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今天的国际投资者而言，在中国投资既没有那么完美，也不是那么危险，只是对他们的投资战略与本地社会的融合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2006年6月27日至6月30日，我应邀赴美参加了《财富》杂志的今年全球头脑风暴——“互联中的世界”。我参加的是首场圆桌讨论，议题是“从北京看世界”。行前，主持这一讨论的《财富》杂志亚洲主管克莱·钱德勒先生多次用邮件提及这项讨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针对2005年北京财富论坛后，在美国投资界正在蔓延的对中国市场的盲目乐观，他希望作为身处中国的观察者的我和参加讨论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李稻葵博士，能够给予与会者以一种更为周全的中国社会与经济场景的描述。
正如克莱所预期的那样，在这届头脑风暴上，对于中国经济的看好度及对中国市场机会的热情，一如在最近许多其他的国际论坛上一样，是普遍而高涨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在，对中国社会中产阶级与新消费群体的热烈企望，对中国市场欢迎创新产品的好评，对中国经济过去能破除一般西方经济理论符咒而实现的超常规发展的由衷信服。其实，以我从2000年以来的观察，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乐观甚至达到过于乐观的预期者并不是今天才有，我就在哈佛讲堂上曾听到过世界银行前任驻中国代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五体投地和几乎肉麻的赞美。不过，非常显著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信服中国市场价值与机会者在快速地增加，正如在中国的不少跨国公司主管所半开玩笑抱怨的那样，“老板们一乐观不要紧，对我们的业绩要求可就大幅加码了。有时候我们宁愿他们不那么乐观，至少应该更明白乐观的前提条件”。我觉得形成这类过度乐观情绪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屡屡打破过去西方商界、一些学者及部分政客的悲观和恶意论调，从而使得更多投资者站到了目前依然存在的这些少数悲观论者的反面；其次，在西方体制中的经济元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如果脱离开中国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与公共管理中的难题，单纯观察经济则更易得出过于正面的预期；另外，投资者本人的直观考察经验多集中于针对中国的少数都会城市，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机会的多元性、多层性和复杂性缺乏体验；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对于投资者的热情令许多投资者，尤其是外来考察的投资者感到从未体验过的热情——警车开道、高层接见、隆重的签约仪式、大片土地一圈而定的权威、郑重其事的官方评估……这些都让许多投资者现场热情高涨；中国经济的不成熟性，使得在许多领域的认真投入真可以看到远超出预期的回报。aihuau.com与过度乐观预期站在反面的是极度唱衰派，这些论者的核心观点自然是非常传统的，以为中国现有的公共管理模式无法适应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这将从腐败和社会分化而导致的不稳定两个方面动摇中国社会的现有结构。除此而外，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的高环境污染、高能耗、人口高流动的“三高现象”，与社会保障低覆盖面、高校毕业生低就业率的“双低现象”，也直接挑战到中国各级政府的应对能力。这些挑战如果只站在西方政治学角度来看，似乎就是除体制颠覆以外无解的课题。不过，与以往带有仇华色彩的理论主张不同，即使是现有的极度唱衰派，也轻易不会作出多长时间内中国经济或者社会就会崩溃的那种大胆或者鲁莽的断言，而且，他们也大多认可现有的中国公共管理体制在进行经济资源的快速动员方面，有其比较明显优势，这种优势在中印经济间进行对比时，就可看得更加清晰。如果我们把心态放平缓一些，那么我们大可把唱衰派的相当一部分论据作为修正过度乐观派预期的条件命题来使用，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其观察与思考问题的着力点差异有密切的关系。从总体来说，对于中国经济的乐观派，他们偏多分布于行动与实务领域，而唱衰派则多于政界、研究思想界。从这里可多少不同地看到，切身卷入中国市场实践者与仅设定一个单一角度观察中国市场者，可能得到的观察结果上的差别。当我们有整合的认识观念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更为周全的观察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者，是有意识地区隔了经济与社会发展议题的，所以大家才能看到各个地方能专门辟出土地形成开发区，实施更为创新高效的管理模式，而不简单地让这些投资者与一般民众处在一样的社会环境中。因此，这就比较能帮助我们理解境外投资界对于经济的乐观甚于我们本地的社会生活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认识。如果我们早期就要求这些投资者为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负社会责任，也许早就把他们吓跑了。这些投资者的实践不仅加强了他们的自我信心，也对中国社会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累积了相当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本地社会问题与矛盾的表现就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形式，这既对以往一向可行的投资模式（比如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提出挑战，同时由于开放了更多市场及社会发展领域，可投资的机会覆盖面会进一步加大。这种加大是机会的增多，同时也会使外资的渗透面加强，与本地社会矛盾的互渗性也会加强。国际资本在中国的社会责任议题、国际资本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模式以及国际资本受到本地社会矛盾冲击的可能性等问题都会从不同角度提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国际资本与中国本地社会的关系更加丰富与复杂化了。这就可以让我们得到结论：在中国投资也许没有那么完美，也不是那么危险，而只是对于国际投资者的投资战略与本地社会的融合影响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