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不管是政策文件，还是规章制度，乃至于各种决议、首长指示、领导讲话，情况通报，诸如此类，一般都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党政机关如此，企业单位也如此。甚至还要反复学习，绞尽脑汁，琢磨揣测，非要找出其中的“微言大义”不可。这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没有多少人对此发出疑问。在管理活动中，许多领导人的语言，也往往相当含蓄，点到为止，其中的深刻含义，需要你自己慢慢体味。一旦碰上那种直言不讳、直来直去的领导人，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他缺乏领导艺术，有时还会暗暗觉得他没有水平，更多情况下，还会把直率清晰当做简单粗暴，把含糊模棱当做修养深厚。
但是，随着国门的打开，我们逐渐发现，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表达和沟通上也大不一样。多数国家的人，往往没有我们那么含蓄。有的虽然可能在口头表达上还要绕点弯子，却在书面表达上大都追求清晰明白。尤其是各类文件，最能表现出这种差别，能说清楚的绝不含糊，需要交待的绝不省略。哪怕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说明书，都要给你把各种注意事项交待得清清楚楚。说了就是说了，没说就是没说，绝不要求对方去“学习领会”字面上没有表述的所谓内在含义。比如，有些外国朋友就很不理解我们的那种“辅导材料”。他们的疑惑很简单，既然需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写入正式文件？如果正式文件不需要写，那“辅导材料”又有什么必要？这种表达和沟通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假定某一个领导给部下交待工作任务，如果部下理解错误，没有很好地实现领导意图，在我们这里，多半会批评部下不晓事，在他们那里，则多半会抱怨头儿没说清楚。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彻底改变这种现象，但是，揭示这种差别的文化含义，探究这种差别的前因后果，对于我们改善管理是有意义的。一般来说，需要“认真学习领会”的文本，基本上都具有某种含糊性。这种含糊性不同于哲学上说的不可言说性，如果不可言说，也就不可传递，只能是自己内在的“心得”而不是外来的“领会”。凡是清晰的文本，哪怕多么复杂，都可以直接了解掌握。文本的清晰与否，决定着是否需要“认真学习领会”。能够说清楚而故意不说清楚，同只要能说清楚就必须说清楚相比，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文化。笔者认为，“认真学习领会”反映了三个方面的文化价值取向差异。首先，凡是需要“认真学习领会”的文本，实际上都体现了某种隐秘性意图。管理者在发布指令时，都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自己的管理风格。如果管理者希望把自己的意图完全公开化，那么，他就会尽可能把自己想说的都交待清楚。但是，如果管理者不愿让部下掌握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打算在部下面前保持某种神秘性，或者是希望使部下产生对自己的敬畏，往往就会在指令中含糊其辞，故意不说清楚。两千年前的韩非，就强调过君主“藏而不露”的诡诈之术。在韩非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统治策略中，“术”必须让部下揣摩不透。“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术为君主所独执，不可以示人。”（《韩非子·难三》）从理论上分析，指令的含糊，恰恰表现出的是增强部下神秘感的巫术效应。古人说的“天威莫测”，就是这种现象。所以，文本的清晰，其价值取向是科学；而文本的模糊，其价值取向是权术。其次，凡是需要“认真学习领会”的文本，都反映了管理者强化对部下控制的愿望。如果管理者希望部下全力做好某件事情，那么，指令就越清晰越好。只有明白无误的指令，才能使部下没有任何疑虑。而如果从内心深处对部下不大放心，那么，一般就不会说得十分清楚。对部下不信任的程度越高，发布指令的模糊性往往越大。韩非把控制部下比喻为驯鸟。“夫驯鸟者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如果什么都给部下交待清楚了，部下也就无须处处依赖上司。为了让部下产生依赖性乃至产生畏惧，韩非甚至主张以“疑诏诡使”“倒言反事”来加强指令的不可测性。对于这种指令，下级的最优策略，当然是“认真学习领会”。而从“学习领会”中体会出上级的心机，显然要比看到上级的直白意图增添几分敬畏，感叹“圣上英明”。所以，文本的清晰，其价值取向是自主；而文本的模糊，其价值取向是监控。再次，凡是需要“认真学习领会”的文本，都体现了某种集权倾向。如果管理者希望权力下移，则会使指令刚性化，如果管理者希望权力上收，则会使指令柔性化。许多人以为，那种柔性化的指令具有分权性质，其实不然。真正要做到权力下放，必须清晰明确地给定下级可以自主处理问题的权力边界。如果只是笼而统之地要求下级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而不界定“灵活”的范围和尺度，则下级的“灵活”就像孙悟空降妖除魔的自主权一样，必须服从于唐僧的“咒语”和如来的“掌心”。那种模糊的授权，其最终要实现的效果是“权柄归一”。所以，文本的清晰，其价值取向是分权；而文本的模糊，其价值取向是集权。总之，那种需要“认真学习领会”的指令，如果从潜藏在内部的文化基因来考察，恰好反映的是“天威莫测”、“圣上英明”、“权柄归一”的传统。对于这种传统，我们不可能立即割断，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它与现代化存在着某种不和谐性。如何在现实的管理中逐步消解这种传统的负面效应，还需要长期努力。也许，当管理者发布某一个具体指令时，有意识地追求清晰明确，哪怕是不自觉的追求，也是在为固有传统向现代转化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