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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也许规划没有那么神秘和复杂，不过是两点间的距离。我们的幸福在于，可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用前辈的经验教训来指导自己的规划，去探究自己的“那点”在哪里，如何走过去。出场 徐小平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档案 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到北大团委工作。4年后，远赴加拿大专修音乐，1993年曾回国创业，失败后返回加拿大。1996年加入新东方。我们一计划，上帝就笑了。现实中我们发现，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如同早年间，肯8226;布兰佳说的那样：生活就是当你在计划别的事情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当然不是意味着你不要制定计划。徐小平前半辈子的音乐生涯，没有给他带来音乐上的惊喜；后半辈子，应该就跟职业咨询“结上梁子”了。经过徐小平咨询过的人，大都发展得还可以。 “世上没有先知，目标都是在不断的调整中慢慢实现的。但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根据现实去做规划。”徐小平说。 徐小平，像一个跳动的、充满激情的音符。在他起起伏伏的人生中，让我们“按图索平”吧。也希望这个旅程能为你带来收获。 中央音乐学院，福兮祸兮？ 1978年恢复高考，在文工团工作的徐小平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徐小平也这样认为。可是，这场“婚姻”并不幸福。 Staffers：让咱们也从“您的大学”谈起吧。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音乐学院？如果是再选择，还会是音乐学院吗？ 徐小平：记得我在进入音乐学院的第一天去图书馆看小说，看到那些文字的东西被感动，就久久地感到遗憾，觉得自己应该进入北大中文系。我对文字有感觉，对音乐无天才。 虽然音乐学院是一个伟大的学院。但我们那个时代无法选择，我当时只有上音乐学院一条路。我的大学不是我主动的选择。 那些进入自己不擅长专业的同学们，如果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可以通过转系、双学位、实践工作、读研、留学等方法改变自己的专业，改变自己的行业。改行最主要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其实不是考研，而是实践。 Staffers：那大学时代的您岂不是很痛苦？！会不会觉得日子特难熬？ 徐小平：不会啊。在中央音乐学院，我获得了比较系统的人文教育，形成了后来我追求一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顺便也理解了“古典音乐”这么一种艺术皇宫里皇冠上的宝石。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哈哈。 Staffers：那面对自己不喜欢、无天才的专业，您怎么计划自己的未来？都为这个计划做了些什么呢？ 徐小平：我发现我学的“音乐学”，是一种人文研究，而不是艺术创作（作曲、演奏、指挥），除了要懂音乐之外，更需要文史哲的训练，才能有所成就。在音乐学院期间，我还大量阅读了文史哲方面的著作。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自我设计，一种对自己未来有意识的调整。 特别是到了大学高年级时，我感到自己既然做不了音乐，搞文化可不能外行。所以，决定去北大听课，结果在一年多时间里，每周去两次北大听中文系的课，比如钱理群教授讲鲁迅，严家炎教授讲现代文学，谢冕教授讲现代诗歌……去北大听课，路上要换三次车，走两段路，耗一个多小时，但我一点儿也不觉道路漫长！事实上这些课对于我意义极其重大，使我受益终身。 Staffers：没有音乐天赋，只有对文字的情感。那大学时代的您觉得自己的长板是什么？又凭什么判定它就是对的呢？ 徐小平：人的长板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通过发展自己的兴趣逐渐养成的。比如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就琢磨着搞杂志、办社团、办黑板报、办各种活动。这些工作，和我现在做的工作，性质是一致的。如何判断自己的长板就是真正的长板？其实很简单：是否有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有的话，大胆发展下去，基本不会错。 北京大学，梦开始的地方？ 徐小平就这样“人在曹营心在汉”地读完了大学。相对而言，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还是香饽饽，学校也包分配。这对于今天“就业难”的学生来说，简直是个奢侈品。只是，徐小平没有享受这个奢侈品。 Staffers：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呢？据说当时是可以分到文化部等部委的。为什么不去呢？至少还能慢慢熬成个官儿吧？ 徐小平：如果当时正常分配，我不可能分到北大而会去文化部或音乐出版社之类的地方。但我自己找到了北大，其目的，也就是想在北大找到我在音乐界无法找到的位置。幸运的是，我一到北大立即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事校园文化活动，一时间搞得燕园如火如荼！ 在北大虽然我没有挣到钱，也没有挣到官，但幸运的是挣到了名声，挣到了友谊。这个声誉和友谊，使得俞敏洪愿意十年后来加拿大找我回去和他一起奋斗，使得我自己在几十年时间里，不断从北大经历中获得新的精神力量和知己。我一到北大，立即投入组建北大艺术团的工作。这个工作，以及校园文化建设工作，是我在北大五年主要的成就。 Staffers：北大的工作不好吗？您也说过到北大自己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为什么还是选择留学了呢？这在计划内吗？ 徐小平：北大好，当然好。要不然，我也不会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但是后来发现，那么一个用武之地不能再增长了。搞学术我不是那块料，本专业我也不喜欢。那么干什么呢？我是真正地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强烈的痛苦，想出去学社会学，我也申请过奖学金，但没拿到。想出去读音乐学，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我也学不好。我当时真的彻底失落，甚至想学新闻，我也考过中文研究生。 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极力淡化出国的人生选择的含义，可见当时北大的理想主义是多么的强烈而崇高。但是我当时遇到的问题是：没有住房。这里面浓缩了一个北大教师和一个外地民工共同的人生困境。后来我还是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撬开一个空闲的房间就住进去了，住的当天就被人家赶出来了。当时作为一个北大老师，我得不到一个起码的尊严。这在80年代所有的老师都是一样的。而且在当时说要分到一个一居室的单元要等到40岁！物质的贫困，理想的挫折，就两只皮箱一个梦出国了! 美加留学，梦想呢？ “留学出国，前途渺茫，后路已断。岁月来去匆匆忙乱，青春已无再无短暂。山穷水尽疑无路，出国好像是阳关，两只皮箱一个梦，雄心壮志离家园，离家园，谁知留学的辛酸？”这是徐小平留学时候写的《洋插队之歌》中的一段歌词。显然，海外留学的日子也不并好过。但是，即便是在怀着“音乐家、哲学家”梦想打工的情境下，徐小平还能保持激情——执著于当下，只要做了，就全身心投入。那些年，看起来离梦想远了，但却离现实近了。 Staffers：从《洋插队之歌》来看，留学生活还是辛酸的。您是怎么过的？ 徐小平：当年我这个北大教师，一心想成为音乐家或者哲学家，但到了美国，也感到生存的艰难。假如上帝暂时没有给你很多机会，就让你扫厕所，那么你就必须面对现实，把厕所扫好。我在美国就扫过厕所。我洗碗扫地，给必胜客送外卖，就差流浪街头了。把滚烫的比萨在没有变冷变硬之前送到客户手上，成了我唯一的艺术追求。同事笑我：送个比萨也这么激情！可是我感到自豪，激情不是浮躁，不是幻想，激情是执著当下，全身心投入，激情是做好眼前事的一种素质。生存永远在成功之前，换言之，靠自己的劳动赢得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如今职场竞争激烈，人必须树立最基本的就业价值观：靠自己的劳动生存，永远是最基本的追求！只有把胃填饱之后，才有机会充实头脑，提升自己。 Staffers：其实，这跟您说的“可以骑驴找马，但请不要虐待那头驴”是一个道理？那应该怎样保持激情？ 徐小平：是的。你必须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才可能进入一个成功者的境界。所谓成功者，并不单纯指百万富翁，也包括那些完美地完成一件工作，进而完成每件工作的人。 任何人都必须有敬业精神，能把小事干好的人，成功的几率更大。永远不要抱怨工作有多么无聊、渺小，只要开始工作，就有改进、提升和扩充自己的机会。激情是需要刻意保持的。激情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之一，也是一种可以开发的资源。 Staffers：后来我们知道，您在国外取得了音乐硕士的学位，还在当地教小学生音乐，还有自己的房子和车，这不是挺让大家羡慕的吗？ 徐小平：在国外，100万元的房子你只要交5万块钱你就可以搬进去，这说明我并不富有。第二，你不能不买车，因为它的公共交通不发达，所以你可以没饭吃，但不能没有车。因为有了车你才能去吃饭。第三，我在那儿是有工作的。我做过一段时间的音乐老师，但是这个工作我不喜欢。当然，要谋生你不喜欢也得这样做。我们往往把兴趣和生存结合起来，其实在国外首要的是生存，所谓打工都做的是体力活，没有一个大学生真的会喜欢，但是我们不得不去这样做。温饱以后，人们很自然的要寻求什么，如社会地位、社会认同、人生的价值、灵魂的归宿等。 新东方，一切从心开始 友谊？生存？更新的发展？反正徐小平在加拿大遇见俞敏洪之后一拍即合；反正徐小平彻底回国了；反正现在徐小平正在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为学生们做着职业咨询。一步一步，他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也在努力帮助迷茫的人找到他最擅长的。 Staffers：所以就决定回国了？当时真的想清楚了吗？ 徐小平：1994年秋，我在国内创业一年失败，兜里的钱全没了。挺悲惨地回到加拿大，当时我的年龄已逼近四十大关，事业一无所成。人们问我：你想做什么？我当时说：我想回国！靠说话谋生！当1995年俞敏洪来到温哥华，我们一聊以后，因为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理念、情感都非常吻合，这个时候我就雄赳赳、气昂昂又反跨过太平洋，回到了北京。那时候我多大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因为一说大家就知道我现在多大了。我当时40岁了。40岁回来创业，我认为不晚，只要心中有目标，那么浑身就有青春的活力。 Staffers：您曾经说过，进入新东方工作是迫于生计。这是真的吗？ 徐小平：我出国的第一天，就告诉接我的朋友：我的前途在中国。这还并不是出于我的爱国主义情怀，而是出于我对个人能力的评估。我觉得我搞文化艺术、校园文化，离不开中国。 回到新东方做出国咨询，当然是迫于生计。幸运的是，我在这里找到了和物质利益一样重要的东西—精神价值。我和俞敏洪、王强这些哥们儿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让我们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回国、靠语言文字吃饭、和人打交道、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这些人生最大方向上，我从来没有迷茫过！我为此深感骄傲。所以，对于年轻人，我的成功建议就是一个：方向要对，然后才是永不放弃的执著！ Staffers：在您加盟新东方后，所做的工作几乎和音乐关系不大了。那么，我们想知道，大学时音乐专业知识的学习对您在新东方工作的帮助是什么？ 徐小平：我的文字和语言，高潮迭起，情绪起伏，布局有序，呼应回旋……虽然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但说实话，这些文字风格特别明显地得益于对音乐的学习。我写作时，能够感觉到我的思想主题的回旋重复，听到思想阐述的高潮倾泻……对不起，这里一点儿没有卖弄的意思，而是说，我写作时，我心里有这些东西。 当然，我不鼓励人们为了写作而去学音乐，那是扯淡！但艺不压身，学了任何东西，都会在人生的某时某刻产生价值。Steve Jobs就说，大学期间听过一门书法课，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设计苹果时的理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Staffers：您的书里说，对于走到人生中途不得不改行的人来说，改行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生缺少长远的设计。那您怎么解释在加盟新东方前跌宕起伏的经历？ 徐小平：我认为我是一系列失败构成的成功。我为什么要进音乐学院？有那时的无奈。我为什么要出国呢？说不定如果不出国，我已经是音乐界的大腕了，但是可惜我没有做。年轻时，有的选择是盲目的，我也不是先知先觉，等到走过无数错误的道路，就可以总结出不走错路的门道。特别是做了留学咨询后我发现，奋斗如果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的话，你会陷入更大的悲剧之中。这就是我在新东方的发现和我在新东方做的贡献。就是帮助那些奋斗者们调节人生奋斗的目标，擦亮你追求的明灯，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你清晰化，给你精确定义，这是我做的工作的价值所在。 Staffers：您怎样定义人生规划？会不会有学生过分依赖您这样的咨询专家？ 徐小平：人生规划，就是根据教育和职业发展的规律，来设计自己的教育和职业。教育和职业咨询，在西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体系，无数学者专家专业人士，为青年一代提供者卓有成效的咨询。可惜中国很落后。求学求职，中国青年从观念到技术，都不适应时代和市场的需求。 除了你自己，谁也掌握不了你的命运。专家的角色在于给你导航，但开飞机的还是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