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垄断行业全部是从国有资产来的，国家在此以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人力物力，为这些垄断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坚实的基础，也经济发展，为这些垄断行业提供了腐败与垄断的机会。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是垄断的集中区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行业。这些垄断行业存在着福利腐败。
多少年来，人们讨论研究垄断，找办法反垄断，很多国家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反垄断制度与机制。垄断的最大罪状在于它使得使得机会不均等，但就垄断本身却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垄断有着不同的情形：依靠原来国有资产发展成为垄断行业，并将国有资产的利润进行高工资高额奖金的称之为“福利腐败”；在竞争中靠自己力量逐步形成的自然垄断，称之为“市场性垄断”；也有靠外力尤其是借用或偷用“公权”力量而即刻形成的垄断，我称之为“行政性垄断”；某些行业或者垄断企业进行听证会，而表面是公平，实际不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听证会可以称之为“听证会垄断”。
凭借垄断地位赚取高额利润的垄断利益集团，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一年来，以反垄断为核心的公共利益事件接连上演。人们日益认识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将反垄断进行到底。
2006年6月末，列入立法规划12年之久的“反垄断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王建明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届年会上指出，中国的垄断行业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声讨“福利腐败”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将矛头直指“垄断福利”现象。温克刚委员说：“铁路公交职工乘车不买票、电力系统职工用电不花钱、燃气公司职工用气有优惠、医院职工看病免挂号……谁给了你们享受‘免费午餐’的权利？”
他指出：“垄断福利”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这些企业把经营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加剧了分配不公和国有资产流失。
从两会开始，垄断行业待遇畸高问题受到突出关注。
5月，劳动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披露，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倍至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部分垄断行业开始采取一些举动。3月，国家电网公司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网省公司必须立即停止执行各种名目对系统内职工用电实行优惠的办法”。厦门市公交总公司宣布停用家属卡、监督员卡和优惠卡。而后电力系统又被迫掀起了一场“减薪风暴”。
11月末，劳动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浮动比率由0.75降至0.6，就是说，企业效益增长1％，员工工资总额最多可增加0.6％。
垄断行业福利待遇受到约束的只是部分行业的少数企业，大量其他垄断行业依然我行我素。一时的减薪，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垄断工资。垄断体制不改，“垄断福利”难绝。如果要对垄断行业的福利待遇与其他行业、民营企业一样，还需要对垄断集团的国有资产利润进行分成，因为国家投入的资产资金只是在税收上获得，而利润却成为了垄断行业的福利。
一个外资合资企业，投资的一方要进行利润分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国有资产投入的垄断行业利润如何分配的呢？这部分利润的未分配也增长了腐败。
市场性垄断
在自然形成与逐步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里，即使所有市场主体起初在同一起跑线上，但跑起来也肯定有先后，因为人之先天禀赋与后天能力有差别，机会均等不一定意味着结果同等，就像十多只老虎去捕抓四只鸭子，肯定有不得手的。
关于反垄断的声音日益增加，这是因为在一些领域，垄断已经伤害到民众的切身利益，从更深层看，垄断更是正常市场秩序的反面因素。目前人们讨伐的垄断主要是源于行政力量的垄断，实际是计划经济的遗留，有一些事关经济格局，也是短期难以改变的。还有一种源于腐败的垄断，也许更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一个案例就是湖北省荆门市，一家民营企业通过行贿民政局原局长等手段，买断当地唯一的公墓和殡仪馆20年经营权，由于独家垄断经营，殡葬价格一路飙升，墓穴从1500元涨到9000多元，有的被炒高到11万元，一些群众表示，如此垄断经营是要让百姓“死无葬身之地”！在其它一些地方，腐败性垄断以其他形式存在的也有不少，比如对一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与供应，一些地方的公路运输，还有的商品交易市场也是被与腐败相关的势力把持。凡是存在这种腐败性垄断的地方，无不伴随着黑恶势力横行，普通经营者被欺压，民众利益受损害。根据国外已有的教训，这种权力与黑恶势力的结合几乎不可避免走向黑金政治，以致局部地方社会组织变质，正义的力量被压制和打击，清廉的官员被排挤，实际上我国极少数地方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打击腐败性垄断是反垄断和反腐败的双重任务，应该有双重的力度。
即使经营同样的市场事务，那些先知先觉与努力投入的经营者，就会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至于某一产品、某一行业的半壁江山甚至近乎整个江山被其占有，而那些不知不觉与努力程度不大的经营者也会得而复失、从大到小、从有到无，这是市场竞争遵循“适者生存”法则的自然结果，只要有市场，就永远存在着这种差别，只不过有了“垄断法”的公共干预后，这种差别达到一定程度会得到人为矫正而已。但这种公权性质的外力矫正必须适度，否则，就不会有发达市场上成长起来的大型跨国企业，也就不会有“世界500强”之说。
比尔·盖茨在大学时就凭着先知先觉的努力精神与勇气创业，靠私人力量发展起了“微软帝国”，所以，就有着在特定行业的“虎威”；如果在其刚刚具备超过同业者的力量或者因其发展迅猛，就运用反垄断的公权将其肢解或压制，恐怕就没有了今天这一跨国高科技企业，也就没有了当今的“比尔·盖茨基金会”；只是到了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竞争机会与“消费者剩余”时，才有了几年前美国针对“微软”的反垄断。
市场性垄断在国内的垄断行业最最明显的大概是通讯、电力、金融、保险等行业，在目前WTO五周年到达以后，垄断行业的垄断思维如果不进行改变，那么国有资本将又一次面临空前的流失。
行政性垄断
行政性垄断则完全是凭借公权性质的行政力量而起来的，或者通过直接的行政命令，或者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间接地将部分资源与市场机会，非市场化地（强制地）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产生超额收益，侵害着他人的机会与广大消费者的应有利益。这并非是靠个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艰苦努力而得的结果，是典型借助外力“从他人嘴里的夺食”，这种行政性垄断猛于虎、凶于虎、恶于虎, 是极有害于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
最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邮政局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自11月15日起，上调信函、明信片业务资费。信函资费首重100克以内，每重20克本埠由0.6元调整为0.8元，外埠由0.8元调整为1.2元。
至于涨价理由，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此举是为理顺邮政资费结构，缓解邮政行业经营困难，促进邮政行业发展和邮政体制改革的深化。”
百姓最大的不满是，资费调整事前未经过征求民意、价格听证等程序。天津市民李小津说：“公共事业应当体现公益性，不能发个通知就涨价！”
有专家指出，西方国家的地铁、邮政等公营企业，尽管也是常年亏损，但他们从不轻言涨价，因为涨价听证会程序复杂，牵扯广泛，到最后未必涨得成。而在我国，不仅听证会常沦为“涨价发布会”，而且在很多时候说涨就涨，百姓连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都没有。
近年来各大中城市一股风似地搞起有关瓜果蔬菜的所谓“直销证”（农民进城卖东西得取得一定资格），原本很方便很自然地到菜市上卖菜买菜，突然变得复杂和艰难起来，甚至规定菜农果农还要能够开发票，直到农民无法进城卖东西，类似新近发生的农民被逼将“整车鲜枣扔进河”的事例并非少见。这针对最普通农产品的“直销证”不正是典型的行政部门中间设卡现象？打着所谓“食品安全”的旗号，发放多少卡、发给谁、哪些是可以接纳农民直销的许可市场，自然都是这些行政部门来定，这不仅增多了市场交易环节，增加了本来就是薄利的农产品交易成本，而且无疑是连在这辛苦血汗滴成的小本市场上“设租”的机会都不放过，这种行政垄断于“村里人”和“城里人”均有害，惟有对那些发证的行政部门及其公务人员有利———多了一种显示权利与寻租的渠道。
行政性垄断在与部门利益博弈之时，百姓说“不”的声音总是那么微弱。要打破垄断，首先要真正实行民主决策，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
而行政性垄断要打破，还需要部分官员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果专门为了政绩而勾心斗角，那么这种垄断打破就要费时日了。
听证会的垄断
2006年4月26日，北京市就出租车租价上涨举行听证会。尽管民众和出租车司机一片反对，租价还是由每公里1.6元涨到了2元。
出租车业是具有明显竞争性特点的行业，完全可以市场化，十几年来却一直是垄断经营。垄断之下是畸形生态：一方面，握有特许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高层员工工资不菲。另一方面，出租车司机成了现代版的“骆驼祥子”，普遍疲劳驾驶，超负荷劳动，而大部分辛苦钱流进了公司的腰包；消费者对出租车租价不断上涨怨声载道；同时“黑车”泛滥，数量一度超过了合法出租车。
听证会上，各方交锋激烈。但在这一轮博弈中，还是出租车公司笑到了最后。听证结果，25名代表中，14人赞成涨价，两人总体赞成但有保留意见，9人反对。涨价似乎得到了多数支持。
目前多数价格听证会“逢听必涨”，很多价格听证只是走过场，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要打破垄断，当务之急是完善公众的利益表达机制。
听证会的垄断除了价格，甚至涉及到法律。比如交通安全法的修改，虽然法律实施后每个公民需要去遵守，但是在由于这个交通安全法存在的漏洞，也滋生了碰瓷的现象产生，更有甚者高速公路等封闭性交通道路行人与汽车产生的事故把风险转移到了司机身上，其实这个风险应该是高速公路的管理公司负责的，如果高速公路管理严格，责任性加强，怎么会有行人到高速公路呢？这种漏洞就是听证会垄断造成的。
垄断行业的竞争怪圈
从5月11日起，北京移动陆续推出一系列新的“全球通”“神州行”话费套餐，最低的项目达到接听每分钟两分钱，被称为北京移动迄今最大幅度的资费降价。但更多的消费者似乎并不领情。市民王晓枫说：“我觉得现在很多所谓的套餐都是换汤不换药，被算计的还是消费者。”
“为什么不能直接下调单位时间资费，让我们自由明白地消费呢？打着降价的旗号，却抛出了复杂的数字选择题，令人不解。”一位网民这样留言。
中国目前的电信资费大大高于国外水平，而近三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一直处于利润大幅增长期。进一步的报道揭示，手机话费又不是某个运营商想降就降那么简单。目前我国移动通讯市场结构不平衡，企业实力相差悬殊。今年４月，中国移动的收入市场份额已升至42.4％，而其他三家都呈下降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移动降价，其他三个运营商竞争力将更弱。如果其他运营商被“挤死”，中国移动的垄断程度将更高。手机话费于是进入了“不降不行，想降不能”的怪圈。
规范电信市场的良性竞争，关键在于扶持竞争力量，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在放开移动资费管制的同时，应出台必要的配套措施，以确保国家、企业、消费者各方利益。
中国眼下正在起草“反垄断法”。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恐怕是下决心从体制和制度改革上根除大量存在的行政垄断，这应是中国的“反垄断法”所关注的重点。至于市场性垄断，可以象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一样（比如给个期限），通过保护一些可以在以后参与竞争的企业，然后让他们到野生环境参加竞争。但是从长远来说必须要让培养出来的企业进入竞争，从而取消垄断。同时也要对消灭市场垄断着手准备，一旦时间成熟马上进行反垄断，但是有些行业时间已经成熟的，则必须给予取消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