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林左鸣先生著作《用企业家精神点燃时代引擎》 问题一：推动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作者的答案是企业家精神。 这个问题亦可以等价于“财富产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先简要回顾一下历代思想家对此的认识历程。（1）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给出了经典的宏观的解释：看不见的手。财富产生的根本动力是人们追逐私利的本性，制度保障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将自利心与种种美德结合起来，在他与休谟的共同努力下，道德和财富的矛盾得到统一。商人的品质或者说企业家精神获得了承认。（2）百余年后，经济学家马歇尔进一步认为：企业家是产业这个车轮的轴心，这个轴心承担着市场结构活动的全部负荷。（3）熊彼特从均衡体系内部寻找到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创新，而实现创新的角色就是企业家。但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企业家并不特指某个阶层，而是一种行为状态：企业家做出破坏性创造，从而改变均衡获得超额利润那个状态，超额利润逐渐下滑并趋于均衡的守成阶段就不是企业家了。（4）与熊彼特不同，钱德勒版本的企业家精神由经理人来承担，他更看重组织和管理，他认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即是拿薪水的经理人阶层。 以上观点皆认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价值，而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角度是不尽相同的。本书的创新之一即是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概念作出了新的定义： 持续理性地确定财富的过程就是企业行为，首先，财富是沧桑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财富观。正因财富的概念是变化的，所以需要持续不断地予以确定。第二，财富是被确定出来的，理性地确定财富则包括两个含义， 一是发现获取，二是创造形成，进而推之，围绕着实现这一过程而构建的组织就是企业组织，那么领导和管理着这个组织、并使之成功地运行的代表人物就是企业家。 作者将企业家精神上升为时代精神。他认为企业家具备的一般人格特质包括：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契约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和民族精神。而这些特质还不能精确地描述出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属性，作者从四个角度（平等观念-旧的等级观念，契约观念-旧的人治观念，创新观念-守旧的观念，诚信观念-权变的观念）展开分析，指出了市场经济时代精神（企业家精神）与自然经济时代精神（骑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和士大夫精神）的区别。同时，作者论述了东西方社会精神民本和人本的差异。 至此，作者其实已经准备好回答下一个关键问题了。 问题二：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产生企业家精神？ 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几代学人。也困扰了马克斯·韦伯，尽管在思想研究层面上，他也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韦伯的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加上十年后的《儒教与道教》，给东方产生企业家精神的可能判了死刑。作者不同意这个论断，他发现韦伯在其著作中提到“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就更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 。”韦伯这个重要的严谨的表述，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由于时代的局限，韦伯没有来得及看到东方的日本以及华人企业家的成就，在他之后几十年的同行学者本尼迪克特就幸运得多了。此外，韦伯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宗教社会学，而完全用宗教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传统显然是不完备的，尽管他采用了数量惊人的中国古代文献。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认为，二战后美国学者为塑造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需要，重新发现了韦伯，并塑造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无上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迟至1960年代，韦伯比肩迪尔凯姆、马克思的社会学大师的席位才得以确立。 厘清韦伯的观点之后，作者对企业家精神在欧洲和日本的动态变迁做出了富有大历史感的梳理，并指出在时代精神转型中传统文化之积极因子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论述欧洲变迁时作者指出：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欧洲选择的并不是摧毁作为社会道德力量的宗教，也没有打倒骑士道，而是有力地弘扬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巧妙地实现了骑士道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确实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 作者对日本企业家精神形成的研究是深入而全面的，日本现在被视为西方国家，但是日本的文化传统又主要的来自于中国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向企业家精神转型的积极因子又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合理谋利”（孔子）、“恒产恒心”、“产权界定”、“分工”（孟子）、“创新”（《大学》）等积极因子，皆早于西方千年以上。在宗教层面，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出现了类似千年后加尔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家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他们主张“农禅”，不涉生计的宗教得到彻底的世俗化。 至此，可以解答第二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具备能够产生企业家精神的积极因子，但遗憾的是，由于文化中不积极的因子过于强大，制度层面也有重重阻碍，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转型并不顺利。作者指出： 再好的因子(种子)，如果没有肥沃的土壤，也难成就参天巨树。 问题三：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产生和壮大还有哪些文化、制度层面的阻碍？ 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薄弱和企业家精神的缺乏是一个深层次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现实问题。 首先是轻商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形成了束缚：西汉以后，儒家思想中，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的因子被弘扬，而体现在儒学中的原始商业精神的因子被偷梁换柱地贬弃了。于是，中国社会上就有了无商不奸的观念，这个观念仿佛形成一个“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群体的涌现，这和欧洲宗教改革之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情况一样。 作者对传统文化中商业“图腾”（财神）的新发现也颇有意味，财富的象征“财神”是代表“义”的关公。而关公是武人，战争从不创生财富，只是造成财富的大转移。在传统文化中隐含了对创业的忽视。 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官为正道，务农为本业。在主流文化对商人的打压下，商人自身似乎也只是以经商为“术”，以为官务农为“道”，经商赚取的利润不是更多地投入再生产，而是培养子孙读书以求入仕，购置田产以固本，捐官以换取身份认同和政治保护。享誉历史的“晋商”、“徽商”莫不如此。 尽管如此，作者对传统文化中不利于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因素并没有一丝悲观。作者指出，在时代精神转型时期，政策和制度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一点，令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大发展，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其共同特征都是国家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换句话说是政府减少干预，赋予人民谋利的自由，保护财产的安全以及减少赋税的负担。尽管好景不长，市场经济的萌芽往往被政治统御的需求扼杀，但以现在的眼光看，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与市场经济绝缘的历史。 作者认为：历史上的轻商文化，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和制度上的强化以及利益上倾斜有关。我认为，这个对历史的观察和判断，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问题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时代特质是什么？ 两年前，我偶然见到左鸣先生手书的一副联语：士大夫操守、企业家精神。当时感觉心中一震，但还不是很明白二者的联系。在本书中有了答案。士大夫操守指的是：儒家倡导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心态，那种“家”、“国”一体的观念，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精神， 那种为民族大义可以舍生忘死、杀身成仁的气度。而当代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了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优秀因子，转化为“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 的崭新时代伦理，并由此构建出今天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实现从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精神转型。 “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起来是同构的，但内涵是不同的。其中，“修身”一词文字相同，后者的修身是依照儒家伦理标准，实现个人的人格完善，而这种人格完善的标准都一条条地藏在四书五经里面，所以古代用科举筛选做官的人才，所有的题目都必须出自这些经典，应试者的答卷能够反映三个信息，第一，他是否深刻理解和熟练应用经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多年的学习会强化这些伦理信息，即修身的标准；第二，他的智商如何，这有点类似公务员考试（当然比公务员考试难，所以科举中试是直接做官的，而公务员考试是直接做吏），行文的逻辑性和运用文字的能力能较好反映这些信息；第三，他的见解如何，这是看他有没有能力担任官员。如果都合格，就到了“治国”这一步，为皇帝分担治国的责任，士大夫的经历就开始了，如果事业有成，就可以达致“平天下”的高度，生可以入凌烟阁，死后可以配享太庙，名留青史，荫及子孙。如果不能入仕，退而齐家，以农耕为本的家乃至家族也是儒家社会的典型基本自治单元。所以，“修齐治平”的主线是入仕，追求的是政治抱负，核心点在“治国”。我们再看看作者提出的新的时代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特质：“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我认为其核心点是“兴企”，意思是创业、经营管理好一家企业，取代了“齐家”和“治国”，做好企业，可以“报国”，这是精神层面的，可以“富天下”，这是物质层面的。除了核心点的区别，更主要的， “修齐治平”存在着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而“修兴报富”中，除了从“修身”到“兴企”有一层递进关系，而从“兴企”到“报国”和“富天下”之间就没有递进关系了，做好企业，就是报国，就是富天下。作者特地提出报国和富天下，是强调了兴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依法经营的企业才是社会的关键组织单元，解决就业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逻辑，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运用每个人的知识，这就是报国；满足社会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得合理而丰厚的利润，依法纳税，税款用于公共财政再分配，提供公共服务，这就是富天下。 作者认为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也体现了民族精神，作者指出，企业“报国”除了依法经营纳税等之外，亦含有保障民族安全、提升民族尊严的意义。“富天下”的视野应该落脚在全球化和国际化，亦含有输送文明的意义。这些涵义与本书中重点着墨的“民族精神”是相契合的。 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并不是依据财富榜或者500强来衡量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是企业家的普世伦理，将引导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企业不论行业、不论大小、不论国有还是民营）实现他的社会价值。 小结：保护企业家 作者非常担忧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况，他认为无论古代还是当代，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还存在很多不利于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政策问题。他写道：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有世界上较为昂贵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世界上最为便宜的企业家；一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数不清的具有厂长、经理头衔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奇缺真正的企业家。 一个是待遇问题，一个是负担问题，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 作者在文中屡次提到两个人，每次提及都充满感慨。一是潘宁先生，一是褚时健先生。作者与当时担任科龙集团董事长的潘宁先生有交往，他十分敬佩潘先生，但是像潘先生这样的有大作为的企业家，按时退休后居然庆幸任内没有出事，安全退休，也不再有新的事业。庆幸没有出事，多么生动的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形象，可见，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多么恶劣！按潘先生的才能，其实还能够为企业为社会多做贡献，不再做企业，作者感到替潘先生替社会而惋惜。另一位，褚时健先生，更为悲壮，辛苦创业，成就巨大，但他在当时的制度和政策的框架内，无法获得与他的成就相应的合法的物质回报，于是犯了经济上的错误，他自己“非法”取得了一些物质收益，断送了一世英名。但是可贵的是，他在75岁再次创业，在新的起点获得了新的成就。 说到负担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改革之初，政府曾经大力减少企业社会负担，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好的市场基础，但是现在，公众舆论的仇富倾向已经深深伤及企业家群体，有一些新的政策和法规也为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而企业家的产生依靠培训和动员是无法批量打造的，只有依靠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惟一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