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中国一些被称为“新供给主义”的学术思潮开始浮出水面，然而供给学派出山，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征兆，因为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经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供给的问题，一直是需求的问题。而当供给被人提出的时候，无疑是实体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当下的中国是这样，当年的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实体经济是如何垮掉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涨，这次滞涨主要是由于石油因素，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与西方对抗，一时间石油价格翻了十翻还要多，与之相伴的则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滞涨，滞涨在历史上出现的并不多，因为以前的世界经济没有联系那么紧密，经济停滞时一般是经济衰退时，同时一般伴随通缩，但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危机显然不是由于经济周期所导致的衰退，而是战争的结果，因此也不会出现与经济周期性衰退时所出现的通缩紧缩，而是输入性通胀，其实这点在经济学界是有共识的。 然而民众并不管这些，民众要求控制通胀，政客需要控制通胀，但这种为治理通胀而治理通胀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负面效果，其实通胀真要治理，也并非很难，无非是紧缩货币，人为的制造一场经济危机而已，美国确实就是这样做的，演员出身的总统里根采用用了一个精算师出身的经济学者弗里德曼的馊主意:紧缩货币，控制通胀。 然而任何的货币紧缩都是有代价的，货币紧缩对老百姓没影响，但对企业却是伤筋动骨的，美国在八十年代初期利率最高时达到了20%，几乎相当于平时的十倍，这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承担的，因此当时的美国，除了少数大企业进行了跨国转移之外，大部分制造企业都倒闭了。这也是美国制造业消失的历史背景。 其实发达国家并非就不一定没有制造业，日本、德国、北欧都是发达经济，都是以制造业见长，而没有制造业的只有美国和英国，美国用弗里德曼的高利率政策击垮了美国的所有制造业，而英国则采用哈耶克的私有化政策变卖了所有的制造业。现在的美国连起重机都生产不了，而英国连一个自己的汽车品牌都没有。 前人的失败并不一定会成为后人的教训，错误频繁上演也是历史的常态，不过这次轮到了中国，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采取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危机措施，同时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增长速度重新达到了两位数，然而与历史上每一次经济高峰一样，经济高峰的同时，也是通胀的高峰，一时间，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他们批判政府投资，并且造了“货币超发”和“货币空转”的说辞。 货币乱象中的“统计陷阱” 根据5月份金融数据统计报告，狭义货币(M1)余额31.02万亿元,流通中货币(M0)余额5.43万亿元，基础货币为25.59万元，而5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102.04万亿元，现在存款准备金大银行高达20%，小银行高达16%，按平均18%计算，那仅存款准备金就冻结18.4万亿，也就是现在25.59万亿元的基础货币中，有18.4万亿存在央行的保险柜里，在市场上流通的仅有7.19万亿元，约占基础货币的24%，也就是约76%的基础货币被央行冻结，不能进行任何的流通。这就是钱荒的根源。 现在大家都通过数据做判断，但不幸的是这些数据都是错的，基本没有参考价值。而大家又拿金融机构的套利来说事，说成是货币空转，但这更是错误，这种套利不仅没有浪费资金，反而大大的提高了金融效率，是市场化的表现，本质是一种信用互助，是信用好的机构帮助信用差的机构获得资金，从而整体上提高了金融效率，如果没有这些信用互助，中国经济的危机更大，中国资金的中转确实多了，但确实都进入了实体，但总量有限，就像我们上面所讲，中国76%的资金都已经被央行冻结，市场上的资金只能这样变通着高效运行，这就像越是灾荒的年份，粮食投机越盛行，但本质原因在灾荒，而不是投机，而货币与粮食不同的是，货币永远在流通，而没有储藏这回事，货币只要不脱离商业银行，就是流通的，没有任何人具备囤积货币的能力，即使那些长期贷款项目，也通过贷款转存款重新回到了货币流通体系当中，不会发生任何的资金浪费。也有人归结为银行理财产品风险错配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只能影响一个银行，对银行系统的影响等于零。就是贫富差距一样，贫富差距影响不了整个国家的总财富数量。 现在的逻辑就是央行的货币紧缩导致不同机构之间的利用套利，不同机构的信用套利导致了货币数据虚高，而货币数据虚高又成为了很多人认为货币不短缺的理由，这里面有两大误解，一是大部分人对货币运行机制不了解，二是由于对货币运行机制不了解又导致了对货币数据的误读，而对货币数据的误读，又导致了决策错误。 然而货币超发论确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主要依据的是广义货币M2，理论基础是与美国的广义货币数据进行比较，但这里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误解，针对这种误解，专业界已经写了很多澄清文章，基本上也达到了效果，比如大家指出，广义货币不同于基础货币，并不反映货币发行状况，比如广义货币M2在统计意义上只反映银行融资的情况，中国融资主要靠银行，所以广义货币M2比较高，美国融资主要靠资本市场，不通过银行，所以广义货币M2比较低。比如中国和美国对广义货币的定义也有区别，这也是两个数据无从比较的理由，其实更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统计M2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美国已经多年不公布M2数据了，中国也面临是否要取消M2的统计与公布的问题了。 其实，除了以上那些最常见的澄清，笔者还要单独指出的就是，中国的M2数据还存在着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这也严重影响着我们的观感和判断。根据一些企业家反馈的信息，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往往要求企业先贷一笔款，存到银行，再以此存款为抵押，再进行贷款，也就是企业家向银行贷款一次，在银行的账上却是两次，这样银行从某种程度上规避了一些风险，但也更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利息负担，而对统计数据的影响就是平白无故多出了一笔贷款，而这笔贷款又没有用于实体经济，只是导致统计数据虚高。在现实中，这种操作方式我不知道会占到多大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操作一次，这笔贷款所对应的金融数据就会扩大一倍。 其实，因贷款违规操作所导致的广义货币数据虚大，只是小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则出在了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上，中国的社会融资数据不仅也存在着这样重复计算问题，而且更加的严重。先举个例子，某企业获得1亿元低息贷款之后，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可以通过资金运作规避监管）收益率更高的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那么，这1亿元贷款并未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为0，用于购买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1亿元也许进入实体经济（也许没有或者未完全进入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在这个案例中，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为2亿元，但是真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贡献的是1亿元（甚至可能更少）。这就造成社会融资规模的重复计算以及债务利用的低效率。目前，这部分资金的规模难以统计，也难以估算。 抛开案例，我们再从理论上分析，那就是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是分渠道的，但现实中却是一笔钱可以直接从银行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先到信托公司那里，再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到信托公司再到高利贷手里，再通过高利贷到达企业家手里，也可能是从银行到信托再到国企，再转贷到民营企业手里，总之中国每一笔货币从商业银行转到企业手里，可能中间要经历三四道手，而每经一次手，金融统计数据就倍增一次，而这是成倍的增长，而并非正常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正常资金需求增长所导致的那种每年百分之几的增长。因此中国货币数据出现如此的大幅虚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要解释清这一切，我们还必须回归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那就是：金融数据统计，统计的是资金的“使用价值“，而非”实际价值“，这是与所有其他商业统计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一万元钱，其价值是一万，但是被不同的人使用了四次，那这一块钱的使用价值就是4万，而我们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都是统计的这种货币的使用价值。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这一笔钱可能同时被四个企业家在不同的时间段使用，而现在当前这种货币紧缩的状况下，则是要经过两三个中间商才能到企业家手里，因此现在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数据不用说增长百分之多少，即使翻了几倍也是毫无意义的，对缓解实体经济的资金饥渴毫无意义。 判断经济状况，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一种是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解读，当下的中国，根据实际情况来解读的话，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实体经济缺乏资金，而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解读就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而这背后关键是很多专业人士也缺乏最基本的经济运行和货币统计方面的常识。由于这种常识的缺乏，导致他们不自觉的就调入了学术称之为的统计陷阱：也就是对于数据，如果不知道它的统计过程，那基本上是没多大意义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违背人常识或与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惊人结论，每当看到这样的结论时，我们二话不说就会对做出此结论的人一顿谩骂或嘲笑。这些统计调查本身往往并没有错，错的是言说者的语焉不详，甚至刻意利用数据得出哗众取宠的结论。而当前中国的经济界就是因为对统计陷阱的认识不足，导致对金融数据的解读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经济也本无数据，只是为了决策方便才发明了数据统计，但由于统计陷阱的存在，这些数据并没有更好的服务于决策，相反很多时候在误导决策和社会舆论，当下中国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而在现实中，越是经济素养不高的群体越对统计数据深信不疑，而经济素养比较高的人反而不太在意这些数据，因为他们更明白这些数据背后的陷阱，以至于很多现实版的经济高手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根本不用这些数据，比如前美联储格林斯潘就不相信这些统计数据，而是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体会经济的细微变化，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也不太相信这些宏观数据，而是从更微观的用电量，火车运力等观察经济的兴衰，这也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克强指数”的来源。 当下的中国经济确切的说处于病态，虽然数据上看起来虚胖，但从根本上是机体的营养不良所致，而绝非营养过剩，这是最根本的性质问题，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只有看到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也才能找出这些怪象产生的来龙去脉，才是对中国经济有完整的诊断。 货币超发论被澄清之后，学术界又出现了“货币空转论”。“货币空转”论者将大棒打到国企头上，这显然又是缺乏专业金融常识的表现，因为国企的钱也不会存在保险柜中，他们的贷款也照样会存到银行，从而形成派生存款，用于继续放贷，这对金融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而更现实的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资金“二道贩子”，国企凭借相对良好的信用将轻易获得贷款，转而投向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去帮助那些更需要钱的人，这些做法其实不仅不会加剧当下的“钱荒“，反而通过转贷和拆解部分缓解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 供给主义何以成为“巫毒经济学”？ 然而纠正了货币主义的错误也只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短期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还是需要从需求入手，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永远不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除非是人为的用货币政策将实体经济击垮。 弗里德曼的建议并没给美国带来好处，相反而是经济的衰退，里根也马上发现自己上当了，并随之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学派，那就是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只是不同思想的大杂烩而已，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大方向，一个是主要扶持实体经济，增加供给，改善劳动生产率等，另一个方向是减税，促进消费。
扶持实体经济，大搞企业改造，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正确的，也无可厚非，但减税就不那么对头了，这种经济学在美国被称为“巫毒经济学”，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在1988年，老布什和里根同台竞选，提出“不要相信里根，他兜售的富人与企业减税是巫毒经济学”时，没人相信他的预言，而今天的美国人却不得不承受巫毒经济学的恶果。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当年在评论减税时也曾说，减税就是让富人吃肉时，穷人也得到一点面包渣，而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减税的好处只是一时的，其结果是只顾今天，不顾明天。社会文明形态越高，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越多，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服务，比如良好的道路、免费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不减，只减税收，只能靠大规模的借债。 当代政府除了常规支出外，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如果削减的话，也只能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其结果一般会导致三方面的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 尽管总统施行的是有毒的经济政策，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这些政要进行英雄般的欢呼。其被称为“巫毒经济学”原因也就在这里。 而美国历史发展也表明，大减税往往是大危机的前兆，而这种情况其实也并非始于里根，在大萧条之前，美国就施行过这样的政策。 那时，美国的财政大权，掌握在当时的美国首富梅隆手里，此人历任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三任总统的财政部长，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财长。梅隆在担任财长期间，不停地在做一件事：减税再减税，国会每两年就要制定新税法来满足梅隆的要求。但梅隆减税的结果就是大萧条，而大萧条之前，他也一度被称为最成功的部长、“汉密尔顿在世”等。 经过大萧条的美国人老实了很多年，但“好了伤疤忘了疼”。1980年代初，巫毒经济学又重新流行，虽然第一个实行这种政策的是里根，却在小布什任内达到顶峰—这也是老布什没想到的—父亲痛骂的经济政策，却让儿子发挥到了极致。 减税所导致的后果，绝不是“借钱—还钱”那么简单，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带利息的贷款。减税的最终后果是什么？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测显示，美国需要在未来10年支付5万亿美元以上的利息。2013?2022年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超出医疗补助计划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十年国防开支总和。如果你对这些空洞的数字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通俗表述，那就是民众每年将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但无法享受任何公共服务，因为这些钱都被用来还利息了。光干活，没收入是奴隶的特征，美国民众就即将成为这样的债务奴隶，而这还仅仅是利息，还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几百年也还不完。 而美国并非我们所担忧，我更担忧中国，因为现在中国也开始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一直在步美国的后尘：货币主义导致实体经济危机，供给学派提出减税，民众被政治和学术的巫毒所迷惑，不明就里的支持，而一段时间后整个国家都成为债务的奴隶。 为经济解套 必须从需求出发 而要从这一切种解套，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那就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需求问题，经济危机，经济停滞归根到底还是需求出了问题。而本次危机的根源也在于此： 首先信息革命导致劳动生产率大幅改善，但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并没有缩短，因此必然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现在欧美的失业率都在10%以上，青年失业率基本上都在40%左右。这就导致了失业人口的消费需求大减。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缩短劳动时间。 其次社会风险在增加，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程度却在下降，里根和撒切尔最大的经济举措就是减税和“去福利化”，这就导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不足，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是现在世界迟迟走不出危机的原因。 而以前的世界总是处于工业革命的时代，短期的需求不足可以在新工业革命中得到缓解，然而世界不可能永远处于工业革命当中，需求仍然是人类经济永恒的命题，世界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的问题目前虽然没有世界其他国家问题那么严重，但中国特殊的国情却决定了中国更容易比其他国家爆发问题，因此中国更不能掉以轻心，在去年中国曾一度热论分配改革，但现在又没了声音，问题的搁置确实是有现实的难度存在，但问题拖而不决肯定也不是办法。 新福利社会的主张及优势 笔者的研究一个很大的领域就是社会福利，近期在新书《世界如此危机》中也提出了新福利社会的主张，新福利社会的模式是“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着眼点就是物价和税收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现在收入分配难以实行的症结所在。因为现在人类最恐惧的就是高物价和高税收，而传统的福利社会的缺陷之一就是会造成高物价高税收，而笔者提出的低生存成本社会则致力于建设一个“低物价，低税收”的经济社会模式。其核心措施包含，第一，完善消费税收制度，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来进行征税。对于奢侈品征收极高的税，对于享受型产品征收比较高的税，而对于生存性产品免税，并用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的税收，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第二，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比如不应该禁止居民骑电动车，这样会加重居民的生活负担。第三，控制好级差地租，政府合理布局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不要让全国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将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地区。在大城市内，严格控制城市密度，将人口均匀分布在各个地区，在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从而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大城市的生产成本，等等。 以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为核心的“新福利社会”与“传统福利社会”比较，具有四大优势，首先，传统福利社会是行政化的，主要以公民的收入水平为考量，然后再根据收入的不同，进行行政性的分配，这需要大量的人来操作。效率低，黑幕多，公平难保证，中国的保障房之所以广受质疑道路就在这里，而新福利社会是市场化的，不干预市场，而且主要靠市场的力量完成。 其次传统福利社会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缺陷，容易遭到富人的反对，而新福利社会根本不用参考公民的收入水平，不直接针对任何社会阶层，只根据商品的消费性质进行调节，因此对所有公民都是公平的，可以避免社会伦理问题，不会激起富人的反对，这也是新福利社会第二个优点。 新福利社会还有第三个优点就是更着眼于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福利社会越来越难以维持，因为社会越发展，人类需要购买的商品越多，福利保障越来越五花八门，而且即使这样，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政府也越来越疲于应付。而新福利社会则不存在这些问题，而随着社会发展，新福利社会会越来越容易实行，因为社会越发展，生存必须品所占的比重越低，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所占的比重越高，所以调节起来越来越容易，而且调节成本会越来越低。 新福利社会还有第四个优点，那就是公众受益更多，更直接，更细微，传统的福利社会，虽然称为“福利社会”，但主要存在于“生老病教”几个大方面，而对“衣食住行用”等直接关系生存的问题几乎没有照顾，而新福利社会完全相反，新福利社会主要是从“衣食住行用”等公民生活的细微之处，来降低生存成本，因此民众可以时刻受益。比如如果我们将粮食加工和流通环节，以及小规模餐饮企业的税收全部免掉，那人们以后在外面吃饭，价格就可以降低一半，如果我们将一定标准之内的非豪华住房的有关的税费全部免掉，房地产价格就可以降低一半，所以新福利社会的好处都是实实在在的，是所有人，大部分时刻都能享受到的，因此也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危机是一种世界模式进入“过去时”的标志，也是另一种世界模式即将成为“将来时”的先兆。人类发展到现在，模式更新已经是必然，我们相信市场，但又不能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望福利社会，却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创新发展模式。同时大危机也就需要大变革。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新福利社会形态，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出路所在，也是各中国管理者们，构建幸福中国的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