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红色管理》第二篇 路线是高于战略的战略第一章“唯持大道者，方可图天下”：aihuau.com路线是一种“道”抬头看路：路线是对规律的把握 古代很多学者都奉行这样一句话：“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他们认为人的志气、理想由于得道而安定，人的言行、举止由于得道而为人们所接受。 其实，上一篇所说的纲领和愿景，就是一种“志”，是一种理想。那么，我们怎样使这种理想得到实现呢？我们怎样给这种理想找好道路，让它安定下来，而不是永远处在一种焦灼和矛盾的状态呢？ 古人所说的“道”是修德慎行，在中国共产党这里，这个“道”实际上就是党的路线和方针。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基本路线。这些路线是共产党为自己和自己的理想所找到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些路线，我们在前一章所说的纲领和愿景到最后，都不过是一些云端之上的美丽图景，可以看见但却永远不能走近。 古人所说的“道”，大都是指顺应规律的自然之理（或者是指仁义道德之类的修养问题）。“道”作为一种达到理想的途径意义被淡化，代替它的是一种使理想安定下来的修炼意思。而党的路线则更多地突出了一种实现的方法论意义，而绝非单纯的战略所能比拟。 片面地强调战略，而没有路线的指引，这种战略即便能取得一时的功效，也难以长久地发挥作用。路线就宛如一组精心设计的战略集群，它将散乱的战略凝聚在一起，形成为持续的攻击力。 路线所关照的并非一城一池的得失，也绝非偏安于一隅，没有路线的指引，一遇挫折便会陷入迷茫。 由于路线所提供的是一种战略指引，与战略相比，又更多地偏向了“道”的意义。所以，路线可以说是战略背后的战略、视野背后的视野，它是一种包含了战略思维和方法论的规律把握。 对于企业来说，路线就是要立定标杆，洞察先机，是一种长期的“规划和经营策略”。它就像指南针一样精妙，适时而动，而又指向同一个方向。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路线是管方向、管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根据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相继提出并实施过不同的总路线即基本路线，有的是正确的，实践上也是成功的；有的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反映了党对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探索过程。 路线就是一种对规律的把握。有了正确的路线制定，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坚实地走下去，一步一步地接近胜利，并且，不管环境有多么恶劣，敌人多么强大；也不管受到了多少阻挠，历经多少艰辛，这个步伐都是不可遏制的。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但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中国革命不断地引向胜利。 然而，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披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拿着共产国际的鸡毛当“令箭”，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却把革命引向了失败。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做出许多错误的决议，比如：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中共地下组织“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全面肯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等等。这就使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 错误路线的指引，必定会造成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 在1933年9月开始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客观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和估计，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奉从共产党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为军事指挥上的“太上皇”。李德实际上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实施一系列错误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 每当毛泽东因军事问题同秦邦宪发生激烈争论时，李德总是站在秦邦宪一边反对毛泽东。李德诬蔑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游击主义”和“逃跑主义”，在反“围剿”中完全照搬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经验和苏联军事学院的教条，使红军在作战中连连失利。 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数次提出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却一再遭到李德等人严词拒绝。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了，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使红军丧失了除陕甘苏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归因于军事路线的失败，但透过军事路线的失败，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还是一种政治路线的失败。由于路线的不正确，引发了指导思想的错误，在战略方针的选择上出现了很大的区别。 那么，这引发了我们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什么样的路线才能成为正确的路线？正确的路线从何而来？ 在红军长征途中，也存在着路线斗争。张国焘在红军途中另立中央，再一次将中国的革命拖向险境。党中央认为张国焘推行的是退却逃跑主义路线，而张国焘反戈一击，指责中央北上是一种无休止的退却，是一种害怕敌人的逃跑路线。 红军没有被大自然的险恶所征服，没有被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所摧垮，却因内讧而分裂，使党和红军走上了突围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走的一段最为艰险的路程。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势单力薄地迈开了艰难的双脚。 张国焘拉着左路军南下，面临绝路一条。 谁是谁非，许多红军官兵一时还难以弄清。但他们都认准一条：分裂对敌人是有利的，对自己是有害的。 王明与张国焘都犯了路线错误而不自知，完全在于他们没有着眼大局的远见，这种远见需要具备超脱战略之外的视野，这种远见和视野，就是要着眼于民族大义，从历史变局中找到规律。 如前所说路线解决的是途径问题，共产党在为自己设立了正确的纲领和伟大的愿景之后，就面临着怎样实现这个愿景的问题。要形成正确的路线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以及鲜明的纲领为基准不断地对路线进行纠偏。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时间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来抵御帝国主义，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起来，中国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毛泽东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道路，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和军事战略，领导党和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以思想理论为武器，最终打开了局面，这是一种大智慧，而这种智慧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古人云：“唯持大道者，方可图天下”，这句话实在是大有意义的。农村包围城市：选择什么道路最重要 在企业管理之中，路线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呢？在路线的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向共产党学习呢？ 目前中国的管理界，讲外国的多，讲中国的少；讲微观的多，讲宏观的少；讲经济的多，讲人文的少。注重实用主义本来是件好事，可惜的是，很多的企业管理思想缺少高度，这使我们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大道”和法则可言，企业往往只是停留在具体的策略和制度流程方面，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效率，但是却丢掉了根本。中国的企业只有彰显人文，继承传统，体悟大道，运用智慧，才能把握未来。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光凭一些个策略，凭着具体的几次起义，几个战争，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攻城掠地之后，除了留下对手的尸骨和缴获的财富之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原本可以因此而创下长青的基业。但是它却没有，因为它做不到，因为它除了打仗就什么也不会。这就是“战争机器”的宿命。 今天的“销售机器”何尝不是如此呢？“销售机器”的长处在于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生意人”，而短处也在于他仅仅是一个“生意人”，而不是“企业家”，更不可能是“大家”。因为“生意人”做的是交易，无论多么高明，但终究还是交易。交易过后，除了已经赚到手的钱，一切都会荡然无存。“企业家”则是一个园丁、设计师和牧师（如张瑞敏），他的使命，更在于培植一棵长青的大树，即便失败了，他也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思想的痕迹。 1928年至1930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中，初步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1936年至1939年，他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将之发展成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彻底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学的是俄国人的办法，中央和各地方组织的工作重心在城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开始了农民运动，但基本是围绕城市斗争而进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以进攻大中城市为目标，遭受严重挫折，最终都归于失败。血的教训表明，这条道路行不通。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随即改变原定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转移，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走出了一条在农村建立、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道路。 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并没有为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所采纳。1930年7月，当时的党中央部署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希望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结果，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各根据地的红军因遇到敌军优势兵力的阻击而遭受很大损失。机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经验，结果导致中国革命几乎完全失败。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毛泽东是怎样选择正确的战略道路的呢? 他认为，第一，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革命的基本手段不是合法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第二，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控制着政治、经济、交通等枢纽和命脉，长期占据着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弱小，武器装备差，物质供给困难，所依托的根据地经济文化条件落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第三，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是铲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革命； 第四，中国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反动统治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大量的力量薄弱的地方。 正是把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特点以及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有机统一起来，毛泽东的战略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中国革命由此走上胜利的通途。 这不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而且制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战略。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另一显著特点。毛泽东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著，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论述非常精辟，思想非常深邃。 “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理论向人们揭示了新生事物的基本“生存法则”： 一是必须避免过早地与竞争对手正面交锋。任何新生事物，无论其产生是顺应了什么样的历史潮流，但都必须经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如果在羽翼未丰时就过早地与对手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雏鹰不敌壮鸡，幼虎难胜猛犬。所以毛泽东主张在革命初期避开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转向其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 二是新生事物的幼年时期必须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否则就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积蓄足够力量。换言之，没有足够的空间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成长性。没有足够的成长性就不可能拥有战胜对手的力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革命力量的生存空间不言而喻。 三是幼年时期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是发展壮大的前提和基础，否则所积蓄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所谓“力量”不仅仅指人数和财力，更是指组织的经验和群众的基础。 史玉柱正是通过演绎当代商业版的“从农村包围城市”，才让“脑白金”红遍中国，成为他东山再起的资本。 当年的史玉柱手里只有50万元启动资金，自然是无法直接“攻打”大城市，于是他制定了一个从边缘小镇江阴起步，用3年时间进入大上海的目标。 江阴是江苏省的一个县级市，地处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非但拥有很强的购买能力，而且比邻上海、南京，是一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 在启动江阴市场之前，史玉柱一如当年的毛泽东，“深入群众”地亲自做了一翻“江阴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当地保健品市场进行了彻底的了解。他带一副墨镜，走街串巷，走访了逾百位消费者，甚至在街上主动跟人招呼：如果有一种药，可以改善你的睡眠，可以通便，价格如何如何，你愿不愿意使用它？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向一些街道的老年人赠送脑白金。然后，史玉柱以脑白金技术员的身份组织他们开了一个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产品的意见。 这在根据地的建设中主要表现为瓦解相对薄弱的敌对统治力量，从他们手中夺取“地盘”；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则表现为在目标市场内推动产品或服务的销售，培育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的现金流。 当组织拥有了基本的生存空间，其根本目标就应该转向对既得“阵地”（即人心）的巩固。巩固人心的最佳手段是使自己的理念、观点和立场根植于人们心中，以期渐次填充他们原来的空白或替代陈旧的思想，从而在人心中构筑一道“防火墙”，使竞争者无从下手。当年的共产党军队每占领一地都会分散到周边地区发动群众，以便在泱泱人心之中播下革命的火种。国民党的军队则是一种典型的“纯军事观点”，没有认识到“军事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纯军事观点”之害在于即使赢了战争也不可能赢得人心——至少没有很好地巩固业已赢得的人心——因此也不可能赢得天下。 这种“纯军事观点”在企业经营活动中通常表现为“纯销售观点”。持这种片面观点的人同样没有认识到，销售只是企业实现其使命的一种方式而已。如果不将企业的理念和形象植入目标市场的人心之中，那么企业花了极大的代价所能获得的回报就仅仅是某一项产品或服务的利润。或者说，这样的做法不过是一场短时期内的权宜之计，顶多只能赢得一时的红火或胜利，却不能形成忠诚的顾客群。 因此，“纯销售观点”至少没有使（为推动销售实现而投入的）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益。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 史玉柱在“脑白金”的市场活动中，从毛泽东思想中获取了丰富的启迪和智慧，使全中国人民心中这片空白的土地上不知不觉地生长出“送礼就送脑白金”的花朵。史玉柱的做法是刻意营造一种关于送礼的“时尚”，而这正是一个商业上的真空地带，没有人讨论过送礼究竟该送什么的问题。于是“脑白金”振臂一呼，便先声夺人地为人们指明了一条“现成”的道路。“脑白金”从此风靡华夏。 但令人遗憾的是，史玉柱从共产党的管理中学其行而未得其髓，并没有演绎出进一步的精彩，如同席卷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赢得的仅仅是一场战争，却没有因此而奠定万世基业。为什么呢？ 首先是组织理念的空心化。在“脑白金”的背后，人们再没有发现更多更深的内容。被“脑白金”的旋风解冻的人心沃土上，史玉柱并没有把更多的种子播撒其间。无论他对这片沃土的诉求进行什么样的定位——保健品需求还是礼品需求——都不能让它来去如风，除非他仅仅将其作为自己积累原始资本的一个手段。 史玉柱在“脑白金”上所展示的才华，堪称销售导向型组织炉火纯青的境界，但正是因为销售导向才使得它不可能拥有更多令人叹服的远见和作为。 所有的耕耘和收获都给了“脑白金”本身，谁也没有“沾光”，甚至连它的母体上海健特生物科技公司。有谁知道这家公司的名字呢？除了“脑白金”产品本身之外，人们再也无从了解产品背后更多的东西，比如企业的理念。 史玉柱的胸怀、智慧和经历，原本都足以成就一个“企业大家”，但却没有迹象表明他对自己有更高层次的超越。可惜可叹。 其次是没有从产品理念上升到价值理念。史玉柱将所有的市场效应都集中在了“脑白金”这个具体的产品上，而“脑白金”这样的产品似乎没有“升级换代”的必要性——一个时尚礼品而已，没有因此提炼出产品真正的价值需求。 史玉柱面临的最大难题就在于：他自始都未能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理念，并且在这种思想理念的根基上形成一种明确的产品价值路线并受其指引，即便他的战略实施得再好，他的步伐也显得有些零乱。 人们一旦接纳某种产品，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接纳该产品所承载的理念。如果企业此时以产品销售为契机将自己的理念和形象植入客户心中，满足他们在方向感、安全感和归属感方面的诉求，那么，企业就彻底赢得了客户的心。正是因为这种理念的根植，才使得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产生出巨大的回报。 凡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