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9月27日发表论文最终定稿，题为《在法治条件下创建一个自由的世界——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摘要如下：）
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是一项为期3年的两党共同计划，以便为美国制订一项可持续的和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在项目的荣誉主席乔治·舒尔茨和安东尼·雷克的指导下，普林斯顿项目汇聚了来自政府、学术界、工商界和非盈利部门的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主要思想家，以分析重要的问题和制订创新性的对策，以应付一系列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
致谢
普林斯顿项目的目的是撰写一篇集体的实验性文章，共同进行我们这个高度专业化和瞬息万变的世界上没有人可望单独进行的工作。大概就连像乔治·凯南这样能干的人也无法解决今天制订成功的国家安全战略所必需解决的范围广泛的问题。虽然最终的报告是我们所主笔，因此我们对报告的观点和任何弊病都承担完全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思维受到了主要决策者、学者和私营部门专业人员所做出的一项巨大的集体努力的影响。他们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和新的问题方面具有范围广泛的专门知识。
两年来有将近400位个人把自己的时间和才华贡献给了普林斯顿项目。对此我们很感激。项目的参与者们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汇聚一堂，举行了会议、研讨会、圆桌讨论和工作组会议。我们很高兴和自豪地表彰主办或者联合赞助了这些活动的各个机构与学府。
概述
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美国必须不是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甚至911事件的视角来评估世界，而是需要认识到，我们的世界缺乏像反法西斯主义或者反共这样的一项统一的对外政策组织原则。我们面临着许多现存的危险、种种长期的挑战和无数的机遇。本报告勾勒出不仅适合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而且适合于我们想要创建的世界的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目标：美国战略的基本目标必须是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个总目标应当包括三项比较具体的目标：1）建设安全的本土，包括防范针对我国人民和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防范致命的流行病；2）建设健康的全球经济，这对于我们自己的繁荣与安全至关重要；3）创建良好的国际环境，其基础是各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自由民主的传播。
准则：为了在21世纪实现这些目标，美国的战略必须满足6项基本准则。它需要：1）是多方面的，行动起来就像一把瑞士军刀，能够即刻采用不同的工具应付不同的情况；2）一体化，把硬实力——胁迫的实力——与软实力——吸引的实力——相结合；3）以利益而不是以威胁为依据，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建立与别国之间的合作框架，而不是坚持要求它们接受我们有关共同威胁重点的安排；4）以希望而不是以恐惧为基础，提出有关世界的积极的憧憬，运用我们的实力，在与别国合作的情况下推进这一憧憬的实现；5）做出从里到外的努力，加强其它国家政府的国内能力、诚信与问责性，以此作为国际秩序与能力的基础；6）适应于信息时代，使我们能够在信息迅速传播的世界上采取迅速和灵活的行动。在这个世界上，行为主体在获得信息之后即刻做出反应，专业化的小组织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了一项明确的目的组建起来——无论是做成一笔交易、调整公司的结构还是策划和实施异常恐怖主义袭击。
在法治条件下创建自由的世界
美国必须力主、谋求和确保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世界。我们的国父们知道，美国实验的成功取决于秩序与自由恩赐的结合，他们所指的秩序就是法治。在国际上，如果世界各国都实现这种平衡，成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美国人就会更加安全、富裕和健康。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
使各国政府达标：民主是人类为确保长期的个人自由而设计的最佳工具。但是只有在它存在于法治所创建的秩序框架内，它才会如此。我们必须制订一项发达得多的战略，为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度建立进一步的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的范围远远超出简单地举行选举。美国应当帮助和鼓励全世界各国的受到人民拥戴的、具有问责机制的和尊重权利的政府。
为了帮助各国政府达到这一标准，我们必须使它们及其公民以尽可能多的方式与已经达标的政府和社会取得联系，为它们提供激励因素和支持，以便于它们照着做。我们应当建立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网络，并使之制度化，以便为达标的国家和其它国家创建多种渠道，使之能够解决共同的问题，并就确保法治条件下的自由的价值观和实践进行沟通和教育。
建立自由的秩序：美国及其盟国在二战后所创建的并在冷战过程中加以稳步扩展的国际机构体系已经崩溃。每个主要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合、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无数较小的机构都面临着要求进行重大改革的呼声。若论改革这一体系与哪个国家最为利益攸关，则非美国莫属，这恰恰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国力是不可以在单边情况下发挥的，也不可以用于谋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因为这种行动会滋生不满、恐惧和抵制情绪。我们需要让其它国家对我们的全球角色感到放心，并争取它们支持解决共同的问题。
然而很明显，美国再也不能依靠这些冷战遗留下来的机构。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联合国目前不仅陷入危机，而且是各国所需要的机构。它的结构已经过时，它的业绩也捉襟见肘。但它仍然是世界上解决最棘手的国际安全问题的主要论坛。美国必须使全面改革联合国变成一项政治上的重点。必要的改革包括：扩大安理会，以吸收印度、日本、巴西、德国和两个非洲国家成为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废除有关授权针对一场危机采取直接行动的所有安理会决议的否决权；规定联合国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接受“提供保护的责任”，就是承认主权国家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公民，使之免遭“不可避免的灾难”，但却承认，如果他们不愿或者无法这样做，这一责任就必须由国际社会承担。
在推行联合国等重要全球机构的改革的同时，美国还应当与其友邦和盟国合作，以建立一个全球“民主同盟”（ Concert of Democracies）——一个旨在加强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的新的机构。这个同盟将使“民主的和平”制度化并加以认可。如果无法实施联合国改革，这个同盟就会为自由民主国家提供一个替代性的论坛，以通过压倒多数的表决来授权采取集体行动，包括动用武力。同盟的成员资格将是有选择的，但也是自我选择的。各个成员必须承诺不彼此动用或者企图动用武力；承诺定期举行多党的、自由公平的选举；保证给予本国公民可以通过独立的司法机构实施的民权和政治权利；承担提供保护的责任。
美国还必须：通过更新其重大协议和扩展其国际伙伴关系来恢复北约联盟；建立非正式的机构，譬如私人网络和双边关系所组成的“网络化的秩序”；减少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由普遍有利的全球化进程造成的、正在急剧加重的和破坏政治稳定的不平等。
重新考虑武力的作用：就其核心性质而言，自由和法治都必须得到武力的支持。美国不应坚持主张本国至高无上的理论，而是应当努力维持自由民主国家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鼓励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以符合自己的安全利益的方式来发展军事实力。自由民主国家的主导地位对于避免大国之间在安全方面破坏稳定和危险的竞争死灰复燃来说是必要的；这种主导地位还会使我们应付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得到提高。
美国必须拭去威慑力量上的灰尘并加以更新。美国应当宣布——最好是与我们的盟国一起宣布，一旦遇到核恐怖主义行径，我们就会拿核材料或者核武器的来源是问。我们还必须确保，我们针对具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不同的军事与国家安全理论的国家的威慑力量仍然是可信的。我们必须找到突击途径来使核武器材料的供应者不敢将其转让给恐怖分子，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之中转让。
美国应当制订有关针对恐怖分子和极端国家的预防性动武的新的指针。防范性的打击是打击恐怖组织方面的一项必要的工具。但是它们应当与符合严格标准的情报相符，并以情报为依据。针对国家的防范性动武应当是十分罕见的，只用作一切努力失败后的最后举措，并且应当得到一个多边的机构——最好是经过改革的安理会，但也可以是现有的安理会或者另外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机构，譬如联合国——的授权。
主要的威胁和挑战
中东：必须把防止这个文明的摇篮沦为全球冲突的摇篮当作重中之重。中东的任何长期的解决办法都必须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一项全面的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美国应当带头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否则就会在其努力中陷入困境。伴随这种媾和努力的应当是一个稳步的机构建设过程，以建立中东各国之间的一个法治条件下的自由框架。为了与中东各国的激进化作斗争，美国应当尽力与包括原教旨主义者在内的各个伊斯兰教国家和伊斯兰运动合作，只要他们放弃恐怖主义和其它形式的民众暴力活动。
美国必须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以确保伊朗不会开发出核武器能力。然而，我们还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向伊朗做出保证，从而减轻其合理的担忧，譬如消极的安全保证、提供可靠的、用于和平用途的可裂变材料，以及与其地位相当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美国还应当阐明，对伊朗来说，如果其梦想成真，作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它的生活会是十分悲惨的经历。
美国应当向伊拉克人阐明，我们仍然愿意并且准备尽一切努力重建伊拉克，训练和支持一个达标的政府，但是在一场全面内战的背景下，这不会是可持续的。在与伊拉克政府的合作中，美国应当制订一系列基准，从而使美军能够重新在伊拉克境内——在美军能够有助于建立秩序和避免卷入伊拉克内讧的地方——以及伊拉克境外部署。美国还必须与欧盟和俄罗斯合作，以避免伊拉克的冲突外溢到该地区其余国家。这项努力应当包括为该地区各大国提供激励因素，促使其采取负责任的作法，并要求使危机恶化的国家承担所造成的代价。
全球恐怖网络：如果把反恐斗争说成是类似于二战或者冷战的一场战争，会使一个对这两种类比都不配的敌人获得合法地位和尊重。其结果是使我们的敌手得到加强，而不是贬低。给恐怖分子贴上伊斯兰战士的标签也具有类似的效应。恐怖网络是一场具有犯罪核心的全球性叛乱。我们的对策必须采取一场全球性戡乱的形式，即利用一系列工具，尤其是执法、情报和军事上的准确打击工具，譬如特种部队。我们的重点必须是阻止恐怖网络与核武器形成联系，消灭恐怖分子当中的铁杆核心，清除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恐怖网络决定全世界主要大国行动计划的能力是这些网络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千万不要跟着敌人的步调走。在长期里，建设一个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世界将使具体的不满情绪和狂热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扎根和酿成全球性暴力活动。
核武器的扩散和转让：世界即将进入一个充满核危险的新时代。在核大国林立的世界上，生活可能会很不稳定，充满灾难，从一个核国家垮台的风险到在不确定性的汪洋大海中威慑力量的潜在失灵都有。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全球防扩散体系的总崩溃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修改防止核扩散条约（NPT）的第四项条款，允许非核武器国家获得核能，但不是核能力，并采取具体的步骤来履行我们按照第四项条款所作出的减轻自己对核武器依赖的承诺，从而改革和振兴该条约。我们还应当采取强硬的反扩散措施，包括封存所有不安全的核武器和材料、加强扩散安全计划（PSI），以拦截核材料方面的贸易，并制订计划，以便在像巴基斯坦或者朝鲜这样的核武器国家垮台情况下进行有效的干预。
中国的崛起和东亚的秩序：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初划时代的事件之一。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在亚洲的更大范围内，美国应当致力于建立太平洋两岸间的而不是泛亚洲的地区秩序——即美国在其中发挥充分作用的地区秩序。美日联盟应当继续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的基石，但是美国还应当寻求创建一个东亚安全机构，从而使各大国——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汇聚一堂，就地区问题进行持续不断的讨论。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继续加强与亚洲的另外一个新兴大国印度的联系，以一项原则为依据来制订涉及整个地区的政策，即维持除了中国以外的亚洲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应付中国崛起的关键。
一场全球疾病的大流行：具有严重传染性的疾病是对国家安全的头等威胁，尽管它们并不是人类策划的。卫生问题专家们现在就可能会造成几亿人死亡的禽流感疫情爆发的灾难性危险发出警告。实际上，艾滋病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为了应付一场新的全球疫情大爆发的威胁，我们必须增加对公共卫生的系统的投资，为我们的急救人员提供充分的资源和培训，提高应付疫情爆发能力最差的外国政府的能力，创建遇到风险的国家中的激励结构，以确保它们及时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
能源：美国大量消费石油使巨额财富从美国人手中转移到专制政权手中，促成了气候变迁和环境的恶化，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对这些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减少我们对石油的依赖，提供激励措施促成在替代性能源方面的投资。为此目的，美国应当征收一项全国性的汽油税，从每加仑50美分开始，在今后10年里逐年递增20美分。伴随这项措施的应当是更加严格的汽车燃料效率标准。美国还应当领导国际上的努力，以应付气候变迁，寻求京都议定书有关减少排放量的规定和反对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制约措施意见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建设保护性的基础设施：美国必须建设更加牢固的保护性基础设施——在我们的整个社会、政府和更加广泛的世界上——从而有助于防止威胁和在破坏发生时加以限制。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修复中断的通信系统和改革公共教育，以使学生们获得实现我们的国家安全目标所必需的一系列技能。在我们的政府中，我们需要建立“联合的政府”，减少有关威胁的评估的政治色彩，使相关的但却一度遭到忽略的经济和卫生等因素融入到国家安全的决策过程之中，并且向私营部门伸出友谊之手。在更加广泛的世界上，我们必须利用安全官员的网络来遏制即刻的威胁，以免威胁在我国登陆，并且应当考虑界定我们的边境保护范围，使之超越我们实际的物理边境。
序言
911事件5周年之际，世界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存在更大威胁的地方。这些危险是在国际体系中的深刻变迁背景下出现的。
在这个新世界上，美国一直力求为自己确定方向，最初是在119拆除柏林墙之后，后来是在911针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协调一致的恐怖主义袭击之后。这些袭击告诉美国人，我们在本国境内再也不能获得安全。克林顿和小布什行政当局在促进民主的重要性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通过其扩大民主社会（克林顿）和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消灭暴政（布什）的各自战略。但是，提倡民主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此外，它并不能明确地或轻易地转变成应付各种威胁与挑战的一项具体计划。
与此同时，政治家、政府官员、学者和商界领导人在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如何行事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五角大楼宣称，我们已经从“冷战”转移到“长期战争”，就是针对布什总统所说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场几十年之久的斗争。同时，我们的商界领导人则称，我们生活在亚洲世纪之中，中印两国的崛起构成了巨大的经济与政治上的挑战。对外政策领域中的现实主义者们建议采取一项“离岸制衡”战略。他们争论说，美国在海外的安全承诺的巨大范围与规模弊大于利，因而需要大大削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宁愿努力与全球化本身，与其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经济崩溃和日益增加的种种危险断绝关系。
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我们一再落入一个安全陷阱。在其中，美国针对威胁和危险作出的反应加重了我们的困境。我们定期地利用自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来发挥我们的军事威力，蔑视多边机构，尤其是试图单边地改变别国的国内政局，从而引起不良后果，使极端的反美情绪加重，使重要的参与国不愿与我们全面合作，并削弱了我们在全球的权威。其结果破坏了我们的硬实力——胁迫力——摧毁了我们的软实力——吸引力。由于美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感到孤单，我们的威胁观点加重，国内支持采取单边行动来应付这些威胁的力度加大，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换言之，无论我们的战略抱有多么好的意图，它有时都可能包含自我毁灭的种子。
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美国必须不是透过二战、冷战，甚至还有911的视角来评估世界。美国人而是需要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并没有像反法西斯或者反共那样的单一组织原则。我们面临着许多现存的危险、几项长期挑战和无数的机遇。很多事情令人痛切的感到似曾相识——民族冲突、宗教动乱与好战的民族主义——但许多别的东西却具有奇异的新鲜性，包括科技进步和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实际上，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在许多方面，几个地缘政治世界并存，西欧和北美处于21世纪，东亚生活在19世纪，而中东则扎根于17世纪之中。
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所有美国人，为了所有人类，美国都寻求些什么？我们如何界定自己的目标？我们需要采取何种战略，才能在21世纪实现这些目标？在今后几十年里，什么原则将充当我们的砥柱中流？什么政策将指导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必须成为全国性的辩论的议题。本报告试图抛砖引玉。
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
一项有关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应付我们所面临的所有危险——尽管它们形形色色、不断变化和不确定——抓住我们可以抓住的一切机遇，以使我们自己和世界都更加安全。这项战略必须以明确的一系列目标为开端，必须按照将会使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化的一系列准则来制订。它还必须以一系列总的前提和原则为依据，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制订一项前后一致的总方针，同时仍然使个别的政策适应于个别国家、问题和危机的背景。
目标
1948年，乔治·凯南把国家安全界定为“国家谋求在没有外国严重干涉或者干涉威胁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国内生活的持续不断的能力”。我们习惯于认为，国家安全威胁是外国行为主体具有政治动机的行为，但是我们越来越需要把它们看作产生于若干来源，而不仅仅是其它国家。一项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看来很明显：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本报告把这一总目标分解为三项比较具体的目标：安全的本土、健康的全球经济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安全的本土
任何国家安全战略的起点都必须是保护美国，使之免于被外国征服，使我们的人民和基础设施免遭袭击，使我们免遭致命的流行病。
尽管一个敌对的国家不论是通过陆地、海洋或者甚至是空中对美国领土发动常规的军事袭击看来不可想象，发动一场非常规的袭击的可能性却使我国国土陷入了比自从我们的早期历史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大的风险之中。正如我们通过痛苦的经历所知，恐怖分子能够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造成死亡和毁灭。此外，由于传统的威慑概念在对付情愿献身的敌手方面的局限性，所以核恐怖主义的威胁要比任何其它核威胁都严重。我们也无法对一种可能性打折扣，即一个敌视西方的政权可能会开发能力，以便在未来的一场涉及美军的地区冲突中针对美国或者我们的盟国发动毁灭性的报复。
本土的安全超越了针对直接的暴力袭击的基本保护。它还意味着保障我们的经济、公用事业、医疗保健体系和主要的通讯交通手段的安全，使之免遭一场灾难性的电脑网络袭击。针对我们的食品和水的供应的一场袭击可能会不仅导致普遍的死亡，而且导致农作物、牲畜，甚至还有加工工厂的破坏，以及地下蓄水层的断流。我们把航天技术（例如卫星）当作我们的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的关键加以依赖，这意味着太空中爆发的一场袭击可能会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严重中断。最后，新的人类疾病和旧有的疾病对抗生素具有抵抗能力的菌种在全球范围的迅速传播，加上为了传播疾病而发动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意味着我们的人民必须应付一个老敌人、我们曾经以为已经被20世纪的医学进展所征服的敌人构成的威胁。
健康的全球经济
美国的国家安全超越商业周期的自然兴衰，取决于健康的国民经济。然而，我们的国民经济的实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与全球经济的健康有着更大的内在关联。我们每天都与其它国家竞争，因而理所当然地寻求有利条件和竞争优势。但最终，对于维持美国的生活方式来说，其它国家的繁荣、开放的市场和自由贸易是至关重要的。
在长期里，全球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有助于在各国和各地区内维持稳定与和平。它们虽然并没有使积极的成果变得不可避免，但却肯定使这些成果更有可能取得。与此形成对照，经济困难则可能会对稳定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绝非偶然的是，二战以后，杜鲁门政府使创建开放的西方经济成为其战略上的重中之重——以避免20世纪30年代的命运，并提供防范共产主义的保障。
21世纪中，从健康的国家与国际经济中获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意味着，要准备应付全球化所固有的各种风险，包括重要市场上的金融危机、供给冲击和经济衰退。美国依赖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美国具有很低的储蓄率，因而必须从国外输入储蓄，从而导致巨额和不断增加的往来账户赤字。另外一个问题是，管理奠基于20世纪40年代的全球经济将越来越困难。虽然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多极的，但是冷战期间，全球经济的其它各极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国。而今天，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敌手。一贯中立的印度也并不是像日本或者欧盟那样的亲密友邦。此外，新的经济力量的崛起所造成的当代经济上的关切——譬如业务外包、国家为公司收购融资或者能源消费的增加——甚至不属于现有机构的权限。
中印两国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的1/3以上。它们以及巴西、俄罗斯、墨西哥等其它潜在的经济大国，最终还有南非和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是一场正数和博弈，从而为世界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带来巨大的机遇。但是，管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使之充分融入到不断演变的地区与全球经济机构之中，并解决它们所关注的问题，这是一项我们必须应付的挑战。
良好的国际环境
1941年，美国人领略到，美国本土的安全和美国作为自由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生命力取决于世界其余国家的发展。因而解决了在两代人时间里一直激烈进行的，其根源在于美国建国时期的一场争论。简言之，我们领略到，遥远国度的侵略者如果得不到遏制，有朝一日就会威胁到美国。这一教训的涵义是深刻的。我们没有从大国政治生活中退缩到闭关自守，而是举国上下一致决定，必须在世界上扮演积极的领导角色。
流行的看法认为，这种转变是针对苏联所构成的实际的扩张主义威胁做出的必要反应。实际上，冷战的最初年代，苏联从盟国转变成敌手，缓和了在其它情况下几乎肯定会是国内对美国的全球范围的、深入和大规模的插手的抵制态度。但是，美国在战后参与世界事务还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更加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超越了任何特定的地缘政治构想。
20世纪40年代末曾经存在的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使之得到改善所需的对策也已经改变。然而，要创建和维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一目标对我们的长期安全来说仍然至关重要，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如此，因为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赖。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要保障我们的联盟的安全，促进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确保美国人在国内外的安全，避免敌视美国的大国或者制衡联盟的出现，并在世界各地鼓励自由民主制度和负责任的政府。
一个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世界
美国必须支持和谋求建立一个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世界，并为其提供保障。我国的国父们知道，乔治·华盛顿所说的“委托于美国人民之手的实验”的成功取决于秩序与自由的双重赐福。他们所指的秩序就是法治。
然而最近，我们是在民主的旗帜下倡导自由，而且过于经常地是用枪口硬逼着，因而使反民主的势力有可能将“民主”与美帝国主义划等号。民主是人类设计出的在长期里确保个人自由的最佳工具，但只有在它存在于法律所确立的秩序框架内的时候才是如此。而为成功的民主构建秩序的法律框架必须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保障个人和少数人群体的基本人权，并提供手段，使公民们能够拿治理者试问。没有这种秩序，民主就变成了混乱或者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对权力的疯狂争抢——这种情况会招致暴政死灰复燃。
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美国都一直努力提倡民主。这不仅是作为一种价值观，而且由于历史和社会科学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一个由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上，美国人会更安全、更富裕、更健康和幸福。然而，在捍卫民主方面，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精力关注我们自己的历史，以及我们和其它国家的制度如何使自由和法治相结合。我们必须制订一项高明得多的战略，认识和提倡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更加深刻的先决条件 ——这些先决条件远远超越了简单地举行选举。它必须是在法治条件下提倡自由的一项战略，不仅按照各国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来为单个国家服务，而且有利于整个国际体系。
几年来，布什行政当局一直把缺乏民主确认为世界各国的罪恶渊源，使促进民主成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但是，一味地关注暴政可能会导致我们忽略敌对的意识形态和好战的民族主义所构成的危险——这些威胁对人类的自由具有同样的致命性。民主本身并不会治愈这些危险。相反地，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好斗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可能会分别在新兴民主国家和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泛滥。实际上，我们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包括伊朗的核计划，很可能会成为民族主义问题，如果明天民主扎下根基。它们甚至可能会恶化。
此外，给各国贴上民主国家或非民主国家标签，就甭提善恶的标签，还会使我们与许多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并往往会破坏我们所谋求实现的目标本身。与此形成对照，倡导法治条件下的自由则要求实现充分的经济繁荣，以使个人与现存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利益攸关。这就必须建立能够实施个人权利——从契约权到言论自由权——的法律制度，就要求政府必须具有充分的透明度和诚信，以确保法制不仅存在于纸上，而且存在于实践之中。
虽然作为一个长期目标，选举仍很重要，但创建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世界的一项宏大战略则意味着，要加强构成一个稳定和可持续的民主政府基础的诸多要素，要克服可能会使之毁于一旦的种种弊端，从而拓展我们所采取的对策的范围。美国单独是无法实施这项战略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都做不到。各国国内在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与各国彼此之间的一个法治条件下的、稳定的自由体系密不可分。这一体系在一些领域中提供了有效的制约，在另外一些方面则带来有效的合作。最后，建立和维持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世界要求大棒与胡萝卜兼施。要自由，就必须有秩序。而在一定层次上，秩序则必须能够驾驭武力。
使各国政府达标：受民众拥戴、具有问责机制并尊重各项权利（PAR）的标准
在由达到这一标准的各国政府组成的世界上，在我们的反恐、防止核扩散、流行病、经济危机和一系列其它威胁的努力中，美国就会拥有多得多的和更加有效的合作伙伴。
促使各国政府达到PAR标准的最佳途径就是让它们及其公民以尽可能多的方式与已经达标的政府和社会相联系，为其提供激励因素和支持，以便于它们照着做。而创建这许多接触点要求把精力集中在美国和任何特定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所共享的利益上面，然后制订谋求这些利益所必须的政策和机制。
以中国为例。美国与中国有着多方面的关系，从贸易伙伴到潜在的战略对手和许多人权问题上的敌手都有。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美两国在保障稳定的能源供应方面具有很大的共同利益。它们也有同样大的兴趣，要找到解决气候变迁等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所造成的其它污染物相关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它们也有强烈的共同兴趣要开发察觉、制止和预防禽流感的手段。它们还有共同的新的兴趣，要找到方法来制止中国违反知识产权法律的普遍现象，部分地是由于随着中国公司自己成为创新者和知识产权的产生者，它们也会需要这些法律的保护。
要在这各条战线上使中国成功地参与，就必须使目前两国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对等官员之间的一系列非正式的接触制度化，最好是通过吸收跨大西洋地区的其它参与者的比较正式的组织。这些网络能够起到转让知识、专门技术，最终还有资源的作用，以加强中国边远地区官员在应付环境与卫生威胁方面的能力和有效性。然而，要有效地利用专门知识和资源，中国的官员和机构就必须培养与网络的其它参与者的水平相当的透明度与诚信。此外，网络成员所商定的集体规章与实践必须能够通过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或法庭执行。
中国的崛起和东亚的秩序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初划时代的事件之一。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和积极的地区外交已经在改造着东亚——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经济上，中国的商业和能源关系正在全世界扩展。中国处于种种不断扩大的地区与双边贸易协定和亚洲内部贸易迅速崛起的核心。北京的资金储备是美国借贷的一大来源。在政治上，中国在有关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它试图影响该地区新兴的政治机构的结构，鼓励朝着一个把美国排斥在外的东亚共同体发展。在军事上，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走上了大规模扩军的道路，显然是受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1997年台海危机的刺激。这些发展趋势加在一起，表明中国已经走上了迅速恢复其历史上的大国地位的轨道。
美国在处理与可能会成为其主要经济与军事对手的一个国家的关系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冷战期间，我们的经济合作伙伴都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在中美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上的摩擦可能会彼此相连并且恶化，尤其是因为不存在任何机构来为讨论和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便利，这些问题包括美国公司的业务外包和收购中国国有企业等。此外，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债券的重要购买国和美国经济事实上的资助国。如果中国的经济绩效落后，问题也可能会出现。甚至中国经济稍微减速就可能会使中国政府不大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调整汇率和知识产权政策，或者减轻军队对中国政策的影响。
中国的意图和野心将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如何演变，这并不清楚，大概也是不可知的。其结果是，中国的邻国担心，它的崛起会损害这些国家的自主权和行动自由。而美国则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此，在21世纪的黎明时分，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中国？……人们深感不安……，许多国家希望中国会谋求‘和平崛起’，但是没有任何人会把自己的前途压在这一点上面。”
在历史上，大国的兴衰一直是国际体系中的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这种原动力经常是局势动荡与冲突的来源。但是这些经典的历史原动力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迄今为止并没有遵循一种冲突愈演愈烈的格局。相反地，中国在许多方面都遵循了西方的游戏规则：它的经济增长受到了其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它已经开始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接触；它并没有受到一种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驱使；它看来除了台湾之外也不抱有其它领土扩张野心。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直接受益。
尽管如此，应付中国的崛起是摆在美国和国际社会面前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用佐利克的话说，而是应当使之以有助于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地区和全球体系之中。我们必须使中国参与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机遇，以便在实力不断变化的轨迹上和中国不断入侵的地缘政治领域中的不同时刻，进行战略上的讨价还价。
美国还必须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在亚洲造成破坏稳定的变化的唯一潜在的来源。
·日本寻求成熟的国家特征与地位感，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主权和自卫权利——一些人称之为“日本的正常化”——正在其邻国，尤其是中国和韩国引起严重不安。
·美国自己不断改变的全球安全重点和战略思维日益围绕着反恐战争展开，并在亚洲引起有关美国对该地区承诺的新的不确定性和怀疑。特别地，美国的盟国很想知道，它们的利益与担忧在华盛顿是否仍然重要，一旦局势恶化，美国是否会出面维护它们的利益。
·印度的崛起和俄罗斯的东山再起使欧亚大陆的范围更加广泛的大国政治斗争融入到亚洲得到拓展的地缘政治空间之中。这一新的权力政治斗争的核心，涉及寻求能源，其特色是印中两国成为相互竞争的消费国和俄罗斯成为核心供应国。
所有这些变化的背景都是，亚洲经济迅猛增长——整个地区的分享差异很大——以及东亚深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
战略
美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好中美关系，使中国能够继续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美国战略的核心必须是提倡和加强跨大西洋的，而不是泛亚洲的地区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它要扮演充分的角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制订一项综合的经济与政治战略。在政治上，我们应当在地区与全球体系范围内为中国提供更高的身份与地位。作为回报，我们应当期望北京接受和容忍我们的核心战略利益，包括继续在东亚充当安全力量的主要提供者。在长期里，我们需要培养各种条件，以便于中国能够越来越多地做出选择，在法治条件下欣然接受自由，从而不仅有利于中国人自己，而且有利于国际体系。
在经济上，我们必须本着一项原则来制订政策，这就是，亚洲新兴的市场经济中的其余国家（尤其是印度和越南）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是应付中国崛起的关键。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与欧盟保持经济上的合作关系，而不是走向更加严重的美欧经济对抗。在其它方面，中国将有用武之地，可以利用美国和欧盟之间的鹬蚌相争，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中渔翁得利。
更加宽泛而言，美国与世界上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失败的或者被占领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始终包括积极的经济因素。这种因素将有助于避免出现人们所厌恶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一再地使中国、欧盟，甚至还有当前的伊朗或委内瑞拉政权等反美的石油输出国明显地大大受益，相比之下却使美国显得如同穷兵黩武的恶霸。
具体而言，美国的战略应当包括一下步骤：
·美国应当努力建立一个东亚安全机构，使各大国——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汇聚一堂，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直接和不断的讨论。
·这一论坛将提供一项机制，使中国和该地区各大国能够表现出克制，就和平解决争端作出承诺。
·美国应当加强与该地区的民主的盟国之间的关系——部分地是由于中国和该地区的前途捉摸不定。我们应当加深双边关系，用新的多边倡议加以补充，以应付共同的挑战。
·美国应当为获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进行积极的竞争，同时寻求使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保持在和平的限度内。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地参与这场竞争，因为我们能够提供在与形形色色的替代选择的比较中脱颖而出的、有吸引力的国际秩序模式。
·作为影响力竞争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十分关心该地区的需要，从而恢复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911事件以来在亚洲一些圈子里丧失的信誉。我们应当积极地和充分宽泛地界定我们的国家利益，使之超越反恐范畴，以便把提供集体物品和有利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某种地区秩序包括在内。
·美国在进行创造性的机构创建的同时，还应当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虽然不是明目张胆地针对中国，但却旨在阻止它谋求谋求实现地区霸权野心和采取侵略行动。
·美国应当采取认真的步骤来解决其巨额的和不断增加的往来账户赤字问题。这一赤字取决于中国所购买的巨额美国债券，因而使不可维持的。应付这项挑战的办法必须涉及在国内外实施的改革。在我们对全球的需求增长的贡献每况愈下之际，我们必须采取提高国民储蓄率的政策，并鼓励经济伙伴国采取增加全球需求的政策。中国自己也必须着手转变其经济增长战略——以一种逐步但持续不断的方式——放弃由于人为地低估人民币币值而兴旺发展的出口，而采取消费。这些调整对于减轻全球经济所遭受的严重冲击至关重要。
·美国应当继续使美日联盟成为美国在东亚战略的基石。这一联盟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让日本的邻国，包括中韩两国对日本的意图感到放心。不过，我们应当鼓励日本在修改其战后宪法的第九条款方面谨慎行事，只有在符合一个能够用来与韩中两国磋商并使之放心的新的多边框架情况下才这样做。这样一个框架的作用可以是使更加强大的日本扎根于一个更为合作的亚洲，类似于欧洲一体化加深背景下发生的德国统一。
·更宽泛而言，在亚洲，美国应当巩固布什政府的努力，加深与亚洲另一新兴强国印度的关系。印度享受到迅速的经济增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并正在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更加有信心的玩家。当然，与中国不同，印度是民主国家。也许更重要的是，印度国家的担忧——对中国的威力、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保持开放的国际经济和保护能源供应等——与我们自己的担忧如出一辙。美国和印度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很少。然而，印度也不大可能会成为像英国或日本那样可靠的友邦。它可能会寻求在美中之间建立三角关系。对以为印度能够为我们在亚洲的所有战略担忧包治百病的人们来说，这种可能性应当提供一种警示。
美中关系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们必须对其保持不确定性、模棱两可和复杂性有所准备。一方面，中国现在不是威胁。把它当作威胁来对待可能会成为一项自我兑现的预言。在最坏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可能会引起一场新的冷战——这没有必要。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也可能会产生重要的战略影响。如果不能应对这些影响，就只会在中长期里加重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
结束语
普林斯顿项目的最初目标之一就是要找到一项稳定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为其确定方向的、单一的总构想，就像遏制政策稳定了我们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为其确定方向一样。项目的一个转折点是在其第二次重要会议召开后到来的。会上，所有工作组都提出了自己的论文，这样一项组织原则——譬如遏制、扩大、制衡或促进民主等——显然尚未就绪。实际上，没有任何总的构想是合适的，因为没有任何单一的、摆在美国面前的危险是包罗万象的。
911事件前，中国的崛起在许多圈子里被看作唯一的威胁。911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一直是唯一的威胁，以致本项目的宏大战略工作组的主要建议之一，就是放弃中东，重新关注中国和亚洲其余国家。在项目2004年5月的第一次会议上，7位参与者每人获得10分钟时间，以使听众相信，他们的问题——例如经济崩溃、气候变迁、国家失灵等——是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威胁。
战略不能仅仅包括针对许多不同威胁的对策。正如亨利·基辛格2002年所说：“反恐战争不是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终极检验。这项国策首先是要保护所出现的重新塑造国际体系的大好机遇。”普林斯顿项目努力帮助美国抓住这个机遇，以便在各条战线上为推进美国的利益奠定基础，而不是仅仅征服一个敌人。虽然美国的策略和短期政策必须接受世界的现状，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却应当努力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样子来改造世界。这一积极的憧憬应当成为度过一次次危机和政府更迭的一项指针。
美国诞生于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的信念之中——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属于所有人，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人。在追求这些价值观方面，我们往往很笨拙，结果也适得其反。一些人会说我们傲慢和不顾后果。我们也很天真，没有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根据我们所取得的结果，而不是我们的意图来对世界负责。
尽管如此，我们历史上的一些伟大时刻来自于主张我们的价值观，并不仅代表我们自己，还有还有他人来捍卫这些价值观。在这些时刻，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也应当认识到，我们必须于别国站在一起，而不是高高在上，我们要想实现共同的目标，就必须像大家一样遵守游戏规则。如果我们真正认为我们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就不可以认为，我们对如何解释和实施它们享有国家垄断权。
在国际领域中，要注重使所有国家都承担义务。这意味着，美国的领导方式必须是通过自我制约，以及确保按照20世纪的思维定式创建的国际机构对解决21世纪的问题实际上也起作用。这些机构对所有国家开放，是国际秩序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建立自由的国际秩序还意味着，要创建使自由民主国家获得集体能力的机构和伙伴关系，以便在现有国际机构内部并与其一道进行自我保护和解决共同的问题。安东尼·雷克指出，这种机构如何才能扩展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实力，同时减轻任何一国的不满和怀疑。
最后，创建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世界还意味着，要明白武力在维护法律和实施自由兴旺发展所必需的秩序方面的作用。在整个体系范围内，如果自由民主国家保持军事实力上的优势，动武的必要性就会实际减少。我们必须找到让威慑面目一新的途径。在具体的案例中，先发制人的，甚至还有预防性的动武可能是必要的，以避免死心塌地的恐怖组织或者不顾自己人民命运的一位丧失理智的领导人残杀千百万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在满足严格标准条件下获得多边授权。
我们所寻求建立的世界不会在一夜之间出现。实际上，一直到22世纪初，传播法治条件下的自由都仍然可能会成为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适当指针。但迪安·艾奇逊曾经说，愚蠢的花匠才会每天早晨都把花卉拔起来，看看它们昨夜生长了多少。花匠而应当在花园里播种，然后等待。艾奇逊的继承者之一乔治·舒尔茨也强调了采取园艺方式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培育与别国的关系，关注很小的问题，以防患于未然。这一过程是缓慢的；结果需要花费时间。
但是，如果我们美国人认识到，尽管我们伟大的民主并不完美，但它所依赖的是自由和法治的双重支柱，我们就有理由坚定不移和保持耐心。在设计我们与别国关系方面，我们愿意高瞻远瞩，而不是仅仅看到是否存在选举。我们对自己实施，甚至一蹴而就地创建民主的能力的怀疑态度会大大加重。我们将努力超越各种标签，评估特定社会内部个人自由的总程度，以及这种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法律保障，而不是无政府状态和虚弱所使然。我们将认识到，如果我们寻求领导的是一个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世界，我们就必须以身作则，成为有秩序的自由堡垒，和自由秩序的捍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