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房地产业的形势和发展趋势有个基本正确的判断，对于政府来说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基础；对于国民和舆论来说是形成合理预期、理智行为的指针。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比较健康，房地产业发展基本正常；存在问题不少，正在解决之中。房价不会年年快速上涨，不必过于恐慌；但是房价的趋势是上涨，并且以高于综合物价指数的幅度上涨，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不能也不应该人为改变。对低收入国民的住房问题要通过其他方式去解决，不能主要依靠控制房价。
一 房价的上涨趋势是由基本国情决定的
. 这些年中国告别了曾经令人谈虎色变的高通胀时代，物价总水平相当稳定，甚至有人认为通货紧缩是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但是近几年房价指数比较高，大体上比综合物价指数高2－3倍，因此许多人对房价是否正常，房地产市场是否健康表示了极大怀疑。毫无疑问房地产业问题不少，有的还比较严重，但是房价上涨较快主要不是这些问题造成的。在较好的总体社会经济环境下，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调控下，房地产业中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或有效控制，房地产市场基本是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房价涨幅高于综合物价指数并不是房地产行业不正常造成的，而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从趋势上来说，房价涨幅高于综合物价指数的恐怕要持续半个世纪，当然不排除在个别时期房价涨幅低于综合物价指数甚至下降。
以下是造成房价较快上涨趋势的7个主要因素。
1. 需求巨大
凡是经济增长快的区域房价就涨得快，同一个区域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房价涨得比其他
时期快得多，经济增长一般都会带来对房屋的旺盛需求。在全球化时代一般东西都能进口，本国缺了从国外进口，价格涨不到哪去，但是房屋例外。活动房可以进口，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建筑是以活动房为主，不仅因为它不具有普适性，还因为它占用更多土地。房屋是最典型的“不动产” 。
中国除了经济增长快以外还有两个特殊因素造成对房屋的巨大需求。一个因素是底子薄人口多而且住宅建设曾经长期欠帐，虽然近二十年大规模造房，成绩举世瞩目，中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从7平方米（建筑面积，下同）增加到20余平方米。但是现在这个水平还是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距离在住房上让国民达到小康还有不小距离。另一个因素才刚刚显露－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的农民工住房需求将成为未来50年更重要的因素。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城市化大大滞后，不仅落后于中等以上发达国家，也落后
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步减少，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在现今中国“农民”主要不是一种职业称谓，而是一种身份。这种在身份上把国民分为农民、非农民的制度极不合理，在世界上少有。本文使用“农民”、“农民工”这样的名词不是认同这种制度和说法，只是因循习惯以方便阅读。
现在农民工已占到城市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许多行业特别是在危、重、脏、累行业－也是收入最低的行业，农民工已经是一线劳动者的主体。中国的城市化是自发进行的，前几届政府没有进行适当引导，只把农民工当作廉价劳动力，没有对制度进行再造。如果说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实际在城市化，那么这是一种不完全的、缺乏社会公正的城市化，其进程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是世界趋势，是各发达、较发达国家走过的共同道路，是今日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农村建设在中国被长期忽视，除极少数地区，城、乡经济二元化，发展状况和生活水准两重天。当届政府关心农民、农村，决意加强领导和投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广得民心的善举，是英明正确的决策。建设新农村与城市化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8亿农民搞农业，农村富不了。农村可以就地发展一些工业，但是一般来说城市（包括具有城市功能的“镇”，下同）比之农村更便于建设和有效利用基础设施，更有集约效应，更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更有可能控制环境污染。这基本上已是社会共识。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至少会提高约30个百分点，达到65－70％，相当于今天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此期间将会有4－5亿农民定居到城市，成为完完全全的市民，而不是像今天的农民工这样仅仅在城市里廉价出卖劳动力，客居在陋室、工棚中。
未来50年应该有4－5亿农民定居城市，按照一般标准也需要一百多亿平方米住房（及必要的配套设施，下同）。城市居民（包括镇的正式居民,下同）中迄今未解决或未解决好住房的约2亿人，其中不少人还住在危房、透风漏雨的破烂房屋或缺乏基本市政设施的旧房当中，解决好这些居民的住房问题大约需要增加住房四、五十亿平方米。在住房上已达到温饱标准的城市居民中有许多将向住房小康型、舒适型过渡，需要新增住房五、六十亿平方米。住中小房子、一般房子的人改住大房子、好房子，原来的房子可以由无房户、缺房户居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不仅已过使用年限的房子得拆除，许多未过使用年限的也得拆除。大体上，未来五十年中国对新增住房的需求不会少于两百亿平方米。
需求巨大而持续，房价不会不涨。
2. 土地稀缺
地价在房屋成本中占有可观比重。现在中国一般城市地价占房价的20－30％，有些城市占到40％，繁华地段占到50％以上。可是比起香港、日本等土地稀缺经济又发达的地区或国家，这个比例还是相当低的。现在的香港地价要占到商品房成本的60－70％，在繁华地段占90％以上，尽管香港繁华地段的容积率已经超过了1:10（中国大陆城市建设用地容积率平均不超过1:1.5，较发达城市繁华地段平均不超过1:5）。
凡是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或地区地价都高，当然房价也高，房价上涨速度比其他国家
和地区快，房价指数高于本国本地区综合物价指数。日本、以色列、新加坡、香港、台湾都是这样。众所周知香港是购物天堂，不仅品种繁多而且物美价廉，但是有一样东西例外，那就是房屋。1990年代中的香港房价达到近50年的最高峰，当时普通集合式住宅（即多层、高层住宅）每平方米售价相当于人民币四、五万元，优质地段高档公寓每平方米售价相当于人民币十几万元。1997年金融危机时房价大跌，这几年有所回升。现在房价与高峰时比还有距离，但是仍高得让大陆同胞难以置信。现在香港普通住宅平均每平方米售价约相当于人民币三万余元（高档住宅每平方米仍在十万元左右），大约是中国大陆城市平均房价的十倍。
.城市（指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包括具有城市基本功能的镇，但是不包括现行市行政辖区内的农村，下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比例很小，增加城市房屋建设和其他建设用地的空间似乎很大，其实不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一半，也不到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的一半。中国人口多，农业年景每每严重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中国的粮食安全必须主要依靠本国农业生产来保障，不能过多依赖国际市场。严格保护耕地必须是一项真正落到实处的基本国策，否则就是慢性的但是难以逆转的民族自我毁灭。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建设占用耕地过多，土地沙漠化也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耕地减少速度太快。严格保护耕地使之不再减少甚或增加一点，是当代人对子孙后代的历史性责任，是今后各届中国政府都不能更改、不可松动的基本国策。
房子必须盖在土地上，能用来盖房子的土地稀缺，房价不能不涨。
3． 征地费用增加
这里所说的征地是广义的，包括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对城市原有建筑的拆除、企事业单位的拆迁。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确为公共利益所需、建设公共设施可以征地或强制拆迁，但是也必须进行听证、协商，补偿费标准也要与商业性购买相当。商品房开发所需土地一般采取协商购买的办法－不论征地者是开发商还是政府，首先得土地或房屋原所有人愿意卖，其次是价格为买卖双方都接受，集合式房屋要80％或85％以上业主的同意方能成交。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其实对土地没有实质上的权利，国家要拿走便拿走；城市里的房屋大多属于国家，要拆便拆；即便属于私人的房屋，政府也可单方面决定拆迁，补偿费很少。这种作法虽然从本质上说不合理，但是在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逻辑性、合理性。中国转入市场经济后上述作法完全失去了合理性，但一直沿用至今。近十几年由于强制拆迁、征地引发的社会问题极为严重。群体性上访、闹事，抗拒拆迁、征地事件在各地普遍发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各地政府已多次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拆迁、征地补偿标准，以后还得继续提高。这就使得政府获取建设用地的成本持续上升。
为了社会的和谐、安定，为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国迟早要废除政府单方面决定拆迁、征地的办法，改为各国通行的平等协商、公平买卖办法。在推行拆迁、征地新办法的相当长时期，政府获得土地的成本会持续上升。这绝不是因为中国的民众缺乏觉悟，而是因为从总体看，现在国家对原有居民、农民的补偿仍然严重不足。
4．基础设施投入加大
中国本来底子薄加之曾经长期忽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所有城市都普遍存在缺水、少电、无气、路不畅、污水垃圾不处理的情况，不仅使居住环境日益恶化，而且妨碍城市功能正常发挥。这些年中国大多数城市在基础设施上都投了巨资，水、电、气、热、交通、通信都有了很大改善，污水、垃圾部分得到处理。.没有这些进步，很难想象今天中国城市里的居民还能基本正常地生活，企业能够比较正常地运转，投资会不断涌入。
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度增加，可用于盖房子的土地的成本当然也有增无减。一个城市不能为了节省投资而降低市政建设标准。尽管这些年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入较多，然而欠帐仍然很大。距离现代化城市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就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也还有很大距离，更不要说其他城市了。随着市政建设标准的进一步提高，土地开发成本还得进一步增加。
当然市政建设的成本不是非要加到地价上不可，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作法。有的国家地价较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税收；有的国家、地区则主要从土地收入中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在有的国家、地区，地价不仅包含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还包含部分政府运转费用，这些地方地价特别高，而税负较轻，例如香港。上述几种模式本身并无特别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传统和相关社会条件。按照中国现在的国情，让地价反映基础设施投入并无不当，大幅度提高税负未见得更合理或更具可操作性。
在相当长的时期政府征地费用和基础设施投资会不断增加，建设用地的成本随之不断加大，地价和房价不得不涨。
5．房屋标准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房屋不仅建得多而且品质提高明显。住宅也好，办公楼、商场等公共建筑也好，在设计、材料、工艺上都有长足进步，水、电、气、通信配置标准也大幅度提高，还普遍做装饰和园林景观。有些新材料、新工艺使造价有所下降，但大多数还是使造价增加。为了使建筑物在使用上更便利、更舒适，在外观上更美观，这些增加的成本大体是合理的。这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或租好点的房子。
涨价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涨价、常规意义上的涨价，即同质同量的东西今天的价比昨天的高；一种是非常规意义上的涨价。房价指数兼有上述两种因素。各地的房价统计口径都反映不了房屋品质。谁都知道电子产品价格是逐年下降的，但是如果不区分液晶电视机还是普通电视机，恐怕会得出电视机价格上涨的结论。当然完美的统计方法很难找，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而统计又不能没有，只是在使用这些统计数字时须注意到其局限性。
这些年国家主管部门几次修改相关规范，提高建筑物抗震、防洪、防火、人防标准，并加大标准的执行力度。盖房子是百年大计，适当提高安全标准完全必要，当然这也相应增加房屋造价。
中国的建筑比发达国家相同气候地区的建筑耗费能源多2－3倍，中国人均生活耗水是日本2倍以上。按照国情中国其实更应该重视节能、节水。建筑物节能节水符合国情国策，也符合房屋所有者的长远经济利益，但是一次投入需要增加。
提高房屋品质势在必行，节能节水势在必行，房价不应不涨。
6．原材料价格上涨
别说造更好的房子，就是造同样的房子，成本也在上升。这里讲的是趋势，部分甚至大部分原材料的价格在某个期间下降当然是可能的。
建材价格的上涨趋势与中国的建设规模有密切关系。中国人口众多，即便全体国民在住房上仅达到温饱型标准，也需要再建几百亿平方米住房，而且公共建筑、工业厂房的需求量也是天文数字。中国幅员辽阔，内陆广大，不大力发展陆路交通就无法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高速公路还得大干快上，争取今后20年再增加3万公里。铁路在长距离运输中的成本优势是汽车运输无法比拟的，铁路建设的重要性须重新认识。铁路通车里程，去年中国达到近8万公里，且莫沾沾自喜，美国在1930年代已达37万公里。在当今高速公路大发展的时代，中国不需要搞37万公里铁路，但是依中国国情，20万公里铁路还是需要的。中国方方面面的建设任务都很繁重，上面仅以房屋、道路为例。当然建设不能搞大轰大嗡、大跃进。但是为了根本改变中国的面貌，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今天这样的建设规模恐怕还得持续至少半个世纪。建设离不开原材料，有些原材料在中国稀缺例如木材、生产钢铁所需的铁矿石。由于中国建设规模大，钢材木材需求量大，这些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难免上涨。.
有些原材料，例如混凝土，价格上涨趋势源自环境保护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混凝土是建筑业消耗量最大的材料，虽然单价低但消耗量巨大，它的涨价使建房成本明显上升。混凝土的原料是沙石、水泥（水泥的主要原料是石灰石），其开采、生产都有个环境问题。过去多在城市就近采挖，影响景观，也造成安全隐患。临近城市的水泥厂是重要污染源。关闭临近城市的沙石、石灰石采挖场、水泥厂，将其建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是必须的。运输距离增加必然使运费增加。即便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采石挖沙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一采了之，而应进行植被恢复，远离城市的水泥厂也不应大肆污染环境，而应减少排污。这当然要增加投入。
就是同样的运距，运输成本也得增加。燃料涨价是趋势。治理超载也增加运输本。车辆超载几倍一直是中国的普遍现象，这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并且大大加速道路损坏。运输低成本的背后是几倍的社会直接、间接损失。一个社会不能总是牺牲环境和人民安全搞建设，治理超载必须动真格。建筑材料量大、体重，运输成本占总成本比例很高。
原材料价格上涨，房价不该不涨。
7．劳务成本提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增长，多数行业的工作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劳动者待遇有所提高。但是建筑业一线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和工作条件基本没有改善，如若不是说比二、三十年前更差的话。他们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艰苦，生活环境恶劣，社会保障基本没有，收入很低还常被拖欠、剋扣。这与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密切相关。建筑业是农民工最集中的行业。建筑业工人的超低待遇主要并不反映为施工单位和开发商的超额利润。在市场条件下，在竞争环境中，普遍的超低成本主要反映在房价上。这样说可能引起一些城市居民的不快，但这是事实。建筑工人待遇超低的责任当然不在购房者身上，主要在政府。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改善农民工待遇不能指望工会，更不能靠开发商或工头发慈悲，主要得靠政府。.近两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是个好的开端，但是路程还很漫长，不要说达到城市居民的一般标准，就是达到人道标准也还要不懈努力。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建筑工人的待遇和劳动条件的普遍改善将提高建筑成本，当然也会推高房价，这一定会得到政府和大多数城市居民的认同，公平正义毕竟在人心。
建筑工人的待遇应该提高，房价不忍不涨。
二 把中央政策归结为抑制房价是错误的
近两年中央政府就房地产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性文件，其中有的讲了要稳定房价，但是中央的政策涉及面很宽广，内涵极丰富，绝不仅仅是稳定房价，更不是打压房价。现在有些媒体片面解释中央政策，误导舆论，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作没有根据的指责，这不利于中央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也不利于为解决问题创造适宜的氛围。
有些人认为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的力度太小，以致房价没有在全国范围下降。这是很片面的。中央政策的宗旨是保证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大起大落，就房价来说也是以大体稳定为原则，并不要求一定得下降。而且中央政府的考虑是深远的，兼顾着方方面面。
前一段时间对开发商的声讨比较多。开发商想多赚钱是肯定的，巧取豪夺的也不在少数，但是房价上涨的基本原因却不是这些。房地产行业集中度低，竞争比较充分，一家企业抬高房价只能使自己的房子不好卖，一个地区全部或大部分企业合谋抬高房价的可能性几乎也不存在。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地方政府在房价上与中央政府“博弈”，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把房价、地价抬高，以便从中渔利。这种看法缺乏事实根据。博弈是普遍发生的社会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地方利益与全国利益都有一些不同，博弈或明或暗总是有，但是把房价未控制住归咎于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博弈未必确当。房价已经高度市场化，不是政府所能炒高的，就如同政府不容易将其压下去一样。房价过高，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会大大降低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对地方政府并无好处。投资者也不傻，不算清帐就贸然入套的并不多。
凡是经济发展快，城市基础设施好、环境好的城市，吸引力就大－对资金也好对前往工作、生活的人也好，于是房屋需求就旺盛。当然这样的城市房价上涨就比其他城市更快，例如上海、杭州、深圳、宁波等地，连续几年房价上涨超过10％，有的年份超过了
20％（比较“权威”的房价指数有三个，按照其中指数最低的即统计局的，上述城市房价年均上涨超过6％）。其实，只要房价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就不必大惊小怪。房价高了，原来的一些低增值产业将失去竞争力，可能倒闭或迁往他地。这将使较发达地区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得到更好的利用，也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一些机会。房价太高涨得太快当然不行，低增值的走了高增值的不进来，这个城市就要衰败了。
这几年不仅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房价上涨快，一些原本发展有点滞后的城市例如天津、成都、太原、武汉等地房价涨幅也不小，也连续几年超过10％。这是此等城市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的结果。由于政府在土地上的收入增加，基础设施、环境整治投资力度加大，投资环境没有因为房价上升而恶化，总体上还是在改善，基本是良性循环。
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究竟房价多高涨幅多大，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无一定标准。把综合物价指数作为判断房价指数是否合理的标准不够妥当，因为房地产在中国这样的国度比较特殊；中国地域广大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房价指数就更不可能也不必要。一般来说，一个城市的房价指数是否过高，地方政府会比中央政府更有发言权；一个城市房地产市场是否健康，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否正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负有更大的实际责任。
在目前的舆论导向下，哪个城市的房价高或涨得快，哪个城市就成了“重灾区”，全然不问该地的房价是否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可能使工作搞得好，经济发展快，生态环境亦改善的城市挨板子最多，压力最大。这不太公平，也非中央政府初衷，亦不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上海的房价涨幅与上海某些领导人的腐败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不宜扯在一起。反腐败在哪都不能松懈，不论是房价高的地方还是低的地方、发展快的地方还是慢的地方。
一方面要减少耕地占用，增加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对城市居民的拆迁补偿，改善建筑工人待遇，提高建筑物节能、环保、安全标准，把基础设施搞得更好－这些无疑都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要求房价不要涨，这是矛盾的。一个企业增加的成本一般来说不能加到价格上去，但是社会普遍增加的成本必然要加到价格上去。由于一段时间的供过于求可以不加上去，结果就是行业性亏损，大批企业退出该行业。在恢复了供求平衡后价格还是要上去，欠涨的部分还得补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管制，增加的成本可以不反映到价格上去，结果就是有行无市产品。恐怕没有人愿意回到名义价格很低，但是没有房子也没有其他商品的时代。
有人以1990年代中前期为鉴，感叹当时中央政府一出台调控政策就把房价压下来了，指责今天出了那么多政策房价都下不来。对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认为有必要把
1990年代和当今的情况做点具体分析。
1990年代初在某种政治因素的刺激下经济开始走出萧条阴影，而房地产业恰恰又被一些人当作新一轮寻租的金矿。有权有势的人忙着圈地发财，不需要对盈亏负责的国有银行、公司、政府机构、军队大肆投机房地产，迅速形成房地产业“高潮”。政府开始还为房地产和经济的“复苏”窃喜，继而发现情况不妙，搞了“调控”。房价、地价也确实很快下来了。当时国民住房要求尚未成为有购买力的需求，而投机资金进入房地产业又过多过滥。其实不管当初调控与否，房价、地价都会迅速下跌，并非当时的政策多英明。而且房地产迅速陷入萧条后，行业、社会和政府都受害很大，政府为“救市”而出台的招数远比当初的调控措施多得多。
今天的情况与1990年代初有很大不同，其中最根本的是形成了对住房的有效需求－有购买力的需求。这十几年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民收入大幅度增加。2005年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4万亿元，是1995年的6倍。1990年代初对于绝大多数人（大致占城市居民的95％）来说个人买商品房是天方夜谈，现在近一半城市居民买了商品房或大致具备了购买商品房的经济能力。从全国来说这几年住宅建设规模与有效需求也基本适应。就房价上涨而言，投机因素有但不是主要的，购买力增加和建房成本提高才是主要原因。
其他国家在房地产方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经常被谈及，这是有益的，但需要做深入了解和研究，不要只看表面，人云亦云。日本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房地产市场一直低迷。不少人认为一度的高房价是后来房价急剧下跌的主要原因，并成为整个经济长期低迷的罪魁祸首。这种看法有失片面。日本和西欧十几年来经济增长都很慢，日本零增长或微增长，西欧多数国家也是微增长。这些国家在产业结构、宏观政策上都有一些问题，但这不是主要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19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零增长理论”，当时被当作异端邪说，现在得到很多有识之士认同。发达国家已经比较富裕，物质产品已经相当丰富，国民要求改善的更多集中在文化方面。而且在没有出现重大技术突破，没有掌握可以基本替代矿物燃料的实用新型能源，没有找到可以不加剧环境问题的工业增长途径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少一点可能更符合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
房屋已经基本满足了社会需求甚至有些供过于求才是那些国家房价停止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对房屋的需求量大体上是一个定数，公共建筑和住房达到一定数量就基本满足了国民需要。发达国家本来住房条件不差，但是在二次大战中破坏严重。二战后的大规模重建持续了三、四十年，那时是这些国家房地产业的黄金时代。到
1980年代重建基本完成 ，这些国家又都是人口负增长，不需要多少房屋增量。据说今天全欧洲的塔吊数量也就相当于上海的。
事物发展都有惯性，价格涨跌也有惯性，房价涨跌的惯性比一般商品大。在经济增速放慢、房屋数量已经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前期，房价还会涨一段时间。日本地少人多且经济一度高速增长，房价一再上涨，房价的惯性更大泡沫也更多，跌得也就更重。但是日本人多地少的国情变不了，因此重跌后的日本房价还是比欧美高得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十年房价一直也在快速上涨，当时并未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快速增长的房价也没有构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还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的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早期，大致类似于1950年代的日本、西欧，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欧。再过四、五十年，中国可能出现日、欧1990年代至今的情况。在那个时代来临之前我们的后人可能会借鉴日、欧的经验教训，采取一些措施，减低房价上涨的惯性，让泡沫小一些，损失小一点。未雨绸缪得有限度，不能今天就吃后天的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