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是一个很难定位的国度，在明治维新之前它也是一个被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的门户跟中国一样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的，因此在明治维新前它并不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极其迅速地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精神文化领域，成功地实现了由武士道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从此日本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但却保留了经过再造的东方文化。被誉为日本企业家精神导师的涩泽荣一就曾主张“现代企业应建立在论语与算盘的基础上”。今天的所谓西方七国（美、英、法、德、意、日、加），日本也列入其中，那并不是由于地理因素，而是主流社会精神相一致的因素。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在精神文化上属于东方，只是在完成了社会精神转型这一点上与西方雷同而已。在今天的世界，日本的企业家有着与西方企业家不同的精神气质。
那么，日本的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企业家群体是如何从旧的社会阶层中裂变而来的？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又是什么？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以一种人格化精神为标志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出现，一定伴随着社会阶层的裂变，也一定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看待一种以人格化为标志的精神现象，绝不能仅仅把它简单地等同于一个阶层的意识和精神气质。欧洲的骑士道精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绝不仅仅停留于一个阶层，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所有社会阶层所共同向往和遵循的主流精神。在欧洲，当贵族骑士成为那一个时代各个阶层所共同向往和仰慕的阶层时，带有这个阶层显著特质的精神，就是骑士道精神，并且这种精神代表着时代的主流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精神在社会发展中起推动作用。而遵循这样一种主流精神的农民、工人、商人、政客、军人都是骑士道精神的体现者，都会有相同的行为规则。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农夫或铁匠，还是商人或军人，为了爱情面对自己的情敌，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无一例外的都是一种模式：决斗。在日本的德川时代（始于17世纪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端时代），儒教徒对武士的解释是：任何一个农民、商人或工人，只要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就被看作是武士；在中国，则早有儒商、儒仕、儒将为社会大众所推崇，而这一切都涵盖于士大夫精神之下。武士道精神是由传入日本的中国的儒、佛、道思想经过融合和改造以后形成的，是与日本社会的结构相契合的一种社会精神文化现象。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这不是单一的某一宗教，而是多种宗教体系的灵活结合，在历史上，武士道精神为日本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日本近代的发展中又因此塑造了具有鲜明民族气质的企业家精神。 那么，到底是哪些宗教里的哪些精神因子成了日本企业家精神的源泉？日本在文化方面，“学”的精神和“挑”的精神确实堪称世界一流。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起，日本开始学中国，一学就是上千年。始于17世纪的德川时代日本逐步发展起工商业。森岛通夫曾说：“如果一个人将德川时代的日本同当时的中国相比，他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一个文官的儒教国家，日本是一个军人的儒教国家。”他还说：“以‘仁’为主要美德的中国儒教非常适合中国的统治体制。根据日本的儒教，‘忠’即是为主人献身，是它的主要美德，这是和武士统治相一致的。因此，每个国家的统治体制是和各自的思想体系一致的。”确实如此，日本从中国儒家学到了“忠”，却放弃了“仁”，这导致了中国儒教和日本的重大不同点，日本儒教最终走向民族主义，中国儒教始终是人道主义的。从道家而言，日本学习到的不是中国道教所服务的个人生活，日本道教成为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神道教。中国道教提倡过孤独、平静、隐士般的生活，而日本神道教则走向了爱国主义和天皇崇拜、种族崇拜。尊“忠”的儒教和神道教相互配合协作，正好适应了建立在现代官僚制度基础上的君主立宪政权。至于日本本土化的佛教——日本禅宗，也只是吸纳了中国禅宗的禁欲思想，而并没有吸收中国禅宗的慈悲情怀。民族主义、家长式和反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一直是日本社会的主要精神特征。所以日本的企业家，一般都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国家意识。 正如在论及欧洲社会精神转型过程时不能不提到的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一样，钤木正三和石田梅岩也是为锻造日本企业家精神伦理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铃木正三曾是个武士，曾随德川家康参加过确立幕府统治的斗争。中年以后，受儒教和佛教影响而成为日本禅宗的创始人，也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禅宗伦理，像马丁·路德的新教伦理一样，轻轻地赦免了企业家的贪婪罪，为经商、致富罩上一圈神圣的灵光，消除了企业家们的精神障碍。他认为，“农人日用”、“匠人日用”、“商人日用”，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简单地说，世俗的业务就是宗教的修行。对于不为社会主流文化所认可的商人，他则称赞到：“献身于世界，所思皆为社稷，所念皆为万民。携本邦之货销往他国，将他国之物购来我邦，万里之国不辞其远，穷乡僻壤不辞其苦。奔波于各国而事商，立志满足众人之需要，决心克服万般之困难，越万山而劳其身，渡千河而清其心，舍一切之迷恋，弃所有之欲望。苟如此事商，则诸佛佑其成功，神明赐其大利，德性益美。耻于徒为大富，终成真挚向佛之心，于行走坐卧之间达乎禅定。”石田梅岩则是石门心学的创始人，在他的时代商业已经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经营实体。他写道：“商人之道岂异于士农工商之道哉？商人事买卖之来以利天下。工得其薪资，农得其收入，正如士得其俸禄。”在他那里，已经把商人与武士在道德上等同起来了。 实际上，早期日本的企业家，很多是从武士演变过来的。日本的武士和西欧的骑士的不同之处在于，骑士是有领地的，而武士则是家臣。在日本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日本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好多武士在经营企业之时，是国家把企业赠予他们的。所以正如森岛通夫讲的，日本并没有把他们的经济社会看成是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阶级社会，企业主实质上也没有完全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私人财产。个人主义一直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文化，这其实正是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的结果。因此，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与西欧和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异。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但这种以企业家精神为标杆的社会精神转型在日本还是完成了，政府和企业家也绑在了同一个精神文化的战车上，这又是日本社会与西欧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共同之处。日本的历史证明，那种认为东方文化不能产生企业家精神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从静态和动态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家不是抽象的人，是现实的人，企业家精神也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打上了时代和民族的烙印。因此，不能把企业家精神抽象地理解为一个模式，这是打造民族企业家精神时应树立的正确思想。另外，企业家群体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权和政策的推动才能发展壮大。制度和文化成为弘扬企业家精神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