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在此次会议中，习近平主席两次提到“发展活力”：首先是要求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具体就是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财税体系，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的活力。 其次，要求增强社会发展活力，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 应当说，增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活力是走出目前困境，实现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目前中国所收获的成绩，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的结果，在GDP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制造了结构性失衡。目前，这种失衡已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寻找新的增长点，整个经济可能会被日益严重的过剩产能、债务规模与房价上升而压垮。 因此，只有打破现有体制的顽瘴痼疾，释放市场与民间社会的活力，才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并在发展中调整失衡的结构。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即中国虽然潜在自然增长率在下降，但因体制性障碍太多，如果消除这些体制障碍，民间活力得到进一步解放，中国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问题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这种增强活力、释放改革红利的认识一直存在，并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上不断出现，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实现呢？ 这才是当前中国问题乃至风险的核心所在：清楚知道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和风险，但是却动不了，动不得，无法改革，也没有进行改革。体制本身已经成为维护利益集团的体制，要改革现有体制，就必须像习主席所说的，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但在“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中国，这些利益集团都是体制内拥有权势的部门和个人，依靠自我革命的方式是难以成功的。 这是因为，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必须有能够制衡利益集团的力量。首先，民间社会和市场应该有机制和能力与那些落后的体制博弈，而不应是体制权力的膨胀窒息社会和市场。其次，体制改革者要有能力制约地方政府与各部门，有效控制、扭转政令被打折，个别地方政府阳奉阴违，个别部委加强自身权力而导致权力部门化，以及地方滥权化等现象。 除此，更大的阻碍来自体制本身。因为目前体制的惯性导致政府尽可能多地控制经济和社会，而改革则要求放弃这种控制。
改革开放至今，打破计划经济的政府依然控制着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以及关键的生产要素，并通过政府审批、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以及国有垄断等控制着市场，而且在市场上，也主要由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产生了目前结构性失衡的后果，如果要继续发展，必须激发社会活力与市场活力，这意味要向市场和社会放权。 但是，权力部门并不愿向社会转移自己垄断的权力，主要是，有些人担心放权会造成一个更强大的社会，从而对自己产生制约。说到底，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害怕受到制约。既担心经济增长放缓与社会失衡带来混乱，又害怕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的改革会让自己失去权力。在进退两难的夹缝中，正在错失更多的改革良机，以至于可能丧失最后的机会。 既然明确了要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改革就不应该再在这种不自信所制造的矛盾中空转。而要培养强大的社会与市场活动，就需要执政者有真正而充分的自信，依靠社会与市场的力量，倒逼利益集团、走出改革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