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红色管理》思维变革引领理论创新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某军事科研部门在研制一种高频放大管的时候，科技人员都被高频率放大能不能使用玻璃管的问题难住了，研制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后来，由发明家贝利负责的研制小组承担了这一任务。上级主管部门在给贝利小组布置这一任务的同时，鉴于以往的研制情况，还下达了一个指示：不许查阅有关书籍。贝利小组经过顽强努力，终于制成了一种高达1000个计算单位的高频放大管。 在完成了任务以后，研制小组的科技人员都想弄清：为什么上级要下达不准查书的指示？查阅了有关书籍后，他们全都大吃一惊，原来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如果采用玻璃管，高频放大的极限频率是25个计算单位。“25”与“1000”，这个差距有多大!后来，贝利对此发表感想说：“如果我们当时查了书，一定会对研制这样的高频放大管产生怀疑，就会没有信心去研制了。”aihuau.com 显然，贝利小组的成功首先是思维突破的成功。如果贝利小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预先查看了书本，并且知道了“极限频率是25个计算单位”的答案，他们能不能取得现在的成果，恐怕很难肯定。对创新者来说，现有的理论通常是最容易限制人们思维的藩篱。 思维能否突破，是创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思维变革的深度决定了理论创新的高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既定议程没有提到当时已经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对此，许多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满意。鉴于此，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如果没有解放思想这个前提，中国就不会出现“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也不会在近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取得重大的成果。 要创新，就必须解放思想。但是，解放思想诚然重要，思想创新却更值得被关注。 就中国的经济建设而言，解放思想只是给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胜利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更关键的是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创新：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等等，这些理论上的创新，实际上是思想上的创新。 所以真正指导我们的改革，并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是基于思想解放上的思想创新。虽然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思想创新，但是没有思想创新，解放思想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因此，解放思想与思想创新二者之间是辩证而又统一的关系，无论是组织还是企业，在倡导解放思想的时候，不能，也不应忘了思想创新。 现在，管理界已经慢慢认识到思想创新、解放思想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相关的书籍也陆续出现。可是，和共产党相比，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企业界的理论仍然无法达到共产党所达到的高度。 最近比较流行的管理类图书《蓝海战略》，实际上就是一场管理思维的变革。书中谈到，当企业陷入“红海”残酷而又激烈的竞争时，企业管理者就必须进行创新，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也就是书中所提到的“蓝海”。显然，从“红海”到“蓝海”的创新过程，也就是企业管理者进行思维突破的过程，或者说是管理者的思维从“红海”到“蓝海”突破的过程。 当思维突破之后，管理者就可以建立一套驶向“蓝海”的理论，然后在企业经营中不断将之付诸实践，并根据外界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看看，这一套企业的创新理论，和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何其相似。不过，其所达到的理论深度，和共产党相比还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共产党的解放思想已经上升到了纲领的地位，解放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新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无论何时何地，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就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而企业所谓的解放思想，仅仅是希望在某个产品的创新上有所突破，并没有上升到整个企业的层面。 其次，共产党的解放思想是一个永远坚持不间断的过程。而企业所追求的思维创新则是间断不连续的，当新的“蓝海”开辟，它们就会停止创新，当“蓝海”再次变为“红海”，它们又开始创新。 最后，“解放思想”背后是以思想创新作基础，而企业的思维变革往往是流于形式，或者以没有规律性可循的“头脑风暴”为主要方式。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理论创新与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根本一致的。成功的理论创新，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脱离现实的思维变革，往往会流于幻想，不会对组织产生实际的效果。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无一不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成功典范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共产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前也曾一度犹豫：是实事求是地满足群众需求，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以维护国家制度的名誉为重，继续坚持人民公社的形势？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曾经出现过几次“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但每次都被否定于萌芽之中。1958年建立起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由于高度集权，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长期处于徘徊局面。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安徽省委根据面对的困难，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在这项政策鼓励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秘密达成了包产到户的协定。实行一年后，小岗生产队获得了农业大丰收，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的其他一些乡村，安徽省肥西县的部分地区和四川省的一些地区也先后搞起了名称各异的承包责任制。这些承包责任制的行为无不冲击着政府现有的制度规定。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是基于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邓小平又建议：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 可见，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促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一片新的天地。 对企业来讲，实事求是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基于市场需求的创新即使再完美，再先进，也不会对企业产生所预期的效益。很多企业为了搞产品创新，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虽然最后搞出了技术非常先进的产品，但由于不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心理，最终还是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像索尼公司，一味沉迷于技术创新，虽然其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于市场现有的技术水平，但产品的销售量却没有和技术的领先同步。 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而提出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它从自己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不管是对中国的企业还是对国外的企业，都有着成功的范例作用。 （1）党的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2）适应形势，全面整党——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专题研究和部署整党问题。 （3）稳定大局，取信于民——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和部署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问题。 （4）锤炼组织，夯实基础——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和部署党的组织建设问题。 （5）端正作风，维护形象——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和部署党的作风建设问题。 （6）提高执政能力，坚持执政为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专题研究和部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虽然党的建设的主题几经转换，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每一次主题的转换都紧紧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主题而展开，使党的建设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不断有所创新。 从党的建设的主题的转换轨迹分析，党的建设的主题始终牢牢抓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俱进，与时俱进，与事俱进，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从而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简言之，共产党之所以总是能够取得理论创新的成功，是因为它任何时候都以思维变革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历史证明，这是一套成功的理论创新模式，因为它隐含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它不但适用于共产党组织，也适用于任何一家企业的创新过程。为理论注入活力：从马克思主义到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发展至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发展体系，这个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无不体现着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中叶，正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那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历史的发展已提出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考察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趋势，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同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设计了新的前进方向。同时还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最富创新精神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精神，不仅确立起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根本前提，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而且也使自己一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后来居上，很快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最有朝气与活力的领导力量。 在以后的道路中，中国共产党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能完全照抄马列主义的“本本”，也不能机械照搬外国的经验。因此，党始终致力于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在实践中探索着夺取革命胜利、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同时以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对中国革命经历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得到了解决，党的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成熟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将它概括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样，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但又深深地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毛泽东的这种既学习国外经验，又立足本土情况的态度，值得中国的很多企业学习。 中国的企业管理，是走中国化管理的道路还是走西方化管理的道路，很多企业争论不休。其实，任何一种管理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据周围的实际环境创造出来的。脱离了产生理论的背后环境，本来对企业非常有效的管理理论就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失去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要拒绝国外的管理理论。恰恰相反，对于从国外引进来的理论，我们还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研究。我们不能仅仅把国外的管理理论当成一种实用工具，更不能直接把它移植到我们的企业中去使用。 面对国外的管理理论，我们既要研究其本身的功能作用，又要研究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我们不一定要把国外的管理经验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但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其产生的背景，找到管理的规律，从而根据自身所面对的市场状况，找出切合自己的企业使用的管理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批判而又继承”的辩证思维，足以使那些“西方管理绝对论”和“本化管理绝对论”的人们汗颜。毛泽东虽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但从不迷信经验，他认为“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所以，毛泽东的创新思想，也是中国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应该拥有的思想。 但是，就像毛泽东思想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一样，企业的一次创新活动并不能解决企业的永远发展问题。因为环境总是在变化，先前对市场来说是技术领先的产品，现在可能落入被淘汰的行列。因此，只有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创新，才能保持产品在市场的领先地位。也许有的企业还没认识到这一点，但共产党的理论发展过程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的核心。他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进行新的伟大革命的重大方针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一方面反复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另一方面不断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他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这成为了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大动力。 可见，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已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次创新就停止不前，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继续进行创新。相反的是，有的企业只不过进行了一次管理的创新，就以为可以“一劳永逸，颐养天年”了。即使以通用之“庞大”，微软之“坚固”，尚把持续创新作为其竞争力的根源，何况我们的一些中小型企业。海尔能有今天，也并非仅仅是战略正确的结果，其把创新作为一项制度来坚持，相信也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 不断的创新是基于不断的变化所产生的需求，有人认为企业文化是不变的。事实恰恰相反，除了“变”是不变的，什么都可以变化。以微软为例，如果大家进行关注，不难发现，其企业文化也正在发生着慢慢的变化。实际上，在经济滑坡遏制微软的增长活力之前，该公司的企业文化已经开始从以办公室为家的工作狂模式逐渐向工作与生活并重的平衡模式进化。 科技行业的低迷态势和微软股价的大幅下跌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化步伐，曾造就一批百万富豪的“玩命工作、闪电致富”的微软文化时代也将就此终结。一名微软前管理人士喜欢把现在的微软比做“新波音”——收入可观，工作无虞。 如果连微软的企业文化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变化的？如果比微软更为强大的共产党组织的理论体系都是一直在不断创新的，那么中国的企业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创新？ 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伟大创新。“文革”之后，随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向前发展，党的理论认识也在向前发展。邓小平根据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这些观点和看法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这就是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创新实际上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没有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苦苦求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最终却由邓小平解决了。邓小平理论之所以称为邓小平理论，就在于具有比较完备的特质形态。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党的创新精神的典范。其10多年的理论创新活动，就其内容而言，大体分为两段。在十五大以前，主要是建构邓小平理论体系，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后，则如十五大报告中所说：“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事实上，第三代党中央领导率先这样做了。十五大以来，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成果也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成果，就是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
“三个代表”思想主要是推出了认识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将过去长期讲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扩展为首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第二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最后归根结底要落脚到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简言之，由过去讲了70多年的大体属于“一个代表”思想，扩展为“三个代表”思想，这就使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完整、更具有时代精神。 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中央领导集体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从理论的高度解决了中国企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 近代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们又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征服者。科学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人的价值选择，同时，科学发展观又强调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尊重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规律。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史上，如果说第一代领导集体，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伟大创新；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那么，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初步地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理论伟大创新；进而“科学发展观”的出现，则是针对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国际大趋势及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提出的发展路线。 可以说，共产党的理论从前到后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虽然体系庞大，但却有着一根中心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正是因为每一个新理论的出现都是建立在前一个理论的基础之上，所以共产党的理论自始至终都没有走过弯路，或者自相矛盾。这是共产党理论的一大特色，也是值得企业管理者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