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一个欠公平的市场——特别是官员对某些资源的配置拥有决定权——情形之下，商品化、市场化、出口导向、引进外资等等，这些对于中国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预期的福利的增长？
最近，官方和民间学者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外国投资都开始议论纷纷，对于中国引进外资和搞外向型经济的弊端都作了一些分析。
笔者则关注经济增长最终演变为财富转移游戏——人们最关心的两极分化的过程——的事实。实际上，由于利润（或经济剩余）被投资商搜刮以及出口的倾销使得国民福利被断送，都加剧了底层国民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
财富转移主要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的：
第一，出口导向型经济加速了少数人致富。在较早之前，笔者就将中国的“出口导向”定义为“货币倾销”，“货币倾销”的严重后果是：一方面，少数出口商从政府取得大量的补贴，而广大劳动者却被当作绝对的苦力，我称之为获取单纯外汇收入的“20/21世纪的代工奴隶”。这样，在本国资源被贱卖的同时，出口商通过人为压低收购价格和从国家获得出口退税而暴富；同时，打工的“无产阶级”却只能接受绝对低工资而日渐致贫。
第二，房改以及由此兴起的住房商品化和房地产开发，在土地市场无序的情况下，使得土地溢价收入被少数人垄断。土地商品化，进而土地资本化，以便宜的土地作为抵押换取银行信贷资金（普通公民的存款），对于少数开发商和部分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僚来说是天赐良机。他们瓜分了土地溢价的利润和土地资本化的资源，反过来，再操纵房价。因此，顺顺当当地从购买住房的消费者（一头牛）身在“剥下两层皮来”——资金价格差和房地产价格差。
第三，金融垄断以及金融隔离并存使得金融资源被滥用。由于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实际上掌握在少数金融技术官僚手中，金融资源被他们有选择地用到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行业。而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行业和企业（如农业、民营企业等）却难以得到贷款。
以上政策安排，把本该属于13亿人的财富进行调配，结果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但是，由于制度安排、法律框架、行政手段和监督机制缺失，导致资源配置明显不公和分配扭曲，结果，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财富转移的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实际上，这个“高速增长”中就蕴涵着巨大的水分，财富转移占的比例过高，土地和房产商品化和市场价格操纵带来的虚增，它反映的实质是：居于有利地位的“集团”实施价格操纵而剥夺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这种掠夺之所以没有被官方统计数据反映出来，是因为它有中央银行的慷慨大方的货币政策支持，这个过程是非常大胆的，在“出口导向”和“住房商品化”的幌子之下，一切都被掩盖了。
此外，教育市场化、医疗改革等等，都多少带有上述性质。都有少数人操纵市场的特征，都——在不增加国民福利的条件下——加速了财富的转移。
操纵的本质就是实现财富的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