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牟宜之传》，展现“骑侠式革命纵横家”的悲剧一生： “国士”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司马迁释义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但用它来评价一位20世纪未曾任职高位、屡受打压的共产党人，是否合适？ 《国士—牟宜之传》一书的作者清秋子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品德高尚之人，能够担当大任之人，值得信赖之人，这就是国士。牟宜之一生虽然没有担任过很高的职务，但是他的品德我认为堪称国士。” 为牟宜之写传前，清秋子为多年好友牟广丰（牟宜之之子）的兄长牟敦康写了一本传记，正因于此，清秋子接触到了大量有关牟宜之的资料。2011年年底，《寻找牟敦康》出版之后，牟广丰向清秋子提出，请他为牟宜之写传。 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清秋子相继实地踏查了牟宜之生活过的几个重要地方：北京、日照、山东临沂老区、吉林临江战争旧地及“流放地”齐齐哈尔。随后埋头写作。在此之前，2009年出版的《牟宜之诗》已经引起较大反响—如果说，诗集令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位湮没在岁月河流里的悲剧性人物，这本《国士：牟宜之传》则意在让更多人了解牟宜之所担悲剧之缘由。 策反专家 牟宜之出生于山东日照，1925年即加入共青团。牟宜之最初的人生道路中，其姨夫丁惟汾影响深远。 丁惟汾，同盟会创始人，受孙中山器重，历任国民党要职。1930年代，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及监察院副院长，但他并非蒋介石嫡系，后无心恋栈政坛，转而精研学术。 丁惟汾在国学方面造诣不小，著有《诘雅堂丛集》六种及《尔雅古音表》、《方言译》、《俚语证古》等重要作品。丁、牟两家在山东日照是两大旺族，牟宜之与丁惟汾又有亲缘关系，牟宜之幼年时常到丁家做客。牟宜之日后东渡日本留学、在《山东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被任命为山东乐陵县长，都和这位姨夫有关。 由于家族关系，牟宜之在国民党中拥有广泛人脉，深受国民党元老张继器重。但后来，这位与国民党高层有亲密关系的革命青年，担起了内部策反国民党之任。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曾评价：“‘统战’‘策反’‘文宣’，被毛主席视为取得政权的‘法宝’，对于牟宜之来说尤其在行……他极大发挥了自己的长处，被同志们称‘骑侠式革命纵横家’。他曾深入虎穴，策反过山东两大股伪军；解放战争中，他担任辽东军区的敌工部长、联络部长，都是负责策反与统战的。” “天生”右派？ 牟宜之的家庭背景，是其早期工作中的优势，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不被重用的原因之一。 康生就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不过，真正导致其悲剧性后半生的，还是他的本真性格。“中国就是人情社会，大家生活在人情网中，谁特立独行，谁就碰壁。你对不公不义的事情发表意见，就会被孤立。人们可以高喊口号，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又不敢做相反的事情，这是常见的。牟宜之作为一代受传统观念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言行一致，这就导致他在具体的问题上依然坚持原则，宁折不弯，不委曲求全，他的命运跟他的个性有关系。”清秋子认为。 按理，牟宜之擅长敌后工作，本应相当谨慎，但其性格却又属直言不讳的一类。在他1942年所写的《牟宜之详细履略及反省检讨》中曾提到，“我家先代是明朝的东林党，颇重气节”。东林党是晚明政坛一大势力，自命清流，敢于直谏。清秋子认为，从这一方面可找到牟宜之后半生遭受打击的缘由。《国士》一书，这点上着墨极多。 1957年，牟宜之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之后被发配到黑龙江齐齐哈尔下放 “劳改”。 1958 年，牟宜之被开除党籍。1974年，邓小平批示牟宜之回关内休养。1975年，牟宜之携带邓小平的亲笔批复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山东，希望得到安置，却遭遇了生命里的最后一击。 4月初，在济南的山东宾馆等待地方领导回复时，牟宜之与中央特赦的一批在押战犯在宾馆走廊里不期而遇，其中几位正是他当年亲自审讯、处理过的手下败将。这些被释放人员谈起自己的待遇都很满意：“回归了人民的队伍，在宾馆免费吃住，赴地方参观，地方主要负责人出面宴请、恳谈，从优安排工作与生活……”对比自己境况，牟宜之愕然。 同年4月中旬，牟宜之突发中风。4月29日下午2时辞世，仍为“右派”。1979年，终得平反。
唯一一次退缩为女儿 时代周报：你对牟宜之的诗评价很高，甚至几次提到了李白、杜甫。 清秋子：对。我不是诗词方面的专家，所以没说他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但我确实研究过盛唐以后一些名家的诗，我觉得牟宜之在诗句上表现出来的气概、气象，那种绝不屈服的决然态度，是宋代以后很少有的。 我特别拿龚自珍的诗跟他作了比较，因为印象中龚自珍写得很激烈，但看完之后，我觉得境界方面还是没有牟宜之那么高，龚自珍毕竟是清代诗人，有文字狱的束缚，不敢说。 我觉得牟宜之向往李、杜那样的高度，不是随便写写而已。虽然当时他没有公开发表，但他说得很直接。如果当时有人在纸面上如实记录心情，那“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就可以发表出来，但基本没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都是在后来的回忆录和反思文学中写出来的，没有当时写的—从这个角度讲，牟宜之的胆量是空前的。 时代周报：牟宜之是理想主义代表，有人批评这种理想主义，认为这是他的悲剧根源。但你欣赏他的这种理想主义。 清秋子：对。我理解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第一，一个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很容易作出这种选择，不难理解；第二，因为那个时代有什么局限或者出了什么问题，就完全否定理想主义，这就又陷入逻辑矛盾了。现在的人否定理想主义，否定革命，但是又呼唤要改变什么东西，那么，谁跟你走、谁听你的？他（牟宜之）的动机是不能否认的。他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自己。 他把理想坚持到底了，把理想外化为了实践，到死都没有改变理想主义者的本色。他这辈子唯一退缩的一件事是子女问题，女儿写了封信“低头”，他看都不看就签了字，因为考虑到儿女的前途。 时代周报：有学者存在异议，认为牟宜之本身并没有达到“国士”高度，但你却从这个角度对他做出了评价。 清秋子：这不是苛求人吗？他多少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当时形势太严峻了。我现在这样说没有人听，但所有批判他的人不都有一个红色的青年期吗？经过上世纪80年代、重建了自己的信仰系统之后，现在又转过来指责牟宜之，这是苛求前人。 80后出生时已是改革开放年代，没受多少“文革”影响，我相信；但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不可能没有受过“文革”影响，文化土壤不可能中断。这样苛责上一代人，本身就带有“文革”痕迹。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不是说光拥护革命就没事了，稍微和主流有点不一致，就会受到怀疑、追究，更何况牟宜之这么全面地否定（“文革”）。他写诗的时候，你们难道不是在写歌颂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东西吗？我太清楚了，我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我知道要达到牟宜之这个程度，要多么彻底、要有多大胆量。 时代周报：牟宜之最后对自己一生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清秋子：我认为他的信念最终崩溃了。他认为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做错什么，为民族和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但晚年是这种结局，他完全不能理解。当年，他肯定是对这个事业抱有一种崇高信仰，才会抛家舍业地投身进来。过去他是一个富家公子，把财产都捐出去了，贫穷了一辈子。他的儿子说他连顿好饭都没吃过，他当然想不通。他知道原因在哪里，他心里已经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