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四种境界 中国式管理的道德性



有一次,在厦门市的街道上看见四个斗大的字,写在某所学校灰旧的墙壁上面,既没有署名,也不很显眼,却着着实实敲醒了人们的脑袋。这四个字说起来并不新颖,但是对当今社会却具有警世的作用,值得从事教育、培训和管理的人士加以重视。那四个字就是:厚德求真。德指品德,而真即真实。品德要纯朴实在、忠诚厚道;求学要真切实在、不虚假,也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够故弄虚玄,哗众取宠。

  管理所研讨的,几乎都是纸上谈兵,很难实验证明,因为变数太多,可以说每一次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投入-产出”的系统始终贯穿着,未曾分离。投入各式各样的资源,产出各式各样的产品或劳务,便是大家常说的管理。投入若干决策,产出某些结果,也是管理。再进一步说,投入真材实料的资源,产出品质良好的事物,才是管理所希望看到的事实。投入的务求“真”,产出的必须合“德”,合乎品质的要求。

  当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强制性地提高表面上的西欧化之后,那些西欧化的俄国人,构成了俄国的知识阶级,任务是把俄国人带入西欧社会的生活方式。结果,这些人与俄国同胞隔绝了,有许多人在十九世纪移民到西欧各国,又得不到由衷的安乐,因为文化不同,难以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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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以后的日本,要求改变长期锁国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同样热衷于向欧美各国学习。一直到现代,提起知识分子,不是根据这个人有多少优秀的智慧,而是看这个人懂得多少欧美思想和学说来加以判定的。知识分子从知识的理性,学到分析和区别的能力。结果拆毁了自己的根基,反而威胁到自己的存在,真是何等不幸。

  放眼看欧美社会,知识分子之间用“专业”来打造封闭的小圈子,与别人隔绝,只活在同行的圈子里,不但和大众隔绝,而且和其他专业保持距离。科技急速发展,知识愈高深愈专门化,说出来的话大家都听不懂。这样,迟早会陷入偏见,产生成见而不自知。

  平心而论,要成为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充分的时间和金钱,两者缺一不可,而且都必须相当充裕,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担的。何况每一个人,天赋的智能并不相等,同样有时间有金钱,先天智能不足,根本无法研究高深知识。要成为知识分子,有实际的困难,虽然后天的努力可以获得相当的弥补,毕竟不是每一个人想做就能够如愿地完成的,这就是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最好自觉,从社会取用很多资源,花费特别的教育投资,相对也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必须为社会负起更多的义务。

 中国式管理的四种境界 中国式管理的道德性

  任何人在成为大众或知识分子之前,基本上都是人。大众对知识分子的敌意,知识分子对大众的高傲,对整个人群社会而言,总是不好的现象。而造成这种隔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德行。知识分子不能包容大众,大众也不能欣赏知识分子,是德行在作祟。

  和孔子同样受人尊崇的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把知识当作道德的本质。《大学》所说:“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证明道德来自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道德。

  一般大众之所以看不起知识分子,真正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的品德修养欠佳。高傲的态度,加上不通的语言,简直不把大众放在眼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受西方影响,盲目主张智慧财产权,用来剥削大众知识的权益,当然更难获得大众的欢迎,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

  倘若孔子当年主张智慧财产权,大家会尊称他为万世师表?儒家思想能够发展得这么好、影响这么深远?

  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西方的若干“普世价值”,却也不应该把他们所认定的当做金科玉律。譬如智慧财产,将来我们形势大好时,必须另订妥善的办法,而不是沿用现有的劣习。要真正把管理和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使中国式管理的道德性,获得普遍的发扬。

  成中英教授在国际上大力宣扬中国式管理在伦理方面的建树,不断指出“伦理是内在的管理,管理是外在的伦理”,倡导管理与伦理合一,更明白地指出:“中国士大夫讲究道义精神,志向很大,而且高瞻远瞩;人际间讲求信义,尤其五伦思想特别发达,形成一套礼仪表达关系;处理事情方面,表现合乎礼、义、道,重于实务。”然而现代中国人的道义,只是一种说辞。实际上,面对的是功利,与名词不相符合。

  嘴巴上说道义,心里想的却是功利。口头上说为别人着想,内心完全不是如此。口口声声欢迎光临,实际上有口无心,服务并不到位。没有钱不服输,有了钱很狂妄。说穿了,便是利字当头,义气全不见了。

  义气为什么不见了?我们猜想是被领带束住了,把心和脑的通路束缚得太紧,以致气不能通。曾经有人说过:当年成吉思汗西征,俘虏了很多洋人,把他们的头颈系以草绳,拉扯着随军行进,好像牵牛一样,不怕他们脱队。后来,西洋人把领带打在头颈上,来纪念这个耻辱的事件。想不到现代中国人,也惟恐不能把自己当做牛,争先恐后地自动套上领带。如果这种传言属实,成吉思汗地下有知,必然也十分后悔,因为欺辱别人的子孙,结果必然不可例外地欺辱自家的子孙。

  义是宜的意思,义气便是适宜通畅的气息。不但口气合理,心和腹的气要畅通,凭良心动脑筋,自然讲义气。被领带束得不能凭良心思虑事情,难怪只讲利害而忘却通义。希望女性同胞,围巾不要拉得太紧,多发挥一些良心道义,看看能不能解放当前的社会危机。

  西方的道德以个人为本位,希腊崇尚自由,耶稣鼓吹平等。个人主义思想,尤其重视人权。工业革命以后,机械代替人力,个人的活动机会,大幅度增加。自由交易、自由结构、自由竞争,更加助长了个人主义。他们的家庭组织力求简单,以夫妇为中心,子女结婚后便另立门户,父子夫妇,各有私人财产,并无家庭共有,人将死时,可以任意处分遗产,赠予子女或捐献给他人,悉听尊便,家庭观念淡薄,家族企业也不是主流,亲戚往来,和朋友一样,未必特别亲密。

  我国的道德则以家族为本位,五伦之中,属于家族的部分,有夫妇、父子、兄弟三种。君臣好比父子,朋友有如兄弟,推开来便是四海同胞,天下一家。一人为善,则全家族同感荣耀,一人作恶,全家族都有受辱的感觉,甚至于一人有罪,全家族都要受到牵连,以致家人关系密切,休戚相关,而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念头。家族企业便是家族主义的发扬。成中英教授认为家族化并不是缺点,只是把外人分得太开才产生很多弊病。有人说,中国太家族化了,而日本不讲求家族化,成中英教授却指出:日本是含收的家族化,对所用的人,全都使用安抚的心理,使其与企业共存亡。换句话说,以家族为中心,将朋友、所用的人都包含起来,将其视为家族的一分子。我们比较不赞成的是排他的家族化,把与自己没有家族关系的都视为外人,而强烈加以排除。只要将排他的家族化转变为含收的家族化,家族企业仍然更加接近中华文化的要求,并没有什么不好。

  在管理上,西方重视制度,我国则重视恕道。《大学》说,居上位者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态度来对待部属,部属也不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良态度来对待居上位者。凡是在前面的人,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好态度来对待后面的人,凡是在后面的人,也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良态度来对待前面的人。左边对右边,右边对左边,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实在可以补制度的不足。若是制度加上恕道,岂非更加妥善!

  人为万物之灵,竟然搞不过头颈上这一条领带,弄得非它不可,否则就不能和国际接轨,请问是什么道理?即使暂时摔不掉,也应该放宽松一些,好让良心和脑袋畅通,使伦理与管理合一。中国式管理的道德性得以彰显,才是全人类的福气,全宇宙的真正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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