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投资创业和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创新的一种极其稀缺的无形资源。无论是企业还是城市、地区或国家，缺乏了企业家精神就必然意味着保守、停滞和贫穷。可以说，任何一个企业要想确立竞争优势，任何一个城市要想实现民富市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走上增长之路，都必须首先激发出企业家精神。 埃森哲管理咨询公司曾经在26个国家和地区与几十万名企业家交谈，其中79%的企业领导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82% 的企业领导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同样依赖企业家精神。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简言之，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尽管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大量直觉上和经验上的证明，但这并不表明与企业家精神有关的一些事实得到了有效的理论解释。丁栋虹提出：“为什么企业家精神呈现一种瞬间即逝的泡沫化现象和个案现象，不能长久延续和广泛发展？为什么企业家精神在各个不同的地区间呈现一种不可比的差异化现象？其实，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那些外来群体会显示出更强的企业家精神？为什么一些沿海特别是文明交汇的城市更容易培育出企业家？为什么一些企业可以获得持续创新的动力而同时大量的企业却因企业家精神的不足而衰败？ 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文化资本积累 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人们所选择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内，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 从能够为个体带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人们所选择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可以被称为文化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收入的资本化。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和创新。随着这种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与包容、扬弃，文化资本得以不断积累和增长。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一词通常是作为集体概念来使用，其内容非常广泛，而文化资本一词则以可选择的个体为单位，强调内化在个人身上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可以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范畴。从文化与文化资本这两个概念出发，可以进一步考察企业家精神的本质。 学术界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实质虽未达成共识，但在不同的分析思路下却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集中概括为：表现为心理特征的企业家精神；表现为认知能力的企业家精神；表现为独特品质的企业家精神。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外部表现和内容，为人们深入认识企业家精神本质提供了基础和证据。从形成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沙伦·奥斯特认为企业家精神的首要之处在于拓展管理的视野，在于公司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就是要跳出“思维的框框”；企业家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是坚持正确判断不动摇，开放式的思维方式和坚持正确的判断同样重要；企业家精神的第三个特征是实施变革的意志，如对组织结构的打破与调整。这些论述虽然很好描述了企业家精神的外在特征，但却没有回答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从企业家精神的内部构成来看，汪丁丁总结了企业家精神的三个主要成分。一是创新的精神，这是熊彼特和奈特以及新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如熊彼特认为企业家都是在玩新的组合游戏，他们被称为经济领域的革命者。这些人比一般人更早感知不平衡的魅力，接受现实世界的不可逆性，展现出充分的信任和包容力。他们依据现有的资源，将其重新排列组合，然后将生产出来的产品推向市场。他们能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改变生产方式，推出新的产品组合。二是敬业的精神，这是马克斯·韦伯基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成果。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出自新教，他的论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当企业家把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具有天职思想的合理行为，就自然产生了敬业勤奋的精神。三是合作的精神，这是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企业家创新的方案要能够实现，就需要说服资源的所有者把他们所支配的资源汇集到一起，这就是合作。因此，合作精神要求企业家具备某种“以德报怨”的道德素养，要求企业家有这样的道德勇气去承担第一次合作就被对手“出卖”的后果。上述三种精神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也有相同的一面，即三种精神都是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选择的结果。 创新就是对常规的突破。常规不仅体现为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法律规范、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学术权威等。从本质上看常规是人们价值观选择的结果，任何常规都在人们的价值观体系中确立了其地位，获得了价值观上的支持。常规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价值观的重新选择。正因为常规是如此重要，所以创新才非常困难。尽管企业家精神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但它的出现却非常难得，并不是和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而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简单地说，凡是正在从事创新的人，就是企业家，就具有企业家精神。由于常规是多方面的，因此创新活动包括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多种类别，而任何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能够实现的背后则必然存在着文化价值观的创新。 敬业精神同样是一种价值观选择的结果。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对新教伦理的信仰。宗教伦理本身就是与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相联系的，它包含了人们对工作、生活乃至生命、成就等一系列事物的评价。敬业精神只是人们价值观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人们不仅要在价值观体系中确立工作与其他事务的排序关系，而且还要确立何种工作才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西方国家将发展工业作为所尊崇的事业时，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则是将读书做官、农业生产或者占领抢夺、敬奉佛门等作为“敬业”的内容。 合作精神与特定价值观的选择也是分不开的，这是由于合作精神本身就是道德素养的体现。尽管道德总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博弈”过程，但从个体来看，任何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都是他进行选择的结果。人们通常将各种道德规范的内容以“应该”和“不应该”的陈述句形式组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当一个人选择了“做人应该诚实”这一价值观念时，他往往会在合作中表现出诚信的行为，而当他放弃这一价值观念时，其合作行为也会发生改变。 既然企业家精神可以被描述为企业家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可以应用文化的经济学分析的一些基本理论工具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文化资本积累理论为理解作为特定文化价值观选择结果的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可能思路。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合作精神都反映了企业家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和创新，或者说是企业家文化资本的持续积累。创新精神并不只是指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与发明，而主要是指价值观的创新。无论是采用一种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还是开辟一个新市场、利用一种新资源，实现一种新组织，这些创新都意味着企业家价值观体系的扩展。例如，从需求的角度看，企业家精神体现为将更多的消费者的价值观纳入自身的价值观体系，使其不断扩展，从而发现和挖掘消费者的新需求，从而开始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敬业精神意味着从原来以读书做官、重农重商等作为主要追求扩展到兴办实业、谋取利润作为人生事业。合作精神则要求包容、理解合作对象的价值观，也就是实现自身价值观体系的扩展。 从上述意义上讲，企业家就是那些具有更多文化资本积累的人，他们所提供给社会的是创新的观念。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这是因为进行文化资本投资是困难的，人们要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绝不容易。事实上，有时候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不能产生，主要原因是文化创新未能发生。因为“要有效地开发借用的技术，就必须进行适宜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形式主要受文化传统的限制。根据诱致性创新模型，预期利润是诱致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动力。然而不管诱致力量有多强，如果它们同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规范不一致，对社会有利的创新就不可能实现”（速水佑次郎）。道格拉斯·诺思的观察又是一个证明，他说：“每当由于不同经验而大相径庭的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观点发展时，企业家便涌现出来。”这样看来，企业家已不再等价于一个资本家，一个投机商，或一个只想赚钱的人，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人格化的资本，而是一个人类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了。这一观点与诺思将产生意识形态的人称之为“知识企业家”不谋而合。 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文化资本积累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它还得到大量事实的证明。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出发，能够较好地解释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空间与时间上的重大差异，显示出企业家精神形成与变迁的一些内在特征。 价值观融合与企业家精神的地域差异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企业家精神通常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呈现出差异化。这种差异化现象集中表现为企业家精神总是容易在文明交汇地区、文化边缘地区以及外来者群体中出现。可以发现，恰恰在这些地区不仅文化价值观是多样化存在的，而且个人的价值观创新也是经常性的，这就为文化资本的积累即企业家精神的兴盛提供了基础。 企业家精神的地域性首先体现在它通常是与城市而不是农村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成为企业家精神形成的重要源泉，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和其他组织都集中在城市，这就意味着企业家的成长环境主要是城市；另一方面城市文化逐渐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实体形态，是主流文化的繁衍地。具体来说，“人自身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产物，市场是人类文化的结果之一。社会进化的核心是文化的积累与创造，而城市自身就具有文化积累的意义和创造的功能，芒德福把城市称为‘人类文化的容器’。仅从积累的意义上看，人类社会主要的经济与文化精华无不保存在城市里，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展示人类文明与文化的结晶。城市空间是人类文化的切面，是人类文化与财富的凝聚，无论是住宅还是文化设施，包括人才的集聚等，城市充满人类智慧和文化，是人类进化的展示。”（张鸿雁） 众多的市民为城市带来了多样化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冲撞、濡化与融合的过程中又进一步生发出新的价值观。当市民面对大量的新价值观时，其原有的价值观体系在选择的同时逐步扩展，这就意味着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因此，准确地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人的文化观念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如亚当·斯密论述的“市民阶级”是市场经济时代新人的“化身”，这些新的市民阶级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其本身固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聚集成一个与封建文化诀别的新兴思想阶层。他们要求自由行动，实现其“利己心”，为此，他们必须遵守社会正义的一般规律，具有“勤勉”、“节约”、“慎重”、“机敏”、“质朴”、“用心周到”等品德。可见，企业家精神的兴盛与市民阶级的出现是具有必然联系的。 企业家精神的地域性在文化“边缘”地带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些文化的“边缘”地带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并存、冲突、融合，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文化资本的积累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汪丁丁曾论述过在传统的边缘才有创新的机会，才有企业家能力的开发和积累，他提出：“上海和香港，都曾经是中国两千年政治经济传统的‘边缘’。上海和香港的‘边缘人’于是做了中国最早的企业家。”“香港人常说，香港的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从上海转移过来的。”他还认为：香港的繁荣导源于东西文明在边缘处的交汇。这个“边缘”非常紧要，企业家的创新机会全在传统势力薄弱的“边缘地带”。就连上海的企业家能力的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早期上海的‘边缘性’。文化的边缘并不是指文化空白或者是文化冲突，它也意味着人们可以选择的文化价值观的增加，这为人们的文化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 目前，这种多种文化价值观的并存开始在中国很多城市中出现，也推动了当地企业家精神的兴起。例如，一些新加坡的学者就发现，从年轻人的企业家精神来看，深圳在相当程度上走在新加坡前面。这实际上是深圳人注重解放思想、广泛吸纳各地区多种价值观人才的一个重要结果。仔细研究还可以发现，不仅是深圳，上海和香港的企业家大多数也是外来者，而非本土出身。这些外来者能够迅速地与当地文化融合而又超越和扩展了当地文化，这是他们的一大竞争优势。相反，由于缺乏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外来者的新思想，新加坡的企业家精神却在日益衰退。 那些移居在外的少数民族——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以及散布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派教徒也总是显示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无论是与他们原来的国家相比，还是与移居地的民众相比，这些少数群体通常获得了工商业的巨大成功。尽管这与少数民族面临的生存压力有关，但这一现象也再次证明了多种文化价值观的交融会有助于文化资本的积累，从而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 企业家精神还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相联系。例如，浙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省份，号称“七山一水两分田”，缺地、缺铁、缺煤、缺油、缺大宗工业原材料。然而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中，浙江却被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可以说，浙商是中国大陆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创新能力最强的经营者群体。浙商的创业欲望和创业能力，就是一种资源和竞争力。 浙江的企业家精神从何而来？从历史文化看，浙江属于越文化，远离中原文化，受战争破坏少，商品经济发育有连续性，企业家的市场经济意识强，容易出现工商并重的局面。近代以来，由于浙江的两个沿海城市宁波和温州较早地被开辟成通商口岸，因此也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的价值观和其他文明。虽然西方的商业理念作为一种共同的外部信息嵌入整个华夏文明，但这种理念恰与土生土长的浙东事功学派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因此，西方的商业理念将有益于浙江地区的商业发展和现代市场意识的形成（汤光平、何漳勇）。当这种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随着大批的浙江人开拓市场而得到不断扩展时，企业家精神就培养出来了，从而为浙江造就了一大批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的地域性特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仍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思想方式，它的载体是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并不能将文化价值观的内容完全实现“数字化”而加以传播。这就使特定地域文化价值观的扩展总是与大规模开放和人员流动相联系，也正因为如此，全球化和信息化并不能够改变特定地点在形成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当然，全球化的推进也确实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有助于一些地区和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例如，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精神就获得了极大的繁荣，吸引了大量资源，从而促进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成长。 价值观扩展与企业家精神的演变分化 从时间维度来考察，工业革命时期可以说是企业家精神的“大爆炸”时代。然而，工业革命的实质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仅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结果。实际上，文化价值观的创新与扩展才激发了推动工业革命发生的企业家精神。例如，Mises就明确地指出，“产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些经济学说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革命的产物，准确地说，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资本主义的推动者。从更广泛的文化价值观来看，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新教义开始，随之而来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渴望欧洲的文化能与基督教脱离，新的思想观念层出不穷。与笛卡尔、帕斯卡、洛克和休谟等人联系在一起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以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纷纷提供自己的思想。可以说，一旦垄断被打破，文化思想市场空前活跃，人们就可以挑选自己需要的文化观念和理论体系，这使文化资本的积累成为可能。 从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来看，同样是以文化多样化为前提的。“西学东渐”之时，就是中国企业家开始产生之日，而这些民族企业家大都吸收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精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信仰被局限为特定的一种，不可能进行文化资本的积累，企业家也就消失了。当“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流时，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又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兴起。这些事实表明，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离不开对文化资本因素的探索。 珠江三角洲地区人的价值观的嬗变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地区企业家精神的演化。从历史上来看，该地区属于岭南文化。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在文化心态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处于国外与国内交流的前沿，形成了开放的文化心态；二是较多的与外来文化、中原文化的交流，培育了兼容性的文化品格；三是开放的环境和活跃的思潮，塑造了敢为天下先的超前意识；四是长期的对外通商活动，造就了明显的重商意识（张书琛）。这些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资本不仅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使该地区成为企业家精神兴盛和经济增长迅速的制造业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发生了三次比较明显的嬗变（见表1）。从文化变迁的视角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的嬗变是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培育和增强企业家精神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体系在嬗变过程中包容了许多外来人（中国其他地区与国外人员）的不同价值观，对这些外来价值观的吸收借鉴实现了该地区原有价值观体系的持续扩展；第二，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嬗变的方向是趋向多元化，而不是单一化，多种价值观的共处并存有利于文化资本的积累；第三，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嬗变支撑了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价值观的不断创新适应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要求，形成了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微观基础。珠江三角洲地区人的价值观的上述转变恰好体现了以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企业家精神的演化。这表明在要素禀赋、制度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能够获得远远快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其最重要的资源是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或者说，正是商业文化资本的积累造就了该地区独特的竞争优势。 企业家精神的演变分化不仅体现在区域价值观体系的嬗变上，同时也反映在每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中。从微观和纵向的层面来看，所有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资本的积累。文化资本的积累一般通过企业文化反映出来并具体体现在企业对各种利益相关者价值观的包容与扩展程度上。企业能否具有竞争力，在于能否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实现价值观的扩展，否则，在某一特定时期成功和存在的企业家精神可能会逐渐衰亡消失。只有保持价值观的持续扩展，企业才能够不断吸收到新的资源，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说，企业文化是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体系，它同时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复制与扩散。只有企业主充分重视员工、股东、顾客、供应商、社区和政府各自的价值观念取向，对这些利益相关者关于企业目标、收入分配等观念加以考虑，企业内的文化资本积累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 历史考察表明，从最初的个体企业、家族企业（或泛家族企业）发展到现在的公司制企业乃至跨国公司，企业都经历了一个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表现在企业文化上就是持续地包容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 自主创业的个体企业无疑具有十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它们不仅能够发现社会上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而且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当个体企业开始快速成长后，就面临着吸收外部资源的问题，这也是对企业家精神能否扩展的第一个考验。通常情况下，企业主更容易吸引那些价值观相近的人员，其结果就是家族企业（或泛家族企业）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由于家族企业是基于地缘和血缘联系扩张的，其内部成员的价值观更容易获得认同，但对于外部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往往难以包容。能否实现更进一步的文化资本积累，是家族企业中企业家精神发展的重要标志。而当一部分企业突破家族企业价值观的束缚，成长为公众性的公司制企业甚至继续扩张成为跨国公司时，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将包容更多国家、种族、社区、顾客、员工、股东群体的价值取向。 事实上，世界上那些经营业绩最突出的企业通常也正是这样做的，一些研究表明，人们正逐渐认识到领导权、雇员满意度、雇员拥有权利、客户满意度、客户拥有权利与销售利润之间的密切关系。将员工、客户和股东价值结合起来，将成为公司获得长期成长的关键（马丁·克里斯托弗、西蒙·克劳克斯）。国际上三大企业框架的评比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杰弗里·贝尔）。而那些能够荣登各类“最受崇拜公司”评比名单的企业则大多在吸引投资者、吸引雇员、吸引顾客和吸引社区等几个方面做出成绩（林恩·夏普·佩因）。 然而，企业文化资本的积累通常是很困难的，因为改变和扩展文化价值观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长远的见识。当企业组织内部的价值观趋同且难以扩展时，通常需要从外部引入新的价值观加以改变，具体来说，需要那些具有新思想的外来者推动企业的文化资本积累。例如，约翰·科特和詹姆斯·赫斯克特在企业文化变革的案例研究中也发现，在实现企业文化变革的10家公司中，改革者主要是外来者与才能异乎寻常的公司内部人士。 如何持续地在企业全体员工中保持企业家精神是一个难题。一些研究发现，当企业做大越强以后，最初的创业精神越来越淡薄。大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在企业中创造一种环境，使全体员工都有一种“我们要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从文化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精神的这种不能长久延续和广泛发展的泡沫化现象和个案现象主要受制于原有价值观的限制，只有当企业尽最大可能包容和反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并积极从外部引进新思想时，企业家精神的持续扩展和创新才有可能。 创新的关键：价值观扩展 从文化资本积累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来看，企业家精神并非神秘之物，它只是一种稀缺的无形资源，这一认识对于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兴盛提供了启示。事实上，为了激发企业家精神，学者不断地呼吁“创新的自由”、“建立公平竞争规则”、“保护私有产权”、“一切利润归企业家”等，但这些观点仍然是停留在制度层面而并没有深入到文化价值观扩展和创新的层面。 准确地说，获得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条件，首先是思想和言论上的自由，是人权的保障而非仅仅是产权的保障。如果人权得不到保障，产权并不能激发出企业家精神来。例如，一些研究者指出，在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中，中国的私人产权实际是得到保障的，然而抑制企业家精神产生的却是正统的皇权思想。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百姓，他们的头脑已经被特定的文化价值观“锁定”了，创新极难发生，而一些国家仅依靠产权制度的改革而无视“解放思想”和人权保障，也并不能激发出企业家精神来，这在一些拉美国家和转型国家中都有充分体现。 从社会层面来看，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主要通过思想自由来实现：一是通过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得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能够并存融合；二是通过改革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使人们能够在众多竞争性的文化价值观中作出选择；三是通过消除一些不合理的文化产业管制，为言论自由创造必要的条件。 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家精神的激发，需要建立在对多个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的重视和包容上（张志鹏）。这就要求企业摈弃“独揽大权”的意识形态，避免不信任和过度控制的处事方法以及防止个人崇拜。而且，企业要容许员工有更广阔的业务方向和行动空间，容许他们跨越等级制度、发展自己的潜意识以及创新现有的模式、标准和规则，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潜在的企业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