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贵州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补偿与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贵州省的旅游业得到了长足、快速的发展。在2012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发〔2012〕2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贵州省应该继续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把旅游产业发展为贵州省的支柱产业,贵州省旅游业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会。由于历史和自然等多种因素,贵州省虽是一个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但旅游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制度短板。要想促进贵州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除了继续加大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力度,还应克服制度短板,引入旅游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贵州省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 一、贵州省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 贵州省旅游资源概述。贵州省地处西部内陆省份,喀斯特地质的中心区域,历史悠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旅游资源丰富。贵州省的旅游资源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一是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具有独特的喀斯特山水风光,其喀斯特地貌的面积最大,占全省面积的 61.92%。境内山、水、洞、林、石交相辉映,堪称是一座山奇水秀的“绿色喀斯特王国”。[ 蒋焕洲:《贵州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对策研究》,载《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2年第2期。]虽然该地质地貌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但却是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著名的黄果树瀑布、龙宫、天星桥、马岭河峡谷、舞阳河、赤水丹霞、荔波、织金洞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都是喀斯特旅游的品牌;二是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境内有49个民族成份,世居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毛南族、蒙古族、仫佬族、羌族、满族、畲族等16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各民族都有长久的历史,保留了较好的民族习俗,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一直沿承,形成了多彩的贵州民族风情。贵州省主打民族风情的旅游景点也较多,主要有:镇远古城、西江苗寨、安顺屯堡、青岩古城等;三是红色旅游,贵州省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之一,红军活动的面积站全省面积的一半以上,同时贵州也是改写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发生地,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发生在历史文化名城贵州省遵义市。除此之外,还有黎平会议会址、红军四渡赤水遗址、娄山关战役遗址、息烽集中营等一批红色革命旅游资源。 贵州省旅游资源开发的状况。随着近几十年的开发,贵州省的旅游资源开发总体发展良好。据贵州省旅游局公布的2012年贵州省旅游收入来看,全年旅游总人数21401.1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5.8%,其中国内旅游人数21330.68万人次,增长25.8%。旅游总收入1860.1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其中国内旅游收入1849.49亿元,增长30.2%。但是贵州省旅游资源开发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的状况,这主要是由于历史、地理、交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贵州旅游资源丰富,有些地区已经开发的很好,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旅游产业,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如黄果树瀑布风景名胜区等。而有些地区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资金的投入不足,如一些偏远的民族地区等。很多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资质良好,却“藏在深山人未知”,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地政府和群众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发展地方旅游事业,加强对地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重要性。[ 杨再琼:《贵州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载《群文天地》,2012年第7期。]同时,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旅游开发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由于旅游资源开发涉及到政府、资源开发者、经营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等5个利益主体,其中对旅游开发起着重要作用的是政府、经营者和资源开发者,但是他们之间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很好地协调。且政府和资源开发者为了提高开发效益,减少成本,给予当地居民的补助费用也较少,这无疑是不利于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二、建立旅游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贵州省自然环境较为复杂,各个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程度有所不同,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如偏远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环境问题突出。不合理的旅游开发会对生态系统及景点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破坏,再加上保护和管理的缺失,造成严重的负生态效应。[ 郭田田、刘东:《建立旅游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载《管理学刊》,2010年第3期。]这需要加大对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转变开发模式,引入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在国务院颁布国发2号文件的良好契机下,当前贵州省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以前贵州经济一直没有快速的发展起来,这其中有诸多因素,但重视环境保护、限制资源的开发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也就是没有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因而,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引入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衡平两者之间关系的举措。生态补偿的基本含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财政等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 张冬梅:《财政转移支付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问题与对策》,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同时,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长久的系统工程,资金来源一直是困扰贵州环境保护的大问题,贵州本就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力有限,对于环境的保护的投入较少。而通过引入生态补偿机制,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和开发资金融合等方式,加大对环境保护资金的投入力度,为经济的发展解决后顾之忧。 解决环境贫民问题的重要举措。贵州省是贫困问题较为突出的省份之一,扶贫任务异常艰巨。贫苦人口较多,且许多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较为偏远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贫困人口数占了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由于地势偏远、交通不便,许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本就是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但长久以来,贵州山区的群众都过着“守着金山银山却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为贵州省的旅游资源保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因而,政府和旅游资源开发者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地群众为保护旅游资源所付出的的代价,引进生态补偿制度,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以扶贫带旅游,以旅游促扶贫,全方位实现旅游资源所在地的旅游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最终带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使旅游资源所在地区的群众尽快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罗时琴、周传艳:《贵州省旅游扶贫发展浅析》,载《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年第8期。] 有利于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旅游资源开发涉及到众多的行业,如餐饮业、住宿业、交通业、娱乐业等,这些产业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些产业是否完善和健全关系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因而为了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必须提高相关行业的服务水平。通过构建旅游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科学的规划旅游资源的开发路径,整合各方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相关行业的服务水平。同时还有利于促进人们的思想的解放,转变观念,培养人们市场经济意识和创新精神,这对于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起着重要作用。以黄果树瀑布风景区为例,该风景区位于贵州省安顺市,游客到该风景区旅游,基本上都是“一日游”,很少会选择在安顺市继续消费,而是选择回贵阳市。主要原因就是安顺市跟贵阳市的旅游产业结构比起来还是显得不完善,还是以前那种单纯的产业发展思路,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链,通过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规范旅游开发行为,大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旅游业的竞争力。 三、建立旅游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可行性 国家法律、政策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从一个宏观的角度阐述了生态补偿制度的发展方向,表明了党中央对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视。同时,国家一些部门也出台了或正在制定生态补偿的法规和政策,如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生态补偿条例》已经形成初稿,《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也已经上报国务院审议了。在2013年4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四条规定:“?旅游业发展应当遵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国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在有效保护旅游资源的前提下,依法合理利用旅游资源。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游览场所应当体现公益性质。”党中央、国务院以对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视为在建立旅游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地方性法规、政策为旅游开发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供了借鉴和参考。贵州省在2012年10月15日出台的《关于加快创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赔付和监督机制,实行“谁污染、谁治理”和“谁受益、谁补偿”,确保生态保护区群众不因保护生态而降低生活质量。同时,一些省市也出台了一些关于实施生态补偿的政策,如浙江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杭州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还有苏州、温州等城市出台的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大都明确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及实现途径和措施。 四、旅游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建构 生态补偿的主体。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赔偿”的原则,生态补偿的主体主要包括两个。一是在旅游资源开发后,从旅游资源上获得利益的个人或组织,一般而言,这包括政府和旅游企业。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宣传,来旅游资源地旅游的人逐渐增多,也会相应的推动政府的GDP增长和提高旅游企业的收入,因而,它们则是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受益者。旅游者通过参与旅游活动,享受到了旅游资源的独特性所带来的美学和科学等方面的价值,获得了心理和生理上的享受,由于一些旅游资源(如自然景观)具有的不可替代性的特点,旅游者也应该付出一定的费用,除了支付参观旅游景点的费用外,还应该支付对景点所造成破坏的费用。如丽江的玉龙雪山景区,每个游客除了缴纳参观雪山的费用,还要缴纳进山费等。对于旅游企业,也应如此。以自然遗产为例,旅游企业从自然遗产的独特性上获得了经济利益既要把旅游的付费部分拿出来用于生态补偿,又要把自己获得的净利润分出一部分用于保护自然遗产。[李静,黄远水:《都市自然遗产旅游资源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 生态补偿的对象。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补偿的对象应该由于旅游资源开发导致自身利益受损害的一方。通常情况下包括那些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长期依赖当地的生态环境的个人、企业及团体。为了当地的旅游资源能得到较好的开发,他们不得不离开原住地,致使他们改变其原有的生存方式,他们在这种迁移行为中牺牲了个人利益,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同时,那些一直以来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投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群体,由于旅游资源的开发致使其投入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容易打击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也是应该得到回报的。 生态补偿的标准。生态补偿标准问题是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通过对成本和受益的科学研究,制定合情合理的补偿标准,才能顺利的保障旅游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贵州省的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主要还是集中于政府的手中,生态补偿标准定价机制还是单一的政府行政定价。由于贵州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各地区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这样容易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公,有违公平公正的原则。因而,当前我们在制定补偿标准时应该立足自身实际情况,基于旅游资源保护成本和和价值损失来确定补偿标准,这是目前比较通用的方法,其中价值的损失主要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损失,还包括相关的发展成本。其中的保护成本则是主要是为保护旅游资源所付出的成本和其他一些损失。同时,我们还要根据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法( CVM) 来估计地质旅游生态环境的改善或损失的经济价值,它主要是依据受访者的意愿来进行价值评估,以此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熊国保,胡婷婷,罗志红:《区域地质旅游开发中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载《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此外,我们也要考虑补偿对象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补偿标准,对于那些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遭受到较大损失的主体,我们应该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对于那些所受损失不是很大,我们就可以平均的标准补偿。 生态补偿的方式。我国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进行,对于个人的补偿也大多是货币补偿,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的群众迫于生活需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破坏生态的问题至今仍无有效解决的办法,这是生态补偿体系设计中应该给予优先考虑的问题。[张冬梅:《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4期。]货币补偿类似扶贫政策中“输血”的方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生态补偿要采取“输血”和“造血”的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要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扩大补偿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在政府的引导下采取行政命令要求受益者对利益受损者采取补偿,或者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进行补偿,设立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增加“输血”的量;另一方面是要注意培植其自身“造血”能力,如国家和政府可以给予当地居民相应政策补偿。采取财税、金融的相关政策措施如减免当地居民的各种税,银行提供专门针对于当地民众的低息贷款。同时,也可以通过旅游企业带动当地居民的就业,加强对民众的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了解和掌握生态旅游的相关知识,这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也提高了他们的生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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