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篆刻史的两个高峰 时代周报：如果追根溯源，中国的印章最早是从何时开始？ 韩天衡：我们现在能够见到最早的三方印应该是殷商时期的东西。从殷商一直到东周，东周的墓里面开始有典型的印章“玺”出现。在整个西周四百年里，考古发掘里没有印章出现。所以，我们现在讲学习印章实际上是讲东周以后。 印章作为一种信物可以说随着封建社会的出现和奴隶制度的崩溃，跟那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体制联系在一起。封建社会形成以后，要找一个东西来作证明、证件。军事上也好，政治机构的运作上也好，或者经济贸易也好，都要有一个东西作为凭据信物。比如你来我这儿订买五头牛，钱付了，牛要到几个月后再来牵，我怎么能够确定这东西是你的？印就成了中国最早的一种信物，这个东西对政治、经济、军事、商贸都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玺印是战国的，战国时候玺印用的文字是七国的文字，秦有秦的文字，楚有楚的文字，晋有晋的文字。以我们现在用艺术眼光来看，古时的文字从理念到书写都具有非常高的水平。秦始皇并吞了六国，用秦文字，汉代用缪篆，但作为印章艺术来讲，仅仅是换了一种篆字。制作印章的水平包括艺术性始终是高超的。 时代周报：古代印章留下来的多不多？艺术水准如何衡量？ 韩天衡：多，大概没有人做过详细的一个统计。印章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周秦两汉是高峰，到了隋唐朝以后是低谷。因为周秦两汉的时候，社会生活一天都离不开印章。诸如，官府的文书从地方要发到中央，这一卷竹子制作的“简牍”，扎好了以后在打结的地方上面用一个泥封封住，之后就拿官印钤在上面，这样就是密封了。如果到了中央这个封泥损坏了就说明可能泄露了，被人拆过了。所以，周秦两汉之后的印章，大多是钤在封泥上面。到了隋唐出现问题了，纸张盛行，印章怎么打到纸上去？材料没有及时解决。我们现在用印泥，印泥的制作要到明朝之后才做得精到。所以，唐宋元很多名家的书画上面印章很少，特别是唐宋。印章钤盖在纸上模糊不准，且难以持久，往往起不到鉴证作用。 我讲中国的篆刻史有两个高峰。一个就是周秦两汉，另一个就是从明末开始。明末材料的问题解决了，刻印采用了新引进的青田叶蜡石。青田石引进篆刻里，因为它软硬适中，易于镌刻，过去刻不了金、玉印的文人，都乐于提刀刻印了，于是这个队伍从印工变成了文人。这样一来，文人成了篆刻家的主体。所以，明代后期篆刻艺术又复兴了，成了中国篆刻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这个现象在其他传统的文学艺术里是没有的。 时代周报：篆刻的风格会不会秦汉比较大气一点，到了明末比较文气一点？ 韩天衡：凡是艺术，其最初都是出于实用，但里面赋予了很高的艺术内涵。所以我们今天拿它当成纯艺术品来看。周秦两汉是以国的疆域而自具风格，到明清由于文人的介入，就以地区甚至以个人形成风格，更见百花齐放。这又是明清跟周秦两汉不一样的地方。 它们的艺术性都非常高，是因为当时的印工。秦汉时期当然不叫篆刻家，也没这个称谓，但是制作印章的工匠使用当时的文字，感悟深刻且受者也都是行家，保证了很高的艺术性。从某个方面讲，明清的很多篆刻家的水准是不能跟周秦两汉比的。为什么呢？他使用的是古代文字，古代文字对古代印工来讲驾轻就熟的。而我们现在很多不高明的篆刻家连篆书都写不好的。 写好篆书是篆刻的基础 时代周报：篆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 韩天衡：我认为一个出色的篆刻家，首先是书法里写篆书的大家。我们刻印章都是以古代文字为主，不认识古代文字，老是写错别字，那怎么行？只解决这个字形，并没有解决这个字的艺术性。辞典是不能当法帖用的，所以，写好篆书乃至写出风格，对搞篆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回顾一下从清朝中期到现在，邓石如的篆书保证了他的篆刻是一流的。赵之谦，也会画，也会写，也会刻。吴昌硕，字和画都好。融会贯通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整个文学艺术是一个马蜂窝，特别是书法、绘画、篆刻、文学、诗歌，是紧挨在一起的蜂穴，一旦相互打通就可以相得益彰，左右逢源。老辈总是讲多读点书，刻图章的人不能一辈子就看一本印谱。古人讲要写好诗，功夫在诗外。要刻好一个印，功夫在印外，能书擅画，有文化，有修养，是综合工程。我对自己的指导思想就是四个字：诗心文胆。文学艺术是相互渗透、相互贯串的。字写得好，印章就可以提供一个篆法上的保障。字写得好，线条好，对画画就是一个保障。懂画的，写字刻图章就不会死板，他知道什么叫气韵生动。所以，篆刻要搞得好，字要好，要懂点画，不一定要成为画家。不一定要成为作家，但要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要有个人自塑的想法。从清中后期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师级的篆刻家都是字写得好的，画画得好的，而且都是读过书的，都是可以写诗词的，不写诗歌也可以写文章的。
不过有时候，我开玩笑讲：搞艺术，老天爷给你这块料，也给你盘算好的，有些篆刻家写字就是写不好，有些书法家画画就是画不好。沈尹默先生的字写得那么好，他的画就欠佳。像邓散木印章刻得也不错，字也写得不错，文学修养也不错，画画欠佳。 时代周报：印章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东西，外国是否也有类似的艺术？ 韩天衡：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在3000年前就有印押的使用，西亚有滚筒印，欧洲有火漆印，但是不像我们三千年不断地生发下去的。所以，印章就成了中国特具的民族瑰宝。 时代周报：现在社会渐渐数字化，电脑出现以后很多人连用笔手写也不用了，更不用说篆刻。你认为当代中国的篆刻艺术发展水平如何？ 韩天衡：最近三四十年，印章基本上就是游离于使用，成为以赏玩为主的艺术。过去的印章首先是证件，或官府、军中的吏员，或是姓名章。明清已经拿很多的诗词歌赋放到印章里面去，就是所谓的闲章，带有很重的文学色彩。现在谁还拿一个大的图章去盖在一个领款单上？领工资也不会用印章了，都直接打到你的卡上了。所以，现在的篆刻艺术越来越摆脱实用而成为纯艺术。另外，篆刻艺术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传统艺术里面发展得最快，人气最高，取得成绩也是最明显的。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这样呢？ 韩天衡：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值得去探讨。一个就是它走向纯艺术，一个民族随着温饱的解决，对文化艺术的需求也必然更见渴求。第二个是队伍很强大，篆刻艺术确实有一个史无前例的很庞大的创作、研讨与欣赏群体。这三四十年来，在篆刻的领域里面，在创新突破和理论方面的努力都是超乎之前的。 就我个人来说，大致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在印风的创新上，二是在理论的探索和对史料的整理上，三是注重对篆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上。从1960年代后期收学生到现在，在大学里上课的不算，我的入室弟子有200多名。 “我是恋古的革新派” 时代周报：在中国的篆刻历史上，西泠印社是非常特别的机构？ 韩天衡：西泠印社是1904年创建的，是几个对印章特别有嗜好的文人聚集在一起，以星星之火慢慢发展起来的。十年以后请吴昌硕当社长。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里面也有曲曲折折，也停掉过几次。西泠印社是一个古老而充满生机、饶有传奇色彩的社团。 时代周报：你在“文革”的时候跟很多画坛的老先生都有交往？ 韩天衡：交往很多。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荣幸”地达到反动学术权威的档次，比较自在。那些老师们都已经被打倒了，所以经常去看看他们，为他们去做点事情。诸如帮他们料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去销毁一些所谓的罪证，帮他们去写一点认罪书、检讨报告。 他们跟我关系也非常好，叫我刻印打在他们的字画上面，所以属于忘年交。在处处存在戒心的“文革”年代，我跟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讲。黄胄第一个被打成“驴贩子”，那时候我在部队，要我揭发他，我就讲：他从来不跟我谈政治，上级说这算什么揭发？要我跟他划清界限，我说：他在北京，我在上海怎么划？他们说：黄胄有不少画送给你，你还有没刻完他的印章，全部要上交，划清界限。后来这些东西也就黄鹤一去，再也回不来了。1973年，黄胄下放，跟我说：小韩，我放在你这里的印章呢？我说：全部都上交了。后来我再刻了一些印章送他。 我给陆俨少先生刻过300多方印章，给谢稚柳、应野平、程十发、徐子鹤先生都刻过100多方，刘海粟、李可染先生各刻过20多方，黄胄、唐云、吴作人、宋文治都刻过一些。因为我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探索怎么推陈出新的问题。大概到1972、1973年的时候基本就有了点眉目，他们觉得小韩这个人很懂艺术，所以给我的书画都很精。我没有辜负他们，就算是现在商品社会，外面到处在拿那些东西去拍卖赚钱，我没有卖掉过一件。我所有东西都在，因为我感到这是我跟他们友谊的象征，感情的依托，是不能去卖掉的。我可捐掉，但不卖掉。我只卖自己的土产—篆刻字画。 时代周报：刻印是不是中年最好？ 韩天衡：也不见得，有专家讲，刻印到55岁就“结壳”、定型了。到现在为止，我感到我还在变、还能变。我所熟悉的个别上海老印人很早就叫学生代刀了。这还是要看你是不是心志专一，如果是在商品社会里为了多赚钱，当然可以搞个工作室或者找学生来代代刀。但书画篆刻是艺术家的独立劳动，所以不能这样“大协作”。事实上你如果不是将赚钱看得很重的话，完全还可以继续静下心来去探索。艺术的探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一定会有很多新的追求，一定会有很多东西让你着迷，叫你要继续探索下去。所以，它不存在有年龄的限制。而且，我们现在比古人好的条件是：古代的艺术精华包括很多古人自己都没见过的新鲜史料，现在出来很多，美不胜收，足资借鉴发挥。总之，我是恋古的革新派：传统万岁，出新是万岁加一岁。 时代周报：中年以后，你对治印又有新的思考？ 韩天衡：我们现在讲艺术要推陈出新，因为文学艺术跟科学技术不一样，科学技术不讲基因的继承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必然替代、打倒现有的、陈旧的，且是摧枯拉朽无情地推翻更新。文学艺术的规律则绝然不同，是讲推陈出新，不是革命，是革新，讲四世同堂。石涛出来就把董其昌打倒？吴昌硕出来就把扬州八怪打倒？齐白石出来就把吴昌硕打倒？没有。后者并不能遮盖前者的声望和光芒。这就是两者最根本的不同。 文学艺术是必须要讲借鉴，我认为推陈出新的本质是推新出新。邓石如的风格出现，在历史上不是新的吗？但是不管谁重复他，邓石如始终闪耀着新的光芒，邓石如之后出了赵之谦，赵之谦是新的吧？但是学他的人是旧的，他自己却是新的。所以，这些历史上创新的大家，他的本质是一个“新”字。我们借鉴这些人，不是在推陈，实际上是在推新，是以推往日之新来出今日、明日之新。 现在有的年轻人，受外来思潮影响太多，对民族的优秀传统多取虚无主义和否定主义，是不足取的，有害的。我也是主张创新的人，创新的东西不仅是表象新，更是有内涵的新。艺术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今天全盘排斥传统而自以为全新的东西，很可能明天就会销声匿迹。当然那些真正的新东西、好东西，就能从流行走向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