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言 市场化改革在2005年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强烈的质疑，市场化改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原因何在。在探寻市场化问题成因的同时，本文推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 本文共分两篇十章。上篇《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深度分析》共分三章；下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共分六章。 《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深度分析》通过”权力联结效应”理论分析工具深度检讨市场化问题形成的原因，推导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通过构建中央集权民主政治体制，完善执政党独立执政的国家制度，消除改革中的权力联结效应，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章权力联结效应 导引： 本章通过对现存国家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关系简要论述，导出本文理论分析工具“权力联结效应”。 第一节改革高潮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改革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改革难题：国企改革国有资产流失，国有独占企业垄断经营，权贵经济兴起，全社会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加大，资本市场掠夺，官僚腐败等等难题。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攻坚年，2005年，中国经济在强大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偏向了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行程。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攻坚年，2005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并未为中国多数民众带来共享改革成果的感受。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攻坚年，2005年，主张市场化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到了改革开放史上最糟糕的质疑。 2005年，中国经济改革攻坚年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质疑年代。 改革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高潮，发展与危机同在，质疑与反思同在。在2005年末期，对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反思引发了国人对于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潜在思考。 第二节改革困境 2004年以来，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同时国家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是，迄今为止，粗放型经济过热增长并未在长达两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发生有效转变，经济体制改革也未能实现目标预期，相反地，经济由局部过热演化为全面过热，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遭遇到了市场化的阻击：市场化改革非但未能够消除彻底计划体制下的痼疾，反而出现了市场化综合顽疾。 从党和国家制定政策的内涵来看，经济改革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无不当，是符合国情民意与经济态势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偏离了目标。为什么政策的实施后果恰恰与政策目标相反？政策实施的反政策绩效已使政策的贯彻陷入困境。 改革真的陷入困境？ 透过对近年来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被扭曲的表象，笔者发现，造成国家经济改革政策与调控政策失灵的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本身：第一、中央政府与下位政府行为目标存在错位；第二、中央政府不能精确制导下位政府的行为；第三、上位政府对下位政府的约制功能下降；第四、在极端利益的驱使下，下位政府内部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利益腐败。
将以上发现反转排列：下位政府内部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利益腐败，说明上位政府对下位政府的约制功能下降；上位政府对下位政府的约制功能下降，导致中央政府不能精确制导下位政府的行为；中央政府不能精确制导下位政府的行为，造成中央政府与下位政府行为目标存在错位。 多年来，诸多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对于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统咎于腐败行为——“寻租”，而以上问题的逻辑推究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寻租”是造成改革陷入困境的真实原因。 寻租是80年代中后期“双轨制”初始化改革在商品经济观念滋润下，伴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孕生的。历史地分析，国内寻租行为是由外而内的演进的：改革开放后，先是权力的外在化寻租------权力与资本勾结，然后逐步内生为内在化寻租--------卖官鬻爵。 外在化的寻租行为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而危害到市场秩序，造成市场失灵，破毁了市场资源的自发配置机制。内在化的寻租行为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而危害到政府运行的机制，导致政府行为失灵，公信力下降，进而危害到执政党的统治地位。 泛滥的腐败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寻租行为的危害已触及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命运，触及到了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权威性。 第三节体制缺陷 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建立了符合国情的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领导的一院制宪政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的重大事项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决议、决定。法院、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形式上讲，国家的政体是完备的，但是从内涵上分析，这种一元化政党执政领导的国家制度在体制约制功能方面存在不完善：一、一元化政党执政的领导制度容易造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将党内的政治问题容易扩张为国家问题，典型的弊端就是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党内斗争的扩大化波及到整个国家，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二、由于党政不分，国家各级机构领导以及领导成员之间的任命与选举完全取决于党内的任命、推荐与选举，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很难有效运行，党内的权力监督“代偿”了国家权力监督约制职能，国家权力机制无法独立发挥权力约制功能，一旦党内管理与监督不到位或脱位，则容易导致国家权力行使的失范，滋生腐败。 改革开放后，为了克服以上政治体制弊端，小平同志提出了“党政分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80年代末，尽管建立了党政分离的政治体制形式，但是，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党和国家为了稳定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并未来得及建立起实质型党政分离政治体制，国家的权力约制机未能彻底建立起来。 从本轮经济增长开始，在市场化经济建设过程中，受市场化经济意识形态冲击，党和国家权力约制机制逐步趋向松弛，伴随着经济形态转化，因寻租而产生的腐败加快了对政治权力的渗透，并愈演愈烈。进入二十一世纪，为了巩固深化改革成果，稳固执政的领导地位，执政党不断强化党内廉政建设，但是，代偿国家权力约制功能的党内权力监督机能毕竟有限，党对腐败的竭力遏制显然已力不从心：群体贪污、群体受贿、群体挪用公款以及渎职的大案、串案、要案层出不穷。 第四节党内监督的局限 在一元化政党领导执政的国家制度下，如果国家权力约制机制不完善，仅仅依靠党内监督，权力的腐败必然不可避免，这是由党内监督局限性所决定的。 在现存政治体制下，国家机构各级领导的提名任命与选举完全取决于党内的任命、推荐与选举，党内人事安排和国家人事安排存在内部化现象，这种在党和国家之间权力联结的制度上的制度安排容易造成权力内部人控制结症：一方面，管理的主体与被管理的客体之间形成同一关系，内部人任用内部人；另一方面，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客体之间的形成同一关系，内部人监督内部人。在管理与监督之间，容易形成内部人关系产生权力利益关系同盟。在权力利益关系同盟环境下，管理者的清明不一定决定被监督者的廉明，但管理者的腐化必然决定着被监督者的腐化，反之亦然。近年来，寻租腐败从经济领域逐步向政治领域渗透，从基层国家权力机构向上位机构进行渗透，串案、窝案的频发客观上已充分证明，无论党内监督如何强化，党内监督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第五节国家监督虚位 由于党和国家之间政治权力联结上的制度安排容易造成内部人权力利益关系，因此，现存国家制度中设定的管理与监督机制被虚化，除立法权外，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项决定等主要权能被不同程度地虚化。这种职能被虚化的现象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于各级地方政府及其他国家机构，基层尤为严重。近年来，虽然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但是，由于既存制度存在约制缺陷，法律的执行、实施与适用却远离立法目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始终得不到贯彻落实，行政不作为，行政权滥用的现象层出不迭，法律监督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司法权独立性面临严峻挑战，法治环境治理亟待改善。 第六节党外监督的缺陷 在现存政治体制下，党外监督被称为民主监督，主要集中在政协的监督、新闻监督和群众监督等领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民主监督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而言，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并对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监督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没有法律约束力，其监督的实现仍然需要通过党内监督来实现-------通过党内监督途径，最终以国家的名义来实施。因此，中国现存的民主监督也是存在缺陷的：一、民主监督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质，其监督具有间接性，缺乏刚性权力制衡效用；二、间接监督成本大于直接监督的成本，过多实现监督的环节导致间接监督需要耗费更多的社会成本并难以实现；三、间接监督的效力最终取决于党内监督的绩效，一旦党内监督松弛或监督不力，间接监督边形同虚设，丧失了监督的功能。 近年来，从省部级高官的被查处的案件来看，高级官员的查处多为中纪委进行查处，尽管国家设有监督检察机构，但极少有高官是受国家监督机构直接查处的，从地方官员案件的查处来看，也普遍存在同样的情形。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说明，国家权力监督机制虚位，民主监督缺乏有效机制。 第七节权力联结效应的导出 由于党外监督缺乏有效机制，党内监督具有局限性，现存国家政治体制存在缺陷，导致党和国家之间在政治权力联结制度上存在党内人事安排和国家人事安排的同一性，在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之间，容易形成内部人团队关系，产生内部人权力利益关系同盟。 现存党和国家政治权力的联结制度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受计划经济体制制度安排关联性影响，这一制度联结的特性不仅存在于国家政治制度方面，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国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主体领域——国有企业，在国有事业单位，以及广大的农村经济组织单位。受公有制体制属性约束，这些经济组织在制度安排与利益分配制度上兼具有准权力机构属质，因此，在经济领域，权力利益关系仍然存在，相应地，内部人控制的经济后果也不可避免。 综上论述，我们可以归总导出本章的主题：权力联结效应。所谓权力联结效应，就是经济转型改革过程中，在监督虚位的既有制度安排下，内部人权力利益关系同盟在进行权力分配或进行与权力分配相关的利益分配时，利用权力利益关系相互进行权力分配或相互进行利益交换。在政治领域，权力联结效应的后果就是权力资本化，卖官鬻爵，官官相袒；在经济领域，权力联结效应的后果就是寻租，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利益的不平等超额分配。 有了权力联结效应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就有了解开国内经济市场化问题的钥匙。通过这把钥匙，我们将解开国企改革国有资产流失、资本市场掠夺、国有独占垄断经营、权贵经济兴起、全社会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加大开、官僚腐败等等难题，发现既存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内部人逐步变成财富集合群体，而非内部人在改革中却被推向另一极端的体制根源。 第二章权力联结效应对经济改革领域的破坏性 导引： 本章通过论证权力联结效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破坏性，推导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与迫切性。 第八节国企改制缘何成为贫富分化的机器 2005年，是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遭受最严厉抨击的一年，国有企业改制问题首当其冲：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改制（包括转让出售）完成后，国有企业领导层（或相对收购人）迅速暴富，成为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而大部分职工面临下岗或者已经下岗，面临失业或者半失业状态。这种改制后贫富分化的现象引致了国内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全面讨伐。主流经济学家的国企产权化改革理论面临破产的危险，国企改制受到了强烈质疑，甚至到了被否定的地步。 这一现象何以发生。问题在于，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在借鉴西方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时，忽视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质性，忽视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经济体制内部客观存在的权力联结效应。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由于存在内部人控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寻租行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在政府审批、产权界定、资产评估、资产量化配置等等方面都存在权力联结的效应。国企改制存在权力联结效应，必然导致改制监督虚位，少数人在改制方面拥有改制分配的决定权力，而多数人则因缺乏权力联结效应，则要么顺应这种分配，要么屈从这种分配。因此，改制成为了少数人对多数人在财产分配权上的暴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企改制是政策的产物而非法律的产物，改制具有单向性和不可逆转性，在改制过程中私吞、侵占国有资产后，少数人获得的不当财产在改制完成后即成为合法财产，少数人成为改制的既得利益集团，相反，多数人由于在改制过程中居于屈从境地，在改制过程被挤兑为非利益获得者。由于缺乏法律救济依据，他们在改制过程中遭受到的利益损失在改制后无法从既得利益集团中获得补偿，因此，他们最终将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 第九节权贵经济的兴起 在计划经济时代，资源的配置是由政府以及官员进行支配的，因此政府与官员拥有绝对的资源配置权利。在改革过程中，市场化改革虽然使得政府官员不再具有绝对的资源配置权力，但是，渐进的改革进程决定了资源分配权的相对拥有，并在某种程度上以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为方式影响着市场化的配置，导致市场化资源配置存在不完全性，形成了市场新型独占经营垄断；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受市场功利主义影响，这种不完全性又为政府或者官员所利用，在政府或者官员的利益关联圈内，相关人员利用政府所拥有资源谋私取利。尽管党和国家禁止政府有关官员及其亲属经商，但是，受权力联结效应影响，党和国家的禁止性规定形同虚设，除非在特殊时期，这种权力联结效应被“运动式的强力政治经济肃反”打破时，才会出现列外。这种景象在2005年显得非常格外：2005年，在众多的煤矿矿难中，暴露出来的官员投资煤矿或官商勾结现象就最为典型。 改革过程中，受权力联结效应的庇护，拥有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及其家族迅速成为了拥有巨大财富的经济贵族。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成为经济贵族的官员又反过来利用其拥有的经济资源促进权力联结效应的强化。如此循环，腐败蔓延有如水漫金山，不可收势。 第十节权力联结效应在其他经济领域内的破坏性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权力联结效应广泛地存在于国内经济领域。在地方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官员为了满足政绩需要，在征用土地和拆迁过程中不惜行政违法，强征强用，任意损害被征用土地人或者被拆迁人的合法财产权益，置被征地人或被拆迁人的利益不顾；在资本市场，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公共资源进行权钱交易，上市企业母公司为了获得无风险的融资，不惜重金贿赂主管人员，以期获得上市圈钱的门票；在公共品市场，为了满足非生产性利润的需求，寻租（商业贿赂）行为普遍化等等，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都在最大程度上破坏着国内市场化经济改革秩序：一方面，权力联结效应使得经济改革形成的新经济体制变异，成为官员谋取政绩，商人勾结权力共同谋取私利的合法工具；另一方面，权力联结效应在经济领域内的不断衍生导致市场竞争越来越缺乏完全性，市场资源的配置越来越受到扭曲，其后果必然带来的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经济结构紊乱，财富集中，社会差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经济危机尾随而来。 第十一节政治体制改革前置与广度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对于计划体制下经济权力与经济利益的改革，是经济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市场化的再分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市场化的再分配缺乏应有的监督约束机制，权力联结效应必然存在普遍性。现实中，在权力联结效应的催化下，经济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市场化再分配经济体制改革已逐步成为了少数人对多数人利益的掠夺，中国正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程中生成了新的阶级分化体制----国内经济主流经济学家将这一严重的体制异化现象浅薄地称为“改革的走样”。 本轮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说明，权力联结效应已造成社会分化严重，国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改革环境极不稳定。权力联结效应的普遍存在已充分暴露出了国内经济改革的根本性障碍-----现存政治体制已成为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发生“正改革效应”的障碍。 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是，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消除既存政治体制下的权力联结效应，无法讳言的是，既存政治体制下的权力联结效应将在后续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更大规模的“负改革效应”，贫富分化以及经济结构的失调将会而进一步加重，“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将进一步被扭曲，“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和谐社会”的理想将会距离现实越来越远，最终化为空洞的号召与呐喊。 因此，在推动后续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应将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前置，在政治体制改革未启动之前，后续经济体制改革应缓慢推进。后续经济体制改革应在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统一规划论证后，在“一站式”全面改革的基础上再行推进。对于以上观点的重要性，笔者在《2006年暨“十一五”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建议》第八章“激进的改革与长治久安”中已进行了论述：“在后续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引导下，加速的国内体制改革将成为国内市场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改革，将驶入激进的“一站式”改革的里程，“一站式”改革将加速国内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激进的“一站式”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累进演化的历史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对于执政党而言，激进的“一站式”改革，是执政党对经济改革化险为夷，维持中国政治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 第三章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替代 导引： 通过对政府转型论的批判，为修正改革理论提供性全新视角。 第十二节政府转型能否代替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政府转型能否代替政治体制改革，笔者在《2006年暨“十一五”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建议》第十章“有限政府论的危害”已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国内诸多经济理论学者在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支持的条件下，将目前的一切经济问题形成的原因“笼统”归咎于政府体制问题，积极谏言国内执政当局进行政府转型，这将是十分危险的。缺乏“政治体制转型”支持的政府转型将陷入“政治虚无主义”，从而产生新体制弊端，因为，各级政府在由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的过程中，政府权力范畴的变更将对经济体制改革及未来的经济秩序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政府权力过量紧缩将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新的链接方式，政府权力在向公共服务领域转移集中的过程中，如缺乏“新政治体制”约制功能，将产生新态势的政府权力异化腐败现象，使得政府转型与国企改制一样难以达到设定的目标与功效，新经济体制将无法获得新生。二、当前国内经济的市场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机制欠规范，市场功能不完善，如果政府超“经济形态”进行政府转型，势必导致政府对市场“引导与调控”的刚性约制能力降低或缺失，引致当前资本与资源，资本与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已积存的博弈矛盾将有可能进一步的激化，促使国内经济彻底趋向失衡，从而加重现存产能过剩经济危机的态势。” 本文中，需要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是，权力联结效应产生的制度根源决定了政府转型并不能消除权力联结效应，反过来讲，如果不能消除权力联结效应，政府转型非但对改善经济环境毫无绩效，而且也将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因为权力联结效应伴随着政府转型将不仅在经济领域再次发生扩大效应，而且将进一步伴随着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在政治领域发生扩大效应，其危险性后果不言而喻，对于执政党而言，这种危害必须加以谨慎对待。。 第十三节对政府职能转型论的批判 2005年，在国内出现产能过剩危机趋势的时候，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将内需不足，经济结构失调，社会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固执地归咎于政府职能，归咎于建设型政府的全能职能，进而幼稚地得出结论：政府主导的投资是经济过热结构失调的根源，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不到位是内需不足，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基于这种短见，提出政府职能转型论，提出后续改革应着力于建立公共服务型有限政府，政府应让位于市场，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这种表面上正确的观点似乎是符合眼前经济需求的，但实际上这种短见的危害性将是极大的。 无论是计划经济国家抑或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能有三种：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稳定经济的职能，尽管在不同意识形态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有所差别。在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三种政府职能是缺一不可的，不能因为经济转型就削弱或者抛弃某一职能，相反地，应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强化政府的这三项职能，这并不是什么主观臆断决定的，而是由中国国情和经济转型形态决定的：在一个人口持续增加，就业需求持续旺盛，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差异严重的国家，如果没有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建设职能，就不能够实现充分的就业，不能够消除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不能够消除日趋严重的城乡差别；如果不强化政府调整收入分配的公共服务职能，贫富分化的现象将在改革中日趋极端，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就不可避免；如果抛弃政府稳定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交由市场配置资源，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就无法规避。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果采纳主流经济学家的建议，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按照放弃政府配置职能而建设有限政府的理论原则，将政府职能集中于公共服务职能，把资源配置完全交由市场实现，那么，未来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是极其悲壮的：由于缺乏政府配置资源的干预，市场资源将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地区，集中于大中城市，广大的小城市城镇以及广袤的农村将因资源匮乏而加快衰退，其后果必然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城乡差异将进一步加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成为政府的一厢情愿，半途而废。 就现有的政府职能而言，公共服务职能确实存在不到位的事实，政府的任务在于如何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使得政府三大职能相辅相成，更有利于市场化经济建设，而不是相反。 主流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其市场化理论是支离破碎的，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支撑，因此其改革理论建议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国企效益不好，就进行产权化改革；内需不足，贫富分化就批评政府职能不到位，建议政府职能公共化。现在，在经济形势严峻、社会分化加重、经济结构失调的情况下，又把政府职能的转变当成了挽救经济衰退的万能妙药。这种片面构建政府职能理论的主张就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鼻祖----西方经济学家---也是不敢苟同的。 在政府职能转型论中，主流经济学家的错误不仅在于片面割裂政府的职能，其根本性的错误在于，由于主流经济学家完全忽视了经济改革中存在的权力联结效应。忽视权力联结效应，就必然忽略经济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需求，其结果必然导致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改革理论走向纯经济改革的极端。当纯经济改革的理论在现有政治体制下走到尽头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纯经济改革理论也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第十四节政治风险与改革诉求 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后续改革如果不能够建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既有政治体制下的权力联结效应将进一步强化社会分化，缺乏政治体制越约束的政府转型不但不能够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相反地将催化隐藏在经济活动中的潜在政治经济风险。 在国内，由于主流经济学家纯经济改革理论的缺陷，伴随着权力联结效应而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与非既得利益群团之间的社会矛盾已尽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国内经济领域已充满了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如果不及时消除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权力联结效应，在不久的未来，伴随着产能过剩危机的将临，日趋加剧的利益冲突将演变为政治冲突，届时，既得利益集团有可能与社会弱势群体将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改革，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削弱其利益的改革将持坚决的抵制态度，而弱势群体也由于在改革中未享有改革成果而反对改革。2005年末国内理论界发生的改革共识破裂论就是危险的征兆，就改革而论，这将是危险的极度，对于执政党而言，执政领导政治地位将有可能受到威胁。这并非盛世时期的危言，只要深刻检讨一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颠覆，就会获得无法否定的结论。 在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不仅会违背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也将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现在，主流经济学家纯经济改革理论已走到了尽头，对于中国改革而言，是应该产生“新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对政治变革需要的客观追求。 消除权力联结效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执政党巩固其执政地位的主观诉求，也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诉求。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不改变党内监督对国家权力监督的“代偿”机制，不健全国家权力监督约制体制，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将在权力联结效应的催化下将走向极端，要么退回到旧体制，要么走向冲突危机。 就前者而言，已无可能，就后者而言，东欧历史已有之。 可以断言，2006年后期，中国将步入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行互动的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将成为稳定中国经济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