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是最好的年代，那是最坏的年代。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在把遥远的太平洋港口和帝国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公路上奔驰着带家族纹章的豪华马车，操一口流利法语的亲王和贵妇从“巨石”大剧院的廊柱间鱼贯而入。同一片天空下，拉斯科利尼科夫在为生计杀人，索尼娅必须出卖肉体才能养活全家，施粥厂门口的流民和“十字架”监狱里的政治犯一样接踵摩肩。混乱的沙皇加冕庆典上有一万多人被踩死踩伤，皇帝夫妇却在同一天面带微笑出现在法国使馆的舞会；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的舰队在旅顺被日本人围困，他本人则安坐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的包厢里，为挪用军费包养的芭蕾舞演员捧场。当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本海军彻底摧毁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时，尼古拉二世询问他的侍从：“今天天气真好！您想不想去打猎？”全然不顾面前的年轻军人沉痛而慌张的表情。 “颠僧”拉斯普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个传说中长相和体味都酷似山羊的怪人迎合了俄国东正教徒、封建贵族乃至王室对所谓“农民圣人”的狂热，他那颠三倒四的言语、神秘莫测的法术和据说能治愈血友病的医道在圣彼得堡掀起了一阵崇拜热潮。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拉斯普京始终是罗曼诺夫宫廷的上宾，他甚至能插手政治，在军事和外交问题上兴风作浪。与“颠僧”的得势相伴随的是正直贵族、军人、知识分子乃至社会主义者与沙皇家族的离心离德，当尤苏波夫公爵和他的同僚设计杀死拉斯普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时，颟顸的沙皇夫妇和他们的忠臣决裂了。拉斯普京之死最终成为罗曼诺夫王朝垮台的催化剂，但与其说这是导致那个老大帝国崩溃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沙俄帝国末法时代一切愚昧、专横、残忍和阶级对立的表现及缩影。 血友病与日俄战争背景下 “颠僧”，也叫“圣愚”（Foolishness for Christ），是东正教文化中一种神秘崇拜。一些俄国神学家和贫苦民众认为，上帝会借助某些外表邋遢、言语疯癫的游民教士来传递隐秘的意旨，这些人外表丑陋、语无伦次，却具有惊人的法力；他们的外貌、官能和知觉是被上帝有意剥夺的，为的是从众生中甄别出真正的信徒，因此乃是“神圣的颠狂”。现代民俗学认为，“颠僧”是东正教传统和芬兰萨满教、伏尔加-乌拉尔突厥文化杂糅而成的产物，是俄国边疆封闭性的副产品—在幅员广袤、气候恶劣、拥有大批文盲信徒的老俄罗斯，任何玄乎的神棍都能找到他的市场。 “圣愚”现象并非俄国独有，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到游旋于宫廷权贵中的同行道友。神秘主义的土壤在另一古国也能结出奇异的果实，比如正声名大噪的王林“大师”们…… 当然，在1894年冬天，没人会料到罗曼诺夫王朝的命运也将和一个“颠僧”紧密相连。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当年10月病死，由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11月底，尼古拉和他的远房表妹、德国黑森-达姆施塔得大公国的阿莉克丝公主（婚后改名亚历山德拉）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亚历山德拉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最宠爱的外孙女，这桩婚事也是当时欧洲皇室典型的亲贵联姻之一。但维多利亚女王同时还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血友病基因携带者（该病患者通常为男性，女性不直接发病，但可携带致病基因），亚历山德拉从她的母亲那里遗传了这种基因，又把这种致命疾病带入了罗曼诺夫家族—1904年8月出生的皇太子阿列克谢在六个月大时就被发现患有血友病，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 皇太子的恶疾只是沙皇夫妇面临的困境中较小的一桩。尼古拉二世身材矮小、性格软弱，从性格到智力都不足以驾驭乱世中的帝国，他那喜欢颐指气使的母亲、四个恃强凌弱的叔叔和一位居心叵测的德国表兄（德皇威廉二世）在每件大事上都企图越俎代庖，沙皇本人只能徒劳地左右摇摆。不过他对一切企图分享专制权力的党派和团体倒是抱同等的敌视态度，君主立宪派、社会主义者和地方自治鼓吹者在沙皇即位的头十年受到了同样严苛的打压，沙皇甚至公开宣称：“正如已故的父皇所为，为了帝国的利益，朕也将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维护专制统治。” 这种固执的君权思想，偏偏又和拙劣的统治技巧结合在一起：1904年，尼古拉决意以一场“胜利的小型战争”缓解国内愈发深重的社会危机，但日俄战争却是一场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大悲剧。1905年1月旅顺落入日本之手后，圣彼得堡举行了要求结束战争、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建立立宪政治的15万人大游行，冬宫卫队向群众开枪，酿成死难1300余人的“流血星期日”事件。此后9个月里，全俄发生了2700多次起义，农民造反、工厂罢工、学生罢课，整个帝国处在倾颓的危险中。在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重臣维特伯爵的压力下，沙皇不得不同意召开国家杜马，给予人民一定的自由权利。但在前两届杜马提出了重新分配皇室和教会土地、允许罢工等议案后，尼古拉依靠强力驱逐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工党，让铁腕人物斯托雷平担任宰相。斯托雷平推行的改革以发展工业和兼并土地为特征，在改善国家工商业面貌的同时，大大恶化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俄国表面上开始复兴，实际却处在喷发前的火山口上。 “上帝派来一位‘颠僧’” 出生于西伯利亚的“颠僧”格利高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宫廷的。他本姓诺维赫，1869年生于萨拉托夫一个破落富农家庭，年轻时以放荡无赖、不循常理著称。格利高里·叶菲莫维奇当过短工、偷过马，与许多妇女厮混，人们给他起了个诨名叫“拉斯普京”，意为淫逸放荡，久而久之其本姓反而不为人知了。18岁那年，这位“淫逸放荡”因为盗窃被罚入贝鲁克莱茨修道院做苦工，偶然结识了在附近居住的比斯克教区主教马卡里乌斯二世（1912-1917年为莫斯科宗主教），受到后者的点化，开始斋戒隐修。有资料称，拉斯普京和比斯克地区的异端教派“鞭笞派”来往密切，学习了后者的神秘教义和法术。总之，这个少年时代只在乡村间行走的恶人逐渐发现了某种更有吸引力的天地，1901年，他突然抛下妻子和子女，换上修士服装，开始在俄国全境的流浪和“苦修”。
可以肯定的是，拉斯普京从无赖到行脚修士的转变具有很强的突然性，刚好与俄国民间的“颠僧”传说相吻合。在漫长的流浪中，他不洗澡、不刷牙、不剪头发和胡子，浑身肮脏不堪，仅靠信众的供养过活。拉斯普京在阿尔泰山、乌克兰和喀山盘桓良久，见惯了风土人情、世间百态，口才变得极佳，人们虽讨厌他的不修边幅，也不得不承认此公能说会道、颇有见地。到1902年前后，拉斯普京已经“创作”出了关于自己的神话—他在西伯利亚小村中蒙受上帝指引，由偷马贼转变为神使，曾两次远赴耶路撒冷，有预见未来、悬壶济世的异能。无巧不成书，此人的确曾经预言乌克兰某地的干旱，又以旁门左道的催眠术为达官治病，乌克兰等地开始齐声传诵：上帝派来一位“颠僧”，为世人排忧解难。恰好沙皇夫妇正在四处寻找能为皇太子治疗血友病的神医，拉斯普京便在1905年底被护送到圣彼得堡，一跃成为罗曼诺夫家族的上宾了。 沙皇夫妇的精神支柱 关于拉斯普京的种种传说中，以他对阿列克谢皇太子的治疗最为神秘：在一次公开的“发功”中，这位“颠僧”用催眠术配合来路不明的药粉，居然真的止住了皇太子的出血。站在今天的角度，这种“神迹”恐怕和心理因素以及偶然性有关，但对沙皇夫妇却是不折不扣的福音。拉斯普京甚至大剌剌地宣称，阿列克谢绝不会死，他的病在13岁时就会自动消失。每当阿列克谢的血友病突然发作，亚历山德拉皇后就会召唤“颠僧”作法诊疗，屡见功效。这个脏兮兮的下等人马上变成了圣彼得堡交际场的风云人物，无数贵族妇女争相召他上门，请他“作法”显灵。 仔细观察拉斯普京的发迹史，他在1905-1916年的得势与尼古拉二世夫妇的特殊处境有关。在1907年与立宪派政治家决裂后，沙皇在国内可以依靠的只有极端反动保守的“黑色百人团”，地位日趋孤立；皇后则是一个德国人，在俄国贵族圈子里备受敌视和反感。这对夫妇只有在小家庭中才能获得些许温暖和慰藉，这种奢侈的安定感还随着皇太子不时发作的血友病而七上八下。这种情况下，拉斯普京这个“颠僧”突然出现，延长了阿列克谢的生命和健康，精神上处于极度灰暗和恐惧状态的沙皇夫妇一下子找到了救命稻草—相对于厘清重重的阶级矛盾、治理好国家，靠“圣僧”来维持小家庭的安逸总会容易一些。于是拉斯普京不仅成为宫廷中的红人，有时甚至是沙皇夫妇精神上的支柱了。 当然，拉斯普京这个“淫逸放荡“不会放过为自己谋实惠的机会。他在彼得堡社交圈里素有渔猎女色的恶名，而虔诚的亚历山德拉也经常在深夜将之召入宫中、举行神秘的祈祷仪式，于是国内开始风传“颠僧”曾与皇后上床、让沙皇给他洗脚。拉斯普京本人则并不制止这类谣言，反而予以鼓励，以此向众人吹嘘自己在沙皇面前有多么毫无顾忌。有关拉斯普京的议论也传到了宫廷日内阁中，但皇后坚信“颠僧”是一位圣人，并把他视作亲信、顾问和对付政府官员的左右手。一时间，那些“编造那些令人作呕的谣言中伤他（拉斯普京）”的人统统遭到了疏远。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拉斯普京曾强烈反对俄国参战，他很清楚：战争一开始，革命就得来，而他惬意快活的生活也就必然结束了。“颠僧”年轻时曾在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聚居区活动，目睹过当地德意志族农民富庶宽裕的生活，对德国人怀有一种天生的敬畏感；但他的劝说没能成功，俄国还是卷入了战争。而战争的爆发反过来又提升了“颠僧”的地位—在俄国生活了20年的亚历山德拉皇后因为她的德国血统再度受到了举国上下的仇恨和攻击，她只有在阿列克谢和“保护者”拉斯普京那里获取支持，后者的权势遂更加烜赫一时。 在拉斯普京影响下，亚历山德拉开始干涉朝廷的政务和人事任免，要是有谁不讨拉斯普京的欢心，她就毫不犹豫地让丈夫把他除掉。1916年夏天，俄军名将勃鲁西洛夫在喀尔巴阡山一线发动了一次为期三个半月的攻势，使德奥军队死伤近140万人、被俘40万人，但在战役的尾声阶段，拉斯普京莫名其妙地建议沙皇停止进攻，结果俄军虽然战绩可观，但并未获得最终胜利，自己也付出了伤亡50万人的代价，自此转入防御。这个插曲之后，俄国军人和贵族甚至怀疑尼古拉二世还有没有能力统治国家，准备扶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皇弟米哈伊尔继位。 不过，人们对沙皇夫妇多少还怀有敬畏，既然一系列颠倒黑白的决定都和拉斯普京这个挑拨者有关，那么先除掉“颠僧”显然是更稳妥的选择。拉斯普京本人对此倒不甚慌张，据说他曾警告沙皇夫妇：“有些恶人正在窥伺着我，是否听信他们随你们的便。但如果你们抛弃我，就会失去一个皇太子，而且六个月以后皇位也将失掉……就是这样！” 诡异的弄臣之死 进入1916年下半年，清除“颠僧”的行动开始紧锣密鼓地部署。29岁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公爵是其中的带头人，他是全俄国最有名的青年富豪，在莫伊卡河畔拥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娶尼古拉二世的外甥女伊琳娜公主为妻。同党里还有沙皇的侄子季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大公、“黑色百人团”干将普里什凯维奇议员以及几名贵族士官生。 12月29日，尤苏波夫通知拉斯普京说自己将在私邸召开晚会，并且会介绍漂亮的伊琳娜公主给“圣僧”认识。拉斯普京对尤苏波夫的漂亮妻子早已垂涎三尺，便欣然同意了。在莫伊卡宫富丽堂皇的拜占庭式地下室里，马卡洛夫医生用刀子撬开装在金盘子里的玫瑰汁乳脂蛋糕和巧克力蛋糕的厚皮，塞进了氰化钾结晶。嗜好甜食的拉斯普京到场后，尤苏波夫连哄带骗让他吃下了八块带毒的点心，又喝了五杯掺有氰化钾的马德拉葡萄酒，剂量足够杀死五个人。令人恐惧的是，传说中具有高深法力的“颠僧”居然神色如常，只是打了个饱嗝、流了点口水。 一个小时过去了，伊琳娜迟迟没有出现，拉斯普京开始感到不耐烦，准备离开。因为莫伊卡宫外面站着皇后派来保护“圣僧”的秘密警察，公爵开始担心贸然行动会有风险。他溜出地下室，建议在书房的其他几个密谋者取消行动，但季米特里等人一致表示反对。为了给尤苏波夫壮胆，四个同党三人拿着手枪、一人提着哑铃，陪着公爵回到地下室，守在门口。尤苏波夫走进房间，假装请拉斯普京欣赏一个耶稣受难水晶像，乘他不备用左轮手枪从上方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颠僧”的肺叶，碰伤心脏后停留在肝里，公爵又重重推了他一把，拉斯普京倒在了熊皮地毯上。 门外的四个密谋者一拥而入，他们发现“颠僧”尚有脉搏，但已气息奄奄，于是放心地处理起了善后：有人冒充拉斯普京离开莫伊卡宫，以欺骗外头的秘密警察，还有人前往火车站丢掉“颠僧”来时乘坐的汽车，地下室里只剩下尤苏波夫和垂死的拉斯普京两人。这时，地上的“颠僧”突然睁开了眼，他恶狠狠地朝公爵嚷道：“费利克斯，费利克斯，明天我就禀报皇后，把你绞死！”失魂落魄的尤苏波夫一屁股坐在了墙脚，地上的拉斯普京一跃而起，把公爵军服上华丽的肩章揪了下来。这个像野兽一样的生物又吼又叫，摇摇晃晃冲出地下室，顺着楼梯朝尤苏波夫宫的大门跑去。 回过神来的公爵和普里什凯维奇赶忙追了出去，朝拉斯普京连开四枪，一枪打中了背部、一枪打中头部。“颠僧”在宫门内的雪地上转了几圈，随后再度倒下。普里什凯维奇用鞋尖狠踢他的太阳穴，然而拉斯普京又一次醒了过来，在雪地上挣扎着爬行。尤苏波夫和普里什凯维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拖回房间，用哑铃朝太阳穴猛砸，终于把“颠僧”砸得不再动弹，并用红绸窗帘裹了起来。紧接着，普里什凯维奇打死了院子附近的一条野狗，用狗血来掩盖雪地上的血迹。他们带着两个卫兵上了大彼得桥，把裹在窗帘里的“颠僧”丢进了莫伊卡河上的一个冰窟窿。 两天以后，拉斯普京三处中弹、伤痕累累的尸体在大彼得桥下被人捞了起来。尸检发现，“颠僧”的确身中氰化钾剧毒，但从肺部和心脏部位的积水看，他在沉入冰水时仍有气息，并且又挣扎了七分钟才毙命。不过皇后并不喜欢这段传奇故事，因为按照俄罗斯传统，溺死者是不能被封圣的。沙皇夫妇下令对拉斯普京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喷上香水、抹上腮红和口红，装入一口密封的铅棺，用火车运到皇村花园。亚历山德拉希望在那里修建一座“拉斯普京修道院”，但尼古拉二世为难地表示：“‘淫逸放荡修道院’听起来未免太古怪了。”此事只好作罢。 与拉斯普京相关的几位历史人物结局不一。尤苏波夫和季米特里被沙皇软禁了起来，但因为罗曼诺夫家族的其他成员一致反对加害他们，两人并未被处死。1917年“二月革命”后，尤苏波夫偕妻子去了巴黎，在那里一直活到1967年。季米特里则在美国和欧洲过着风流快活的生活，1941年病死在瑞士。缺少了“圣僧”庇佑的沙皇夫妇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1917年3月15日，俄国君主制宣告终结，比拉斯普京预言的还早了三个月。沙皇夫妇试图前往英国避难，但被亚历山德拉的舅舅乔治五世拒绝，后者担心收容在1905年对本国民众开枪的沙皇夫妇会招来世界舆论的谴责。1918年7月17日凌晨，布尔什维克行刑队在叶卡捷琳堡一座屋子的地下室里处决了沙皇全家老少7口，多病的阿列克谢也在其中。 至于“颠僧”本人的尸体，它在“二月革命”后被起义的皇村卫戍部队发现，用火车拉到舒瓦洛沃站和兰斯卡亚站之间的某个地方，架起柴火烧掉了。大火燃烧了整整十个小时，士兵们随后踏着炽热的炭灰仔细检查了焚尸场，并把火堆周围的土地重新耙了一遍，谁也不会发现这里就是拉斯普京被焚尸之所。唯一留存的“纪念品”是这位奇人长达28.5厘米的阳具，几个围观的士兵在打开棺材时把它割了下来，今天仍保存在圣彼得堡性学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