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医疗制度改革引出了一个老话题－中医中药在当前的地位，并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题目，那就是对中医性质的看法。首先要声明的是，笔者不是医药界人士，既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而且也不是医务行政管理人员。对于医药界的具体技术问题、管理问题，笔者不敢冒昧发表意见。但是任何人都需要医疗服务，都会对医药问题有些看法。一位经济学家说过，消费者早晚都会成为内行，当然不是指研发生产而是指鉴别优劣。
在大的方面，在消费品或服务的社会功效的评价上，大众的看法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比业内人士更客观、更有益。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就“中西医之争”发表点管见。
1 医术在本质上是实用性技能，没有民族性
艺术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不同民族的生活环境和传统不同，审美观和审美情趣也不同，所创造、崇尚的艺术自然不同。对各民族艺术的看法必然有很大主观成分，很难有一个客观的、公认的标准来评判各民族艺术孰高孰低，更不能说哪个民族的艺术是科学的，哪个是不科学的。
有些东西兼有艺术性和实用性，兼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例如建筑、服饰。就建筑风格、服饰特点来说，不能妄言哪个民族的更美观或更高明。但是就建筑技术、服装生产工艺以及这两者的实用性来说，优劣、高低之分还是有客观性的。
多数东西有很强的实用性，或完全为了实用，或以实用为主，例如武器、交通工具。实用性东西都有客观评价标准，优劣高低明显。在历史进程中，有的民族率先创造了某种先进技能、方法、物品，就在这个领域取得巨大的优势。特定的技术总是被特定的人、特定的民族创造的，技术是有民族烙印的。其他民族对于先进技术或早或晚总要学习、运用，否则会使本民族落后。对于重大先进技术的长期排斥会使一个民族衰落甚至消亡。先进技术在被其他民族学习的过程中会被本土化－更适应自己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并得到改进。最终，发端于一个或几个民族的先进技术会成为许多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技术进步中，总是融和着许多民族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尤其实用性技术是没有民族性的。
医术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与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本质上是实用性技能，其存在的理由就是防病、治病，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医术的高低优劣有客观标准，即便一时不被认可，早晚会被承认。
对待历史上的“中医”，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当像对待整个中华文化一样，充满崇敬挚爱之情，并不断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对待现实生活中的“中医”，我们应当主要把它作为一种实用性技能（包括诊断、处置、制药、用药）。对“中西医之争”，应以客观、平和、开放的心态来评判。过多地诉诸民族感情，可能使判断失去客观标准，失去理性。
2 “中医”、“西医”这两个称谓本身很不严谨。
严格地说，“中医”的完整称谓应该是“传统医术医学中的中华分支”，“西医”的完整称谓应该是近现代医术医学。
现代医学发端于西方国家，在传入中国时被国人称之为“西医”，这是当时的习惯，就如同国人曾经把眼镜称之为“西洋镜”（后来西洋镜这个词才带上了贬义），把火柴称之为“洋火”，把近代枪炮称之为“洋枪”、“洋炮”一样。在中国近代，“洋”与“西”在修饰名词时的含义是基本相同的。
称谓随着时代进步在改变。现在几乎没有国人再把使用中的枪炮叫做“洋枪”、“洋炮”了，步枪就是步枪，手枪就是手枪，迫击炮就是迫击炮，榴弹炮就是榴弹炮。除了在少数偏远地区，国人一般也不再把火柴叫做“洋火”了。只有西服、西医等少数几个冠以“西”的称谓保留至今。
西医这个称谓的保留不仅大概与“中医”的继续存在有很大关系。
上面这个道理，有知识的人或喜欢对问题深思的人恐怕都明白。但是也有一些人不甚明白。有些人从“中医”、“西医”这两个称谓出发，想当然地认为，中医、西医是两大平行的体系，进而认为各有千秋，伯仲难分。这显然是误解，或者说被误导了。“中医”是传统医学，所谓“西医”是近现代医学，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况且“中医”只是人类传统医学中的一个分支，并不能代表和包括传统医学中全部有用的东西。
约定俗称的东西不一定非要改变。笔者也不因为“中医”、“西医”这样的称谓对某些国民有误导作用而一定主张改变这些称谓。只是医务界、学界、政界的人不要忘了可以有更严谨的称谓，更不要有意无意地误导国民。
3．对“中医学”是否科学的基本看法
说到“中医学”或医学，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其产生、发展的大背景。
人类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但不是一般的产物，是大自然中的奇迹。人类不仅制造工具、创造语言、有思想，而且人类生出审美观和信仰，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不仅探究与自己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事物，而且探求整个世界的本源和规律。既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是出于好奇心或使命感。
由于知识积累有限、工具和方法简陋，古代人类对许多事物都无法准确把握，只能以联想、猜想、假想、甚至幻想填补知识的空白。不这样做，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就不完整甚至难以建立。那样的话，人类精神世界－这是人类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之一，就难以维持。而且不如此，已经被生活证明可行的实际作法，就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发展。
今人不会苛求任何种族、民族的古代思想家、发明家以及宗教大师、炼金术士，不会因为他们的理论、方法存在种种谬误而贬低他们，而是对他们充满崇敬之情。没有世世代代的探索，没有一个接一个的谬误，就没有今天的科学昌明，甚至没有今天的人类。
即便在几个世纪前，人们在突破某个成见的时候，需要对这个成见连带其创立者或集大成者进行批判、清算。但在以后，人们一般还是会恢复对其本人的敬仰，承认其历史地位。
今人很少再对权威抱着迷信态度了，尊重归尊重，独立思考归独立思考。不仅不迷信古代权威，也不迷信当代权威。爱因斯坦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科学家。他创立的相对论对于量子力学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多是爱因斯坦的学生或自认是其门生。但是晚年的爱因斯坦对于量子力学的最重要进展持怀疑、反对态度，对于测不准理论、量子运动不规则理论斥责曰：上帝不掷骰子。这并不妨碍量子力学大师们在坚持和发展自己理论的同时由衷尊敬爱因斯坦。
在新的理念已经成为常识之后，出于对于先贤的尊重，人们一般多讲先贤的伟大贡献，不刻意提及他们的错误，更不会煞有介事地对其“错误”进行批判和声讨。不仅对本民族的先贤应该这样，对其他民族的先贤也应当这样。现在不管是科学家还是中小学教师，如果不是专门讲述近代科技史，一般不提及和批判牛顿所说的地球所以转动是因为上帝踢了它一脚，而是讲牛顿三大定律。即便讲到牛顿的错误，也是抱着理解的态度。我们在讨论古代中医和中医学时也应该秉持同样态度。
有医术就会有医学。医学与天文、历法、哲学一样，是最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学问。在知识和工具十分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对于生命本质和疾病缘由的认识必然十分有限。但是人类总是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构建比较完整的医学理论。当然这些理论充斥着猜想、谬误以及今人看来是迷信的东西。各个民族的古代医学没有例外，不独“中医学”如此。尽管这样，我们对于扁鹊、华佗、李时珍仍然充满敬仰之情，对于《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仍视为民族瑰宝。
“科学”这个名词与其他大多数名词一样，有着多重含义。当我们说“古代科学”“古代科学家”的时候，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狭义上的“科学”应该仅指发端于十六世纪欧洲的近现代科学，也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界所倡导的“科学”、“民主”的那个科学。以下笔者在使用“科学”这个词时都是狭义的。
就笔者看，科学思想和方法起码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将理论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大致相当于我们这些年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特点是把假说明示出来。别说近代，就是当代以及今后，人类通过观察和实验都只能对一部分事物给出确切的结论，对于很多事物则无能为力。但是人类在许多情况下必须提出假说，否则不仅影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且妨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体系及其假说僵化，桎梏后来研究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但是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一般都不长。因为假说在提出时就被承认为假说，人们会继续对其证实或证伪。探求真理的道路是敞开的。
科学在近代的创立是人类进步无数环节中的一个环节，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人类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质的飞跃。得益于科学，人类的知识空前增加，技术飞速进步。今天当我们发掘出制造于三千年的器具时常常对古人的精湛技艺惊叹不已，因为一千年前制造的东西也不过大体如此。这一方面说明祖先的伟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古代技术进步的速度比较慢。再看当今时代。十九世纪末人类才刚刚能借助极为简陋的器具飞离地面，飞行距离不过几十米，二十年后就架着飞机横渡大洋并投入战场，六十年后就飞上太空，八十年后就登上了月球。技术进步快，普及也很快。集现代科学技术大成的大型喷气式飞机现在已经成了大众化交通工具。
医学既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与人类的其他知识和技能密不可分。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出现之前，医学与其他学问一样，不仅进步相当缓慢，而且与迷信共生共长，充满神秘色彩。在西方国家直到中世纪，医学还是神学的附庸，医院也多设于教堂之中。
“中医学”的情况当然不可能与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有本质的不同。不可能设想，在没有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大背景下，“中医学”可以特立独行。就整个体系来说，“中医学”不是一门科学。这应该是一个现代人的常识。
之所以一般不对“中医学”的具体理论进行剖析，不去证明它不是科学，主要原因是不值得、不必要，同时也有民族感情的因素。这就好比今天的西方人不必大张旗鼓地批判亚利士多德学说一样。
4．医学进步的方向只能是“西医”。
现代医学建立在近现代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几乎全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是人类医学进步的主流和方向。这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
传统医学，包括“中医学”和各民族传统医学，不仅仅进步缓慢，几百年才有一些明显改进，而且进化方向和路径不大对头。“西医”由于是科学，几十年甚至几年就有明显的改进甚至革命性进步，不是在一个领域或专科，而是在方方面面。
“西医”固然还有很多缺陷，至今西医自己声言无法治愈甚至无从下手的疾病大概比“中医”承认的无法治愈的疾病多一百倍。显然这丝毫不妨碍绝大多数国人以看“西医”为主。
现在绝大多数民族都汇入了科学、民主、文明的历史潮流，都在为文明、进步做贡献。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包括在现代医学上的贡献，应该越来越大。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兴旺繁荣的需要，也是中国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责任。着重发展“西医”不是帮西方人的忙，不是要弘扬西方文化，不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是弘扬科学，是帮全人类，首先是帮自己。
“西医”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五十年代的中国，不要说在农村，一般城市居民都用不起青霉素；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都没有几台CT机，一般人想花那份钱还轮不上。现在各类抗生素基本能满足国民医疗需要，现代化检查设备在城市和县城基本普及。但是中国的“西药”，98％以上是仿制，现代化检查设备、手术设备基本靠进口。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在医药、设备研发上投入严重不足，体制和政策也有很多问题。
许多国家想在这方面投入，不是市场太小没法回收研发成本，就是国家太穷投不起。现在的中国这两方面都不存在问题。但是国家直接投入也好，对企业的扶持也好，都很不到位。总之，国家对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不是重视、扶植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
医疗体制的改革走了弯路，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二十多年的情况下，国民整体医疗保障水平反而下降了。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得另文探讨。
现代医学比传统医学－包括各个民族的传统医学高明，不仅有现代知识的人普遍同意，绝大多数国民也认可。笔者不想耽误读者太多时间，不就此继续浪费笔墨了。
需要多说几句的是“民族感情”问题。
“西医”建立在近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它本身也是近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崇尚“西医”与崇尚科学是完全一致的。这怎么会有伤民族自尊、民族感情呢？如果“西医”这个称呼对于许多国人实在别扭，着重发展“西医”令许多国人难以释怀，倒是可以考虑改变一下称谓，把“西医”改称“现代医学”，或简称为“医学”。人们不是早就把“西医医生”称之为“医生”了吗？
当然重要的不是称谓问题，而是理性地对待民族文化和先进事物的问题。
中国的制瓷技术曾经是世界最先进的，中国瓷器曾长期被各国人民珍爱。现在许多国家的语言中，中国和瓷器是一个词或者是两个大体相同的词。西方民族并没有为了民族自尊（严格说是民族虚荣）保留自己的传统制陶、制瓷工艺，而是把中国的制瓷技术学过去，推而广泛之，发扬光大之，以致后来大大超越中国。
半个世纪前国人还将从西方传入的近代交通工具叫做“洋车”，原来泛指矿物燃料机器做动力、含有金属零部件、车轮外缘包裹充气胶皮的车辆。坊间俗称的“洋车”多指胶皮轱辘人力车。与洋车对应的应该是“土车”，也可称之为“中车”，即中国的传统陆地运输工具。“中车”包括马车、牛车、人力车，有两轮的、四轮的，独轮的。“中车”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做出了宝贵贡献。历史上不乏车的创新与改良，不乏“木牛流马”等传奇故事。“中车”与民族传统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基本保持原貌的“中车”（都用上了胶皮轱辘和金属辐条，因此只能说“基本保持”原貌）在有些地方还在用，独轮车在有些地方短期内还不可替代。
但是没有人要求发扬光大“中车”，没有人对大力发展“洋车”（这里指本来意义的“洋车”，而不是指人力胶皮轱辘车）持有异议。
当然医学医术与陶瓷、与交通工具还是有所不同，但是道理应是相通的。既然着重发展“洋车”并不伤害民族自尊，那么着重发展“西医”也不必过于伤感。
5．“中医”的社会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中医”在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都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对此，一般人包括“西医”其实都没有异议。要求禁止“中医”的人非常之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别说一般国人－包括普通百姓和高级官员－时常看“中医”，服“中药”，恐怕多数中国的“西医”医生也常为病人、亲属开“中药”，自己有时也服“中药”。
有些国家传统医药早就绝迹了。在有些国家，例如印度、南美和非洲一些国家，传统医药还保留着，甚至是国民防病、治病的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除了以汉族使用为主的“中医”，也还存在“苗医”、“藏医”等传统医药。
在所有传统医药中，大概“中医”是保留最完整、实用价值最大的。这可能与中国的幅员、人口和文化连续性有关。医学、医术最重实践。时至今日，医学院学生的学制还是各专业中最长的，主要不是因为它的知识比其他学科更艰深，而是因为学医的要化更多时间进行实践，跟随有经验的医生给病人看病即临床教学。中国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人口始终是世界最多的，中华文化又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最古老的人类文明。这就使得“中医”在临床经验上，在医疗技术上的积累上，具有其他传统医学根本不能相比的巨大优势。
中国的现实经济条件也使得“中医”必须长期存在。对这一点看得最清楚的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中国这些年发展比较快，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基本国情。现在发达国家人均国民产值3万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1万美元左右，中国只有1300美元。多数中药价廉、有效、副作用小，仍然是国民特别是一般群众治病的重要选择。
既然“中医”“中药”对于保障国人健康还是有用的，把它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中排除出去就没有道理。这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必要争论下去。
“中医”的前景怎样呢？笔者认为，随着“西医”在中国的继续进步和普及，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普通国民收入的增加，“中医”的地盘会逐步缩小。尽管某个特定时期，“中医”会蓬勃发展，但绝不会全面复兴。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改变。
二、三十年前，各种类型的癌症都没法治，“西医”所能做的就是确诊疾病和宣判病人死期。几乎任何一个“中医”向来都宣称能治任何病，当然包括癌症－有的“中医”也称癌症为癌症，有的“中医“则对癌症冠以其他名称。有的癌症病人（包括亲属）是真心相信“中医”能治愈其病，多数出于无奈，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求助于“中医”。那时常见有癌症患者或生吃猪胰子，或活吞蜜蜂、蜈蚣、蝎子，或到处找有年头的毡帽、席头入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出招的“中医”未必全是存心骗人钱财，也不是根据经典理论，多凭个人主观想象，认为某种东西有攻毒之毒或有某种灵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现在多数癌症都有了治疗方法，或治愈或有效延长患者生命。因此现在除了术后恢复阶段还有人服用“养气” “固本”的灵芝粉之类，求助于“中医”治疗癌症的几乎绝迹。
五十年代“西药”都很贵，普通人用不起或轻易舍不得用，一般性疾病多求助于“中医”诊治。现在虽说药品乱涨价，但总的说来普通常规西药的价格比五十年代还是便宜多了，国民收入也增加了。国民选择“西医”的越来越多，“中医”的地盘日益缩小。
不是说国家在中医问题上的政策没有问题，需要改进之处颇多。但是中医逐渐衰落有其内在原因。埋怨国民“迷信”“西医”，致使“中医”门庭冷落以致90％以上的“中医”学子改行，不是明智态度。医学医术是为国民的健康存在，而不是相反。
不应该人为地刻意保持“中医”的地盘，也不应该人为地加速“中医”的衰落。但是政府、社会也不应完全放任不管。
现在，“中医”、“西医”风气都很成问题。一切向钱看，坑骗患者的医生为数不少。这与社会大环境有很大关系，主要责任在政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不在此展开了。
“中医”的随意性和夸大宣传由来已久。这能招揽顾客于一时，但是不能长久，经常使“中医”名誉扫地，丧失基本群众，自己打倒自己。多数“中医”都懂这个道理，但是光靠自律不行，因为眼前赚钱机会对人的诱惑力太大。这好比尽管运动员都知道放开兴奋剂受损害的是全体运动员包括自己，但是不能过多指望运动员个人自律，必须得有机构严格执法查禁兴奋剂。国家对于明显欺骗、夸大宣传的医生，要禁止，要查处。不能仅查处“西医”而对“中医”网开一面。那不是爱护“中医”，是害了“中医”。
国家早就有“中药”药典，对多数“中成药”规定了必需的有效成分。对于假药、达不到标准的药，必须严禁，对生产者得严厉惩处。这既是保护消费者也是保护“中医”“中药”。
承认“中医”仍然有用的人，在对待“中医”的态度和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应该允许不同流派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有人主张“西医”发掘“中医”有用的东西，使之融汇到“西医”中去。应该允许。
有人主张“中医”学习“西医”诊断方法，并适当引入“西药”。这也没有错，不必扣上“亵渎中医”的帽子。
有人主张保持“中医”的纯洁性，不搞“中西结合”，进而主张以传统中医经典为指导。这也无伤大雅。尽管经典中有不少迷信的东西，但导致医生误诊致人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毕竟很少。
传统的东西自有其价值，能保留活的东西总比单纯保留死的东西更好些。现在西方国家的中学生都得学习拉丁文。其实拉丁文早就退出现实生活了，学习它只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古罗马时代的书籍。为了保住古罗马人留给后人的遗产，为了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和智慧，西方人可谓煞费苦心。
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量子力学的奠基人－玻尔，在构思微观世界新理论时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多年不得其解，无法自圆其说。后来他在研读中国古代哲学时受到阴阳太极学说的启发，顿觉霍然开朗，继而构思出现代原子理论－这个理论是当代物理学几乎所有重大发现的基础。尽管阴阳太极学从整个体系上说不是科学，但是它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包含着人类的卓越智慧。
“中医学”整体上不是科学，但是其中必有很多合理成分，也蕴藏着伟大祖先的卓越智慧，只是有待后人去挖掘。
笔者认为，国家不必要求“中医”行医者都精通“中医”典籍，但是对于精通者应给予特别优待，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以更好地保存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对于治病疗效明显的“中医”，不论是“纯粹的”，还是变种的，也都应该给予优待和尊敬。
正确对待“中医”“中医学”不仅是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我们对祖先、对后人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