<宏观经济调控的软肋>一节中笔者指出“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受国家财政需求意识形态影响，如果存在稀缺资源产权的部分或全部为国家所垄断，那么市场价格机制则无法引导资源实现自由配置，国家参与竞争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垄断行为将成为破坏市场价格机制自发形成并成为导致市场价格机制被扭曲的根本原因”，“在现有体制下，一方面财政需求依赖于国家对于资源稀缺的垄断，另一方面，国家调整经济所供给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又有赖财政需求的满足程度。国家对财政需求的这种特有偏好诉求决定了国家与市场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循环矛盾：如果国家要校正扭曲的市场，必须先要校正扭曲的自身需求，如果先校正扭曲的自身需求，国家要校正扭曲市场的政策供给则缺乏充分的来源，也就是说，国家只有通过扭曲市场才能校正自身的需求，这一矛盾的存在导致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必然无效。” 2、政治体制方面，在<政治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调控>一节中笔者指出：“受现行政治制度的安排，中央对于下级的节制是通过人事安排实现的，每年的中央以下人事调整，仅对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首长轮调调整，但首长以下官员的轮调调整则鲜有。在这种节制方式下，上级相对于被节制的下级而言是一个流动的政治群体，其在任决策受任期限制而缺乏稳定，被节制的下级相对于上级而言则是一个稳定的非流动政治群体，在各级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决策权，这样，在决策权的对接配置与执行传递程序上，两个不同属性的政治群体必然产生决策权位差，引致决策权倒置，是被节制的下级制定本土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决策，而非相反。如此，在执政党中央与中央政府对下级党委与政府的节制约束力度随着管理层次的下行递延而呈衰减态势的境况下，执政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制定的改革政令执行力将缺乏稳定的有效贯彻路径。当中央政策与地方利益相互发生冲突时，中央政策的落实显然缺乏有效体制保障，地方决策被优先执行。2004年以来，在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过程中，所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现象，其本质不过是国内现行政治体制弊端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突显而已。” 此外，现行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存在缺陷：自2004年以来，年度宏观调控政策中期密度出台，年末观察绩效，然后在次年“两会”后再制定、出台新的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在当期产生调控效应。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存在明显的跨年度“时滞”周期，过长的时滞周期造成政策调控绩效前后不能有效接应，过慢的调控节奏造成新旧政策的相互弱化抵消，导致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产生不间断的调控效应。 纵观2006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无论从政策密度，还是从政策本身含有的力度，都应当是产生调控绩效的，但是，由于在以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两方面问题的存在，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存在缺陷，政策调控绩效并未能够彰显在经济生活中，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未能够产生“落地效应”。 二、是什么因素使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动性。 2005年末期，尽管国内经济增长率高达10%以上，但国内钢铁、电解铝、汽车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纺织等行业也潜在着产能过剩问题。由于供大于求，一些行业产品价格大幅回落，有的已经跌破成本；企业效益大幅下滑，亏损企业增加，正是基于以上复合经济因素，国内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本轮经济增长高峰已过，国内经济增长面临衰减危局。然而，在2006年全年，国内经济增长却动性充足，这一历史现实使得经济学家的判断令国人大跌眼镜。 难道是经济学家误判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笔者给出的结论是，经济学家的判断并没有错：尽管2006年国内经济增长仍高达10%以上，经济数据似乎表明国内经济处于高增长低通胀优质时期，但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并未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低通胀也未能催动消费内需的增长，相反地，在投资与出口双增的情况下，内需被变相“挤压”，经济结构进一步趋于失衡。2006年国内经济的增长不过是虚假经济繁荣的延续，属于“无效”增长，因为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巨大的外汇储备和日益增大的国际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仅是是国民福利的巨大流失，而且也极大地“挤压、限制”了中国对失衡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空间。笔者认为，2006年国内经济的高增长与其说是经济增长，毋宁说是经济的衰退更为准确，因为无效增长本身蕴含了经济衰退的有效构成要素----外需对内需的“代偿”表明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国内供求结构已经完全失衡，国内经济对国际经济的过度依赖反证出了国内经济不可逆转的潜在衰退态势。 既然如此，那么该如何来解释在2006年中国经济竟会出现异乎寻常的高位增长呢。 1、价格体制改革引致产能过剩危机被掩盖。在2005年《高增长率下的经济危机》一文中笔者指出，在高经济增长的背后，影响中国经济出现市场危机的“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是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个错位运行的经济运行循环圈，在上中游经济循环圈内，需求与投资正在加速增长，在下游经济循环圈内，在上中游投资需求带动下的下游投资增长与消费需求的萎缩错位正在加大，企业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正在逐步声明：中国经济的危险——产能过剩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二律背反”的运动趋势，一方面投资需求惯性的正在拼命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有效需求的退缩正在反向牵引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投资需求的高位增长正在与日趋衰微的消费需求发生错位，当投资惯性达到最高峰值时，过剩的产能将激发需求不足所产生的市场危机。”2005年后期，国内产能过剩态势严峻，经济面连衰退的危险，但进入2006年，产能过剩危机却被国家的能源价格体制改革政策有效的掩盖了：2006年上半年，为了缓解经济高位增长过程中能源紧张，国家调整了能源产品价格。伴随着能源价格的调整，国内上游产品价格的上调不仅给上游产业带来了巨大盈利空间，而且也给中游产业带了了巨大盈利空间，因为2002年以来各行业投资所需的生产原料以及中间产品需求正处于高峰。在中上游产业投资与投资需求的带动下，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被进一步拉动，中国经济才出现了2006年高增长的奇迹。与此相反地是，在2006年上中游行业的扩张并未下游产业带来更大的增长空间，受内需增长不足影响，2004年以来中国终端消费品价格在产能过剩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下游经济圈产品的过剩一如既往，因此，2006年的低通胀只不过是内需不足的直接表现而已。在2006年，高投资只能导致高出口，外需完全代偿了内需，国内经济陷入了被动性增长空间。 2、金融市场改革滞后，利率、汇率市场化不到位导致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进而刺激投资的不断增长，在2006年，央行在选择货币价格手段、货币数量工具对国内宏观经济进行微调的政策时，市场对央行政策的反应并不灵敏，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失灵的：1、在管制利率政策下，国内过低的货币价格不断催动固定资产投资，2、过剩产品无法为国内市场消化引致出口持续增加，进而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在廉价货币----投资---出口---更低廉价货币—更多投资---更多出口的货币市场与产品市场恶性配置过程中，国内货币资金价格被不断地压低，投资赢利的预期空间被不断拓展，投资的动性被不断放大。 3、国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助长了需求的弹性。2006年，在投资惯性的催动下，伴随着国内货币价格被不断创低，国内投资需求被过度放大。投资需求过度，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抑制需求，而不是压制供给，但为了防止产能过剩对经济稳定运行造成冲击，2006年，国家密集的宏观经济政策偏重于压制供给，从房地产“国六条”到九部委新政，从项目建设银根紧缩到新增建设项目用地土地供给的改革，诸多控制“银根”和“地根”的行政管理手段在更大程度上是调控了市场的供给，致使市场短期内供求失衡，需求预期被放大。对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这一导向，2006年房地产市场反应最为敏锐，也最为典型：由于控制土地供给的政策力度大 于抑制需求的金融税收政策力度，导致控制供给的政策绩效完全抵消了抑制需求政策的绩效，需求预期弹性增强，因此，在2006年末期，土地“闸门”导致房价进一步飙升，而不是相反。 三、潜藏在2006年经济增长引擎背后的诸多因素2007年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2005年末，笔者在《2006年宏观经济政策暨城市房地产调控预测综述》<价格体制转变的渐进性>一章中就指出“在现有价格机制失灵经济形势下，后续价格体制改革一定要保持适当的缓冲期(通讯、医疗、教育除外)，因为，过快的价格体制改革非但不能够起到改善市场自发调节机能的作用，相反地，在经济增长惯性的驱动下，能源等领域过快的市场化价格改革，将导致新一轮的成本型经济通胀。”然而，这一重要结论却国内决策者被忽视了。2006年四季度，能源价格体制改革所导致的通胀态势经过半年的隐性发酵终于在年末现形了。 2007年，潜藏在2006年经济增长引擎背后的诸多因素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1、由于国内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到位，既有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仅在2006年后期难以产生落地效应，而且将在2007年将继续成为推动国内投资增长的政治因素。在政治体制改革到位前，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冲突将会伴随着后续国内行政体制改革而加剧，地方政府乃至整个地方政权将对与中央政府为贯彻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而实施的经济集权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抵触效应。 2、在能源价格体制改革目标既定的情况下，2007年，国内能源价格的国际化接轨将会进一步推动能源产品价格的上涨，国内投资需求在短期内无法被改变，投资的增长仍将处于高位，响应投资增长的对外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再次膨胀，在价格传导效应的推动下，2007年的国内经济增长将无可避免地带来通货膨胀。 3、2007年，伴随着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外资银行的加入导致金融业竞争加剧，国内融资环境进一步宽松，央行货币政策面临严峻考验：货币政策的灵敏性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被进一步降低，货币政策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微调的货币政策难以单独发挥调控效用。 4、2006年压制供给的宏观调控政策所产生的逆向拉动投资需求的效应将开始释放，2007年上半年投资将出现反弹性增长。在2007年的经济反弹过程中，房地产投资将成为拉动投资的核心动力，因为2006年中期九部委新政对房地产投资与供给的规划要求推迟了2006年当期投资的时段（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2006年后期信贷货币的需求，导致央行误认为货币政策显效），但随着新政强制规划变更任务在2006年末的完成，2006年被迟滞的房地产投资将在2007年上半年加速反映出来。在房地产投资的带动下，上中游产业的投资增长仍将不可避免。
5、2006年中国股改政策复活了中国股市，伴随着银行业的上市，伴随着其他行业新股发行，2007年充足的银行资金与繁荣的资本市场资金将与新开工项目投资有机结合，国内投资在将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资金的支持下卷土重来。 以上各个层面分析说明，2007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弹局面，但与2006年经济增长反弹有所区别的是，2006年的经济增长是2005年经济增长惯性的继续，是国内外生产要素多年来聚合生成的增长，属于“内生性增长”，而2007年经济反弹性增长则属于“外生性增长”，是价格体制改革政策、金融业改革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为主导调整下的“引致性”经济增长，是总供给被压缩后的反弹性增长。2007年，经济高增长下的低通胀经济局面将不复存在，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决择，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刚性需要进一步增强。 第三章2007年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与预警 2007年上半年，在“引致性”经济增长动力的牵引下，国内投资面临全面的反弹，总供给的刚性进一步被加大，2002年以来投入的新增产能将开始释放，在内需不振、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经济环境下，预计在第三季度后，在经过上半年的经济急剧增长之后，被经济增长长期掩盖的产能过剩将逐步被还原出来，引致经济增长的动性将会被本轮经济增长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能逐步抵消，经济将整体出现回归通缩的趋势。 对于以上判断，以下经济数据会给予充分的答案：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2006年，这一态势并未改观，消费需求的持续走低和投资的持续增长最终将会引发产能过剩问题的凸现，因此，在2007年末期，国内经济发生转折也就难以避免。 从2007年经济动态的过程来看，全年度经济总体将呈现出向扬后降的大起大落的态势，并且投资大起的幅度在整个年份中要大于回落的幅度，时间上相对也要持久的多。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水、电、燃气等能源价格改革政策将引致物价上升，在投资牵动下通胀压力会剧增，然而引致的经济问题并不尽限于此，在国内国际资金流动性过剩泛滥的经济环境下，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不仅仅是通胀压力，而且带来的更多问题是波澜起伏的过度市场投机。市场投机将在2007年不仅会存在于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而且会存在于所有投机的机会领域。2006年底，国内粮油价格的突发性异常扬动仅仅是投机市场泛滥扩张的表象化浮现而已。 在剖析2007年通胀问题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自然因素可能会引致国内消费价格指数发生巨大异变，加剧国内通胀压力。2002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过度增长，自然环境所承受的破坏性压力已导致气候异常，2006年底，国内气候将经历一个暖冬的过程，而这一暖冬的自然天象表明自然环境的变异将在2007年对国内工农业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因此，在2007年，中国将可能经历一个自然灾害的年份，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将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强度，甚至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2007年，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过程中，要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警预防工作。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一旦因自然灾害加剧国内通货膨胀，过度的通货膨胀虽然会在短期内强化内需，但通胀也会引发投机过度泛滥，加剧市场失衡，扰乱国内金融秩序，摧毁市场机制运行基础，进而引发改革政治环境的变异，对于这一问题，执政党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2007年整体的经济发展态势上来看，通胀是经济运行的必然，全年经济增长仍然会接近于9.5%以上，其中前三季度前可能会接近10%，或者超过10%。 2007年，在国内经济前升后降的过程中，产能过剩问题不可忽视，对于产能消化的问题将直接关涉到经济能否稳态运行。在2007年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政策既要防止过度的通货膨胀，同时也要兼顾到隐藏在通胀背后的通缩问题，因为后者是前者长期演化过程中达到一定程度时逆转的必然结果。由于国内反弹性经济增长并非经济自身运行的必然，是一系列政策引致的增长，因此，当引致增长的因素被过剩性产能因素完全抵消时，经济逆向增长的弹性可能会在短期内显示出来。 第四章内需问题金融论 在2006年《2006年宏观经济政策暨城市房地产调控预测综述》一文中，笔者指出：“本轮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城市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上的，产能过剩也是城市经济的过剩，而城市经济的过剩则是由于农村经济不能有效构成城市经济补充需求造成的”。在2006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过程中，宏观调控经济仍着重于城市经济，对于国内小城市城镇（县域经济圈）以及农村经济调控力度不足，导致内需继续徘徊于低位状态，内需对于经济的拉动和对产能过剩的消化明显继续弱化，进而加剧了产能过剩的态势。 2004年以来，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彰显，过高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在不断地创造着廉价的货币资金，成为不断强化投资的动力。然而，源源不断的过剩资金却完全拥挤在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载体上，拥挤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广大的县域经济以及农村，廉价的货币资金却少的可怜，有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底，东部的金融资源占整个中部资源的接近６０％，而中部、西部加上东北三个地区的金融资源总量还不到５０％；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金融资源占８０％以上，而农村的金融资源不到２０％。在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的情况下，无论国内货币政策采取什么样的目标手段，都不会对内需产生较为强效的调控作用，因为占有人口70%的民众生活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内，在缺乏金融资源支持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是无法推动以上两个经济圈内经济增长的，因而也就谈不上内需的振兴。 国家应当看到，仅仅依靠减税、减费和建立农村公共保障体系是不够的，无论国家在转移支付方面付出多少，财力总是有限的，其效应也仅限于缓解农村经济人口生存的贫困压力，并不会转化为提升农村生产力的根本手段。要提高农村经济圈的生产效率，提升农村经济增长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为农村输入资金、技术和管理，同时，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就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就是在《2006年宏观经济政策暨城市房地产调控预测综述》一文中笔者提出的“发展农村经济，首先要提升国内小城市、城镇的经济活力。提升国内小城市城镇（县域经济圈）的经济活力，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才能够有潜在的基础。” 国内流动性过剩是因为国80%金融资源集合在国内大中城市经济圈内，2007年，如果国家能够将过剩的资金通过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疏导，将资金疏导分流到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内，那么，不仅大中城市资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且国内经济结构也会相应趋于平衡，在城乡二元化结构得到改善的过程中，不仅内需会逐步增强，同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会同步增强。 如果说过去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建立在沿海大中城市和内陆大中城市梯级发展基础上的话，2007年起，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则应当建立在国内小城市小城镇经济圈（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梯级发展基础上。如果没有后者经济区域内的经济改革开放，前者的改革开放将会慢慢失去深化的基础，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的加深不仅不会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反地将进一步加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激化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共享改革成果的愿望也将失去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城市经济的飞跃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制定实施了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最为广阔、最具活力的市场。在国际资本看好国内巨大市场的背景下，如何在更大程度上扩大国内市场潜力，如何在国内大中城市经济圈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尽快发展繁荣小城市小城镇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将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深化的又一次新起点。唯有在后续改革与开放的过程中小城市小城镇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获得充分的发展，中国的市场才是完整的、富有吸引力的。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全面开放改革的中国，看到一个真正崛起的中国，一个世界的经济强国。 第五章2007年宏观经济政策概述 通过前面各章的分析，2007年，国家经济政策应在2006年经济改革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基础上的基础上加以改善： 一、继续加强对大中城市经济圈内宏观经济对冲调控政策的力度，进一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避免引致性经济增长强化产能过剩态势，引导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变。 二、在现有财政支农的基础上，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制定相关金融政策，疏导大中城市流动性过剩，通过财政补贴等积极性财政政策，引导分流过剩资金进入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增强县域经济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就近转化，提高农业技术含量，推动农村经济集约化发展，启动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发展模式。 三、通过建立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提升劳动力价格水平，有效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劳动收入，增强内需，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四、加快垄断行业工资福利待遇改革，消除垄断行业因工资成本螺旋式增长而引致的成本型通胀，恢复被扭曲的价格运行机制。 五、建立投机市场预警机制，防止市场投机泛滥，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消除过度投机引发金融危机的隐患。 第六章2007年国家经济政策分述 一、加强对大中城市经济圈内宏观经济的对冲调控政策力度，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006年，为了改善国内产业结构，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经济改革政策，并相应紧缩了“地根”和“银根”，但是，这些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所产生的调控效应仅限于控制投资过热，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并未起到应有的调整绩效。虽然国家也制定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政策（诸如<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但由于政策面较窄，缺乏高强度财政政策的支持，在资金流动性过度的经济环境下，这些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明显缺乏足够的强度和广度。 笔者认为，为了抑制产能过剩，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007年，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置效率，对于产能过剩、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含量的粗放型增长产业，在制定刚性产业政策予以限制调整的同时，应继续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通过不断提高货币资本使用成本（加息）及提高税收等调节政策予以调控。而对于符合产业增长方式的产业国家应当制定更加广泛、更为有效的产业政策予以鼓励，通过高强度的税收折抵、财政贴息、固定资产投资提前折旧等经济政策予以充分支持，以抵消廉价国内货币价格所产生的对冲，从而提高各产业、各行业、各企业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性，引导全社会投资理念的转变。 通过刚性产业政策和高强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对冲与协调调控，2007年，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将会有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将为2008年以后国内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增添新的发展内涵。 二、疏导大中城市流动性过剩，增强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经济活力。 1998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与国内经济增长动性的增强，随着市场化金融体制的改革，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内金融产业分布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金融资源逐步向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集中，国内金融资源的绝对数量集中在了大中城市经济圈内，在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内，金融资源逐年趋于匮乏，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除了国家有限的财政支援外，完全走向了自给自足的发展道路，在金融资源两极化态势下，国内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日趋强化，文明与衰退的差距愈加明显，迫于生存生计压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不得已背井离乡大量涌入大中城市以打工为生——这一悲壮的经济景观却被国内的经济学家狭隘、偏执地理解为农村劳动力过剩。 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国内大中城市其后果必然是导致城市劳动力价格人为压低，大中城市居民就业与收入压力增强。如果任有这种态势长期发展下去，其后果不仅会增大城市人居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增加城市管理支出，而且也会导致城市就业者与农村进城务工者之间的敌视对立，进而引致大中城市地方政府制定歧视性城市就业政策，人为激化城乡社会矛盾。 为了避免以上经济现象的恶化加重，均衡城乡经济同步增长，2007年，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力度： 1、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制定相关金融改革政策，强力推动在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内的金融资源配置，改善国有和非国有金融网点布局，大力引导大中城市过剩的金融资金输入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增强其生产、经营、消费领域的融资活力，以带动大中城市过剩投资资本和相应的管理与技术资源流向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增强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活力，促动内需，进而实现疏导大中城市流动性过剩，为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起到间接调控效用。 2、为了配合金融资源在县域经济圈的有效配置，引导大中城市过剩投资资本和相应的管理技术资源流向县域经济圈，国家应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加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加强大中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县域经济圈内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繁荣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圈辐，增强其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在缓解大中城市经济圈就业压力的同时，带动农村经济进行产业升级。 3、在农村经济圈内，国家应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制度，在当前财政支农补贴的政策基础上，增强国家财政政策扶持农业产业升级的力度，制定与农村金融改革政策相适应的税收折抵、财政贴息、固定资产投资提前折旧等积极财政政策，鼓励国内民间资本与国际资本参与农业经济建设，推动农业生产集约化转变，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城乡资源配置效率，启动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发展模式，有效推动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践与发展。 在以上政策实施过程中，为了避免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县域经济圈与农村经济圈引入金融资金的金融改革政策产生抵消性影响，防止金融资金“倒灌回流”大中城市经济圈，国家应通过多种财政政策补贴途径加强金融资金在县域经济圈与农村经济圈之间的流动，国家既可以采取财政补贴金融机构盈利的模式，也可以采取补贴借款融资人以降低融资成本的模式，或者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模式。如果没有财政政策的搭配使用，没有足够财政支付的支持，无论国家出台什么样的金融改革政策，县域经济和农村经济的金融建设将会虚化而行，分流大中城市流动性过剩的经济决策也成为梦想：金融资本的盈利目标决定了金融资本的扩张程度，没有国内发达地区与国外资金的投资，仅仅依靠当地本土有限的经济建设资源，再高的利率也不会引致大中城市过剩金融资金的分流。 在“十一五”期间，如果以上经济政策能够顺利实现，国内城乡经济的均衡性发展将有机会逐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县域经济圈与农村经济圈的繁荣，国内将会产生巨大的内需力量，中国经济将从投资拉动型转型为消费拉动型经济大国，并且，在下一个五年规划时期，中国经济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三、建立劳动力市场价格调整体制，提高劳动力价格水平，增强内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劳动力低廉，国民收入不均衡，贫富分化，内需不足等等，这些经常见诸报端的经济概念，是2004年以来国内经济学家以及政府关注的焦点，分配改革问题成为了推动内需增长的关键因素，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税收对收入的调整等等一系列正在实施或者已在实施的改革政策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着国内分配现状。在这些改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当看到，和90年代初调整内需是经济环境相比较，现在的经济环境要复杂得多。在九十年代的内需调整过程中，国有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国退民进”国企改革进程的加快，非国有经济成份已占有绝对的比例，在九十年代初期通过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工资制度调整启动内需的主导调整方式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基础，究其主要原因，市场化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初次分配已完全取决于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和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相应的劳动力对价谈判制度，并非取决于政府的行政调整行为，因此，尽管国家通过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以及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一定的启动内需的作用，但毕竟是十分有限的，也是微弱的。 在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的总供求关系，取决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价格调整机制，而不是其他。如果国家采取非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调整方式，其后果势必导致劳动力价格过度扭曲，引致经济生活主体失去活力，造成经济运行大起大落。 近年来，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加快了，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价格市场化制度改革却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计划经济薪酬制度被打破后，适应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市场调整机制却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导致劳动力价格完全取决于市场放任供求关系，完全取决于需方的成本管理需求，在市场化竞争日趋加剧且面临产能过剩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了完成资本积累，或者为了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或者为了压缩生产成本实现规模化扩张效益，劳动力价格在劳动力供给过度的中国被人为地压低了。劳动力价格过度压低，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相应的国内内需也就削弱了。在产能过剩的经济环境下，从长期来看，如果国内劳动力价格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工资粘性的刚性就会被强化，而工资粘性的长期化相应的就会导致内需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剪刀差，剪刀差越大，内需越小，贫富分化就会越大，当剪刀差达到一定峰值后，经济增长就会失去活力，经济衰退就会随之而来，如果贫富分化趋于极度，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将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也将会尾遂而来。 自2000年本轮经济增长复兴以来，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由于国内劳动力市场价格调整机制滞后于经济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工资粘性刚性逐步增强，尽管国内经济经过了六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国内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方式却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转变，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工资制度和福利制度改革却远远落后于国有垄断行业，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在低廉劳动力的背后，国内消费能力逐年弱化，在高房价、高医疗费、高教育费的催化下，产能过剩也就不可避免了。 要改变内需不足的经济窘境，除了大力提升县域经济圈与农村经济圈的经济增长、就近在县域经济圈与农村经济圈吸收农村劳动力、消除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外，国家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国内劳动力市场价格调整体制，提高劳动力对价，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增强社会消费总能力，以利于改善国内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价格市场体制，国家应当对现有放任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予以规范和完善，具体来讲： 1、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完善国内最低生活水平动态监测体系，根据经济动态增长水平和国内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需要不断提高国内最低工资保障水平。 2、建立和完善国内劳动力价格谈判机制，加快工会组织社会化改革，完善工会市场化职能，加强工会组织协助就业者集体“维权维薪”的集体定价意识，促进劳动力对价谈判的能力，消除长期工资粘性对经济稳定运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3、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现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制定更具刚性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价格市场运行机制提供法治保障基础。 4、加强和完善动态劳动监察执法体系，保障国家劳工法律制度能够落到实处。 四、规范垄断行业工资福利待遇，消除垄断成本膨胀，恢复被扭曲的价格运行机制。 近年来，伴随着国退民进市场化产权改革的加快，国有资本逐步集中于稀缺资源领域，并在这些领域逐步形成了垄断经济组织形态，其经营模式尽管在形式上或多或少采取了市场化管理形式，但企业的组织与管理资源在本质上却并未实现市场化，相反地，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的工资福利制度却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被逐步强化了，国有垄断行业成为了改革过程中受益的巨大利益集团，和国内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劳动力价格被压低相反，其日益增长的隐性福利和显性工资成螺旋式上升，导致国内稀缺资源的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引致国内能源等领域的价格不断抬升，致使国内市场价格体系被扭曲，引发国内成本型通胀，造成经济运行缺乏稳定基础，经济秩序紊乱。 由于其分配方式有别于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方配方式，国内经济的垄断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均衡分配，一方面垄断经营行业享受着过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另一方面高福利和高工资所造成的亏损确有全民来承担，减少了非垄断行业就业者与全社会的福利。 在2007年，国家除了对垄断行业收益进行分红进行转移支付外，应当加快稀缺资源垄断行业的显性工资和隐性福利待遇（集资建房（包括集资购房）补贴、隐性化奖金分配或其他隐性福利等）的改革与规范，消除垄断行业因工资成本螺旋式增长而引致的成本行通胀，恢复被扭曲的价格运行机制，促进资源的市场化合理配置，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膨胀基础，增强社会和谐发展背景，稳定国民经济运行秩序，保障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发挥调控绩效。 五、建立投机市场预警机制，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消除过度投机引发金融危机的隐患。 2007年，伴随着国内投资反弹，伴随着能源价格体制改革与金融业的开放，国内通胀压力将逐步增强，在流动性过剩未能有效疏导化解前，国内市场投机不仅在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领域会进一步增强，而且会逐步泛滥在经济活跃的各个领域。随着投机的过度泛滥，市场秩序可能被搅乱，进而引致人民币币值异常波动，引发金融危机。 为了遏制投机市场异常波动，国家除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分流化解大中城市经济圈内过剩资金外，国家还应当建立有效的投机市场预警机制，建立动态的市场监测体系，预防市场投机过度泛滥。对存在投机经济活动的市场领域加强规范化管理，充分运用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调整市场动态平衡，防止过度投机引发金融危机。 综前所述：在2007年，国家应当充分运用加息工具手段不断提高货币资金使用成本，抑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在制定严格的产业准入政策刚性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通过逐步增税的方式对低水平、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予以限制，加速其生产能力的淘汰速度，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充分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提高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手段减少流动性的同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套对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疏导国内金融机构过剩流动资金输入县域经济圈和农村经济圈，增强县域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动性，增强内需，加快城乡经济结构的融合，缓解国内大中城市流动性过剩，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稳定国内金融秩序；通过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价格体制，消除劳动工资长期粘性，增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强度，均衡财富分配方式，在促进非国有收入分配方式转变的同时，进一步加快国有垄断行业工资福利制度改革，消除垄断行业工资成本螺旋式膨胀给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校正被扭曲的市场价格机制，恢复价格杠杆对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调整功能，增强价格体系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调整作用。2007年，在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建立有效的市场预警机制，充分运用各种经济管理手段整顿国内市场经济秩序，有效抑制市场投机，防止市场投机过度泛滥，为2008年“奥运会”之后国内经济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七章2007年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 2006年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最为严厉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但在最为严厉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调整下，房地产市场坚挺依然，房价一路飘红。 2006年，在“国六条”之后，尽管国家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土地政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调控，并在执行政策方面采取了经济集权的模式，但是，由于“银根”和“地根”的双重紧缩以及“九部委新政”在市场供给结构调整规划方面的刚性要求，国家在房地产市场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在更多层面上表现为调控供给，而非调控需求，市场房地产市场总供给预期被缩小了，而总需求却被相应地变相放大了。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时滞”过程中，由于控制土地供给政策的力度大于抑制需求金融税收政策的力度，控制供给的政策绩效完全抵消了抑制投资投机需求政策的绩效，市场需求出现了扩大化倾向，2006年末期，紧随着房地产新政的实施而来的不是房价应声而落，而是房价的进一步反弹。房价的反弹，又为流动性过剩推动市场投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用，因此，在2007年上半年，房价的增长将仍将不可避免。 2007年，房地产市场调控面临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改善市场供应结构，国家需要大力增强中低端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廉租房的供应总量，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高房价下过高空置率引发市场危机，却不得不继续增强对市场供给的调控。 2007年，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导调控方向将发生重要转变：调控政策的立足点将由调整供给转向调控需求。为了避免宏观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协调所产生的内部抵消效应，国家在继续增量加强调整供给结构的同时，应在更大程度上加强调控需求的调控力度和节奏，在非自住性住房需求方面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供应力度，对于房地产投资与投机需求进行进一步的深度调控，通过压制不断膨胀的投资投机需求反向调节市场供给总量，以促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趋向平衡，消除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引导房价理性回归： 一、国家应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增大反腐败强度，疏通中央政府政策贯彻路径，增强政策执行力度，强化“国六条”与后续调控政策的落地效应。 二、在2006年紧缩“地根”的基础上、加强土地供应宏观管理，加快国家土地供给政策规范化，以法治方式规范地方政府土地经营行为，消除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减少城市房地产开发的非法寻租行为，降低隐性开发项目费用，通过规范政府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为房地产市场的理性回归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三、改善宏观现有宏观调控模式，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的力度和节奏。2007年国家应改变年度宏观调控政策中期密度出台，年末观察绩效，在次年“两会”后再出台补充政策的调控模式，应根据经济运行“情势变迁”的原则，及时根据市场变化出台补充调控政策，缩短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时滞”时间，增强宏观调控的当期效应。 四、加强房地产市场结构调控政策，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在继续加大中低端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廉租房的供应总量的同时，建立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的销售与管理动态监察检查机制，防止国家住房保障制度发生虚化变异，避免民众对住房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产生不满情绪。 五、在非自住性住房（包括中低价位中小户型商品住房，这类房屋虽然总价款较低，但单位价格并不低于市场，对市场价格理性化的影响力具有主导性）需求方面，继续增加消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供应，降低需求总量，对于房地产投资与投机需求进行深度调控，严控投资与投机信贷资金（自住性房屋置换除外）供给，减少市场投资与投机数量，疏导流动性过剩在房地产领域的流量，稳定市场价格，引导房价理性回归，进而达到抑制房地产投资的调控效用，有效控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 六、对于高档住房（从住房建筑面积与销售价格两方面根据地区经济差异由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制定认定标准）与别墅，在完善财税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国家将通过区别使用消费税、不动产税<物业税>、遗产税等税收政策予以调控。通过税收调控，达到以下调控效用：1、遏制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开发与投资；2、改善国民收入再分配，增强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和谐。 2007年，不仅是国内经济整体转折的一年，而且，经过国家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也将是房地产市场理性转折的一年。通过加强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的管理与调控，国家将逐步挤出房地产市场领域的价格泡沫，稳定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引导房地产开发与房地产投资市场良性发展，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动态平衡，增进内需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积极效用。 2006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