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工业化发展早期，产业集群孕育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它具有的社会功能具备抵御商业天敌的勇气，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见证了产业群体顽强的生命力。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产业集群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市场饱和、竞争白热化，集群的先天优势似乎转变为劣势，此时，集群上的任何一环都在思考出路，转型升级变危为机才是唯一出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张晓波针对中国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探路讲述了自己的见解。
产业集群是企业家的摇篮 赢周刊：在广东，有许多的产业集群以及各种各样的专业镇，这些产业集群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有什么影响？ 张晓波：我在国外工作了将近20年，很多人问我，中国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工厂？我1994年去美国的时候，到沃尔玛，能够看到（来自）中国的产品非常少，（我）回国买电子表送朋友，大家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现在你去（美国）沃尔玛，80％的产品都是中国造的，而且很多都是珠三角制造的。这个（现象）在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 经济学的“工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非常好的产权保护，鼓励私人投资。但私人产权直到2002年才写入到（中国）宪法中。第二，建工厂必须要（有）资金，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穷二白”，老百姓都没钱，而且国有银行也不给他们贷款。那么，中国企业是怎么做起来的？我要强调的很重要一点是老百姓的力量，就是草根的力量。中国的经济增长，我总结有两个70％的原则，中国GDP的增长中，70％是来自私有部门，私有部门中又有70％的增长来自新增的私人企业。也就是说，中国新增的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至少50％。 中国一下子怎么成为孕育企业家的土壤？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业集群是孕育企业家很好的摇篮。产业集群到处都是，广东的集群做得非常大，几乎（所有）集群都是世界的采购中心和生产中心。佛山的产业集群，比如大沥镇的是铝材第一镇，国内的模式是一种产业集聚的模式，它肯定有内在的规律和活力。第一是靠近市场，广东有上千家专业市场，每个集群都有专业市场。如果做生意，单独在偏僻的地方做，你需要采购和销售，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大的成本；如果在产业集群中，你就把销售成本、采购全部弱化了，打一个电话别人就给你送原材料，解决了你上门采购的成本，降低了销售成本。第二，在集群中，看到别人做什么，你很容易模仿，这降低了技术成本。第三，生产的东西可以分得很细，做一件衬衣可以分到千家万户，从裁到缝等都可以到各家各户去做，这就把成本降低了。这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有了成为企业家的渴望，因为集群降低了投资、技术和市场的门槛。第四，它降低了风险的门槛，因为在集群中，大家做的产品成千上万，被政府和黑帮骚扰的可能性小很多，提升了安全感和抗风险的能力。 赢周刊：能不能举例说明产业集群的影响是怎么传导的？ 张晓波：羊毛衫的集群可以分为很多的过程。羊毛衫可以用不同的做法，可以送到销售门市，它就相当于一个网店一样，它只是一个样品，然后客商来采购，下订单，它就组织生产，从市场采购毛线到编织到染色，然后整理印花等等，都是在别人做的，最后拿到家里，包装销售。同时，大部分环节是厂房在做。这种（模式）的市场主要是外销的厂商，比如沃尔玛拿到单子，要做统一的规格，这种大场面适合出口企业，可小作坊对国内市场是非常灵活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到这个集群中，有6000多家销售的门市。老板最后把产品收上来，贴上自己的商标，装到袋子里，然后卖出去。他就是组织所有的生产环节，他（自己）只做最后一步。 然后在市场上可以看到，有6000多个铺子负责羊毛衫的销售。因为分工细了之后，每个环节的成本降低很多，比如你可以印花，可以织毛衣，每个（人）花10万—20万的投资，送到农民厂房就可以去生产了。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房东，他把农民的房子改造，变成了一栋房，一楼二楼都是作坊，三楼自己住。把多余的土地建开发商，把自己的房屋也租出去，他给大家一个平台，使得很多外地的农民工都当上了老板。 很多草根的企业家，从小干大，慢慢累积，这给了人们有企业家的愿望，能够实现自己当企业家的机会，这是中国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老百姓成为企业家，激活了创业的主动力。我这几年研究的一些数据可以看出来，因为分工细了之后，你开一个家具厂，可能需要12万人，大概是6年的平均工资，如果开一个印花作坊，就是10万元，5年的工资，如果买一个旧三轮，5000元，几个月的工资，这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有些环节投资比较大，比如物流中心需要4000万多元，政府和一些商会来支持，它有政府的担保，可以得到银行的贷款，但它们这个环节很重要，它把最费钱的环节让你们提供了之后，这些小的环节可以促使它生存，只做一道环节也能生存。所以这个分工的原理，有人做了一些产品，比如物流、印染等等，把他投资（过程的难题）解决掉，使得别人都可以以很小的投资来进入。 集群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非常详细地分工，降低了每道供需的门槛，人群中的资金按这个线来排，这是钱最多的，这是钱最少的，你可以选择自己进入门槛，有钱的可以办物流公司或一体化的工厂，没钱的买一个三轮车或者买一整套作坊，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切入点，成为企业家，在大的实战中去锻炼自己，有钱的积累起来逐渐往上走，进入门槛高的行业。 另一个是有社会的功能，有抵御天敌的勇气。在自然界，斑马都是在一块，有了一个圈子，然后用后脚踢天敌。在集群中，企业被政府收税的可能性、官员干预的可能性（都）大大降低。我把全国各县算出一个集群的整数，看看它的实际税率，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集群高的地方，企业所感觉到的实际税率比较低。集群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小的经营环境，即使大的制度环境不完善，但小的集群给了一个小的好环境，逐渐增加，集群会发展很快，因为投资门槛低，谁都可以进来。这种草根式的集群模式是最有生命力的。 产业升级要变危为机 赢周刊：但现在产业集群也有弊端，充分的市场竞争很快导致市场饱和，然后引发价格战等恶性竞争，企业利润被压缩到不能再小，当下，政府应如何引导和保障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 张晓波：如今产业集群确实面临很多挑战，进入门槛低，竞争很厉害，大家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有的人会偷工减料，某一天导致质量危机，会影响到整个（集群）的品牌。比如温州的鞋业，1987年，它的生产线造假一下子就露馅了，中央电视台和杭州电视台直播把这些鞋烧的过程，（结果）全国都不买温州的鞋。在极度白热化竞争的情况下，原来靠大规模投资数量扩张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点。劳动力富余的时候，劳动力没有议价权，到了工厂，老板给多少钱就接受。2003年、2004年之后，突然形势变了，工人的工资每年的上涨率都超过10％，保姆的工资涨幅很快，使得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行业逐渐丧失了竞争力，这是下一步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广东很多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下一步怎么走，怎么应对，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赢周刊：除了成本上涨，电子商务等新挑战也浮出水面，产业集群如何应变？ 张晓波：电子商务是对集群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应对策略之一，汪洋做（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提出“腾笼换鸟”。比如现在做了新的牛仔裤，在这儿劳动力贵，土地贵，我可以把这个转到内陆，还有是转到国外，我们一月份考察了非洲四个国家，发现中国走出去的幅度非常大，几乎在每个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都非常成功。国内案例也很多，比如温州的鞋业集体迁到重庆，为什么？开始是一个一个迁，但都失败了，成功的案例很少，后来通过协会一起去当地签协议，拿下土地，让温州人到那儿做管理，一级管理，掌握实权，把区建设然后再交给地方。这也是一种模式。 企业走出去往往是集体迁移。一个企业打点成本很高，但一百个企业一起来做的话，你雇人来打点，这是各个地方政府都会返点的。埃塞俄比亚最近很成功的案例是顺德一个鞋业的人被派过去后，在那儿有800个人、三条生产线，现在自己要建一个工业园区，在广州招商引资。工人排着队想进场，因为提供两顿免费的午饭和晚饭，工资有保障，所以抢着要来。这也是一个大势所趋。 应对策略之二，“腾笼换鸟”之后要升级。升级方面，纵观历史，看看各个国家，有失败的案例，也有成功的案例。拿美国来说，南卡罗莱州的纺织业原来非常发达，现在整个瘫痪了。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制造业中心，现在一片荒凉，房价免费都没有人要，整个城市变得很荒凉。如果一个城市就（仅仅）依赖于产业，这个产业转走之后，如果升级没有跟上的话，有可能整个城市就垮掉了。 当然也有很多成功案例，比如纽约。纽约在1950年代有服装街、制鞋街，也有钻石街，最后服装和鞋业都转出去了，但钻石不能转。第一是贵，第二，钻石容易被人抢，如果是一个人、开一个店卖钻石，很容易被人抢掉，你雇一个人做保安的话，费用非常高。但集中在一个街区的时候，一个街区雇一到两个保安，这个费用会低很多。这就是之前说的集群有统一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个应对策略，要把产业往微笑产业的两端走。一个（模式是）往右端走，比如搞精品设计。比如LV包，量很少，都可以手工制造，因为价格比较高的话，所以传统的分工的形式可以维持。还有一种模式，一家企业是做纺织业和鞋业的，经过阵痛之后开始调整，最后走上了科研和研发作为中心的模式。还有一些地方，原来市里就有旧工厂，倒闭之后，开始创新，以服务型为主，它把工厂改造了，每天搞文化节，里面有作画音乐等等，非常火爆，它是服务当地的居民，这个模式开始是引进别人进来，慢慢规模扩大之后，开始收房租。 赢周刊：在产业集群的升级中，什么因素最重要？ 张晓波：在所有的升级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变危为机。中国的产业发展到了一个节骨眼的时间，往后走就很难了。这个挑战往往（也）是机会，原来的产业的升级没有动力了，可以用很便宜的劳动力，重复以前的方式，就可以了；但现在原来的方式不行了，（要）想办法做一些别的事情。 我们调查了100多个集群，看它是否有危机，政府出台了什么政策。最后我们总结，在危机出现之前，政府的政策往往是扩大市场，比如建市场和建相关的工业园区和物流体系等等。危机出来之后，往往政策偏向于品牌的建设，比如组建行业协会、提供融资帮助、广告宣传、组织博览会、建立质检中心等等，看看它的产业政策是有规律的，往往是比较难的产业政策都是在危机之后才会出来，这时候大家更容易达成新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