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资本形成理论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由于市场改革是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东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机制有较大的差异,形成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差距。西部要想缩小与东部的经济发展差距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动力源，创新形成像东部那样有效的资本形成模式与资本形成机制。根据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的差异性，探讨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和在西部地区应该建立怎样的资本形成机制，才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
关键字：发展差距;资本形成;外商投资;经济增长;储蓄率
一、引言
由于我国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东西部的我国的东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机制有较大的差异。主导产业及其所决定的结构性质和竞争力，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增长质量、增长速度，竞争力和整体优势，决定着资本配置的效果。我国西部地区的问题在于,现代工业发展主要是在资源开发和战备要求的推动下展开的,资源开发、战备需要、重工业优先、国家直接投资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进下的西部工业化道路决定了西部地区的结构特征:以重工业、军事工业、原材料工业、采掘工业、中央企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这种垂直分工格局和畸形的重型结构影响了西部工业的积累能力和贸易能力，进而影响再投资能力和区域竞争能力，阻碍西部的工业化进程和资本的形成。资本形成的主要根源于储蓄。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储蓄的绝对量，而是其绝对量，即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或储蓄率。储蓄可分为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国内储蓄可再细分为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个人储蓄，相应地表现在资本形成上就是政府融资、企业自我融资以及金融市场融资；国外储蓄就是外部融资。所以，从外在表现来看，资本形成来源于自身积累、财政注资、金融市场融资和外资。但这只是资本形成的来源，此时只能称其为资金，而非现实资本，只有当储蓄转化成投资时，资本才真正形成。因此，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不单单指资金的来源广泛，还要具备将资金迅速转化成现实资本的能力。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处于“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下，实施的是各地区平衡发展战略，东西区域之间的资本形成机制是大同小异，改革后，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远远高于西部，主要是东部地区建立了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的建立与否是造成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差异，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关键因素。而政府在以设立特区等他数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构筑了地区间的市场化落差，奠定了各地区间市场化差异的基调。东部地区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东部地区通过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极大地促进了满足该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形成；而落后的西部地区之所以发展缓慢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
二、有关资本形成理论的简要阐述
2.1 资本形成的实质
在发展经济学中,人们通常综合的考察储蓄、投资和资本积累过程,并结合投资标准、投资效益、技术进步等因素来分析储蓄如何转化为资本品生产的投资,投资又如何形成为一定的资本形式,产生一定的生产能力,因而将此过程称之为资本形成。资本形成是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如何筹集足够的、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初始资本。资本形成理论的早期开拓者纳克斯定义资本形成为：社会不把他的全部现行生产活动，用之于满足当前消费的需要和愿望，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用之于生产资本品：工具和仪器、机器和交通设施、工厂和设备——各种可用来大幅增加生产效能的真实资本。他认为资本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将社会现有的部分资源抽调出来增加资本品存量，以便使将来可供消费的资本品的扩张成为可能。资本形成的主要根源于储蓄，储蓄可分为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国内储蓄可再细分为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个人储蓄，相应地表现在资本形成上就是政府融资、企业自我融资以及金融市场融资；国外储蓄就是外部融资。所以，从外在表现来看，资本形成来源于自身积累、财政注资、金融市场融资和外资。但这只是资本形成的来源，此时只能称其为资金，而非现实资本，只有当储蓄转化成投资时，资本才真正形成。因此，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不单单指资金的来源广泛，还要具备将资金迅速转化成现实资本的能力。
2.2 基本的资本形成理论
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通过在空间上的移动，来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当区域间收人出现不均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相似的不均衡倾向，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本进行生产投资。为了维持均衡，资本应从高收人区域向低收人区域流动，从而促使区域间差异缩小而呈均衡的态势。但问题是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一般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从资金运用的效率来讲,资金首先会配置在边际利润较高的投资上。在理性的纯经济行为下，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下的行为，会导致社会资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集中，并且造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致使区域差距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因此，自发的资本流动是不可能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控措施。在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区域资本形成差以及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分权化改革的推动下，资本形成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行为目标。地方政府既具有干预资本形成的主观意愿和动力，又同时拥有影响资本形成的制度空间和可能。这就决定了资本形成依赖于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地方政府竞争直接影响了资本形成的渐进演化进程。一方面，竞争减少了国有企业曾经拥有的垄断利润，地方政府为国有企业筹资的压力越来越大，行政性投资的效益越来越差；另一方面，地区间竞争引发的民营化进程使储蓄、投资主体的市场性导向日益明显；同时，竞争对民间融资的推动为资本形成开辟新的金融渠道提供了积累和引发效应。所以，如果行政性投资收益趋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间政府竞争越激烈，发展地方经济的愿望越迫切，政府放弃过多的行政投资，转而依靠民间资本自发积累与投资的动力越强劲，资本形成的市场化进程就越快。
三、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3.1我国东西部经济的发展现状
东部、中部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比较大，且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仅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东西部分别为457.4元、254元,西部为东部的55.5%,1994年,东西部人均GDP分别为5438元、2392元,西部为东部的44%。1997年,东西部人均GDP分别为8843元、3810元,西部为东部的43.09%。2003年,东西部人均GDP分别为23734元、7545元,西部为东部的32%。1978 年至2003 年间,东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较前一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西部各省经济发展一直都比较慢，到目前为止，饥饿和贫穷仍然在困扰着一部分地区。在全国GDP总值构成中，第一产业产值呈现“东低西高”格局，而第二产业产值则呈现“东高西低”格局。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比重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西部地区工业化基础薄弱,与全国及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高低代表着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62%,不仅远未达到英克尔斯45%以上的现代化标准要求,而且还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37%的平均水平,更落后于发达国家60%到80%的水平。因此，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已经现实地摆在了面前。
3.2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资本形成方面的解说
3.2.1 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现状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字，在2004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为46212.84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76512.12亿元的60.4%；西部地区10个省市区资本形成总额为11220.09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的14.7%，还不到东部地区的1/4。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无论自身资金积累还是外部资金的引入都严重不足。在企业上市权益融资方面，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少，上市融资的规模小，再融资能力不强。外资方面，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吸引着80%以上的外商投资额，2002年东部利用外资额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90.07%，而西部利用外资额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3.1%。
3.2.2 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来源的差异
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的规模不仅差距较大,而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主要是由于东西部资本形成的来源不同。东部地区建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机制,增强了东部吸纳资金的能力并且受行政干预较小。西部地区仍依靠国有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作为其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受行政干预较多。不同的资本形成来源使得东西部经济存在巨大的差距。
改革前我国独特的资本形成机制使资本形成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投资,因而也就不存在区域间的资本形成差异。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处于“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下，实施的是各地区平衡发展战略，东西区域之间的资本形成机制是大同小异，中央政府在各地区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国营企业采取高利税上缴的方式，集中经济剩余，形成当时资本供给的主要来源，也成了国家支持国有经济部门资本形成高速增长的基础。改革开放前，尽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自我积累能力很低，但基于“三线”发展战略，国家通过行政性的计划导向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极大地提高西部的储蓄率，加速其资本形成，从而使东部与西部的经济差距趋于缩小。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向逐步形成居于主导，1993年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化改革，资本形成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行为目标。 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结果也使政府在西部地区资本形成中的动员能力的不断降低。从一开始就非均衡发展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以设立特区等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构筑了地区间的市场化落差，奠定了各地区间市场化差异的基调，使之成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初始条件。在此条件下，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主要指东部），在政府间竞争中，资本形成格局的市场化程度也越高，资本形成水平也就越高；反之，资本形成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主要指西部），则越不利于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东部地区则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战略调整的机遇，在除国有经济的资本形成之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形成模式，从而造成东西部经济的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原来的国家通过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国营企业采取高利税上缴的方式控制社会经济剩余的独特资本形成机制逐渐瓦解，政府依靠传统的财政资金进行资本投入的途径受阻，但这时设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支撑经济发展的新渠道——金融支持体制。此时，中央政府依旧凭借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在财政能力下降的同时，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邮政储蓄系统集中社会储蓄，来支撑国有经济。但这种单一的金融制度安排忽略了非国有经济的融资问题。在此金融制度条件下，东部地区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大胆尝试，在国有金融体制外，建立了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机制，进而形成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本形成模式，在进行国有经济改造的同时大大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西部地区却没能突破全国统一的金融供给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西部的非国有经济因而遭到资金瓶颈的制约，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国有经济普遍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这种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使东西部的差距逐渐拉大。具体来讲，东部地区除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资本形成模式以外,还建立了以下几种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机制：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区域性金融机构及沪、深证券交易市场。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为东部地区企业的直接融资又提供了便利。东部地区以非国有金融机构占主导，这种金融组织制度安排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促进了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的竞争，提高了金融效率；此外，这种金融制度安排还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投资选择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受到的行政干预较小，经营体现效益原则。这些资本形成模式促进了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在体制内外均赢得了发展空间。对比而言，西部地区却没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资本形成机制，只能依靠国有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作为其资本形成的主渠道。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是服务于国有经济的，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投资选择上必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其主要任务，因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自1998年国家强调金融风险的防范以来，再加上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股份制改革，国有金融机构逐利性逐渐增强，资金天然逐利所带来的流动性改善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扩大了地区差距。这种差异长期存在将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不同,越是欠发达地区,资金的流入量越少,越是发达地区,资金流入量越多。地方分支机构通过资金上存而成为落后地区资金流向发达地区的主要渠道。资金流动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西部的资金和资源就源源不断地被虹吸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东部形成供给积累优势,为其经济腾飞做出实质性贡献。东部用从西部低价得来的初级产品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后返销回西部,低价输出高价买入使得大量资金流出西部,加之其产业链条和加工深度缺乏竞争力,原有的资源禀赋优势不再突出,最终导致地区经济“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这样，西部地区一方面现有金融体制使其有限的金融资源遭到扭曲配置流向了投资回报率高的东部地区，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缪尔达尔的“倒流效应”和赫尔希曼的“极化效应”。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又缺乏向东部地区那样的体制外的金融制度供给。这种状况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本形成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阻，与东部的差距愈拉愈大。
3.2.3 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
资本投入的差异是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投入不足是落后地区经济滞后的主要原因。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资本形成机制存在差异。资本投入的多寡并不表示经济增长的快慢，倘若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就不能将资金转变成现实的资本。不同的资本形成机制导致区域金融差异，反过来，金融差异又会造成资本形成能力的差异，从而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区域经济之间的市场并不统一，依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形成理论，从东西部两个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可以较为合理的解释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地区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东部地区通过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极大地促进了满足该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形成；而落后的西部地区之所以发展缓慢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只有建立了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培养出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金融资源大量聚拢，投资规模不断扩张，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环境不断改善，进一步创造聚集更多金融资源的良好条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才能步入良性循环；反之，若不能建立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难以聚集足够的金融资源，进而投资不足，经济发展受阻，可供积累的储蓄不足，金融资源会更加缺乏，资本形成能力进一步弱化，从而落入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导致的积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引起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状态。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资本在不同区域间流动转移的资本利润率差异，当资本流转的收益足以抵偿其流转的费用时，就会产生资本存量的空间转移。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程度越高，投资边际收益率的差距就越大，资本转移的规模也就越大。加上资本流动带动的其它市场要素的流动，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就可很好地解释了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四、 完善西部资本形成机制,促进东西部协调发展
由以上可以得出，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该地区，资本流动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而西部地区内外部投资环境不理想，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回报相对低，外援资金难以吸引到境内；又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境内存量资本反梯度流向东部地区，造成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资本短缺的困境。要完善西部资本形成机制,促进东西部协调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4.1 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资本从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
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引导资本从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是一个弱势群体，对金融体制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建设英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快银行改革和金融中心建设，建立西部开发银行，组建地方金融集团，建设多元化金融体系，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打破金融业长期以来的国有独资格局，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地方金融。二是培育和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此外，发达的东部与落后的西部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资本形成进行合作而非单纯的竞争，实现共同的市场化，将会使社会收益最大化。
4.2 进行金融制度创新,消除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动力源
建立适合西部的资本融通机制，打造国有金融体系外的金融制度结构，是加速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关键。根据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需要潜在的获利机会的诱致，西部地区金融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增加制度变迁的获利机会，降低变迁的交易成本，并培养一批对获利机会自发响应的微观经济主体。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发挥金融的作用，不是单凭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以及政府强制性的金融制度供给，因为仅凭一个强制性的制度框架是无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而是应该大力培育对获利机会自发响应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行为诱致性的对现有金融制度进行变迁，创新形成像东部那样的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资本形成模式与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动力源，逐步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4.3 吸引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发展
外商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限于西部地区的政策性因素、市场规模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劳动力素质因素及软环境因素等较差，导致一些前来的外商望而却步，严重制约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为了缩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必须加大引进外资的规模，促进西部地区资本形成。
总体上，看西部地区是中国的自然资源富集区，特别是能源、矿产、生物等资源在全国占有显著的优势。西部地区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各种资源的组合匹配条件好，除西北部分地区缺水外，一般水资源、能源和矿产资源在空间上都能达到理想组合。从目前情况看，西部地区资源的开发度较低，西部传统资源型工业企业普遍存在着技术设备落后及产品层次低的问题，因而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在促进自然资源开发方面，政府部门应尽快转变直接投资开发资源的角色，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服务，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开发资源。并放开资源开发准入限制，积极鼓励外商和民营资本进入西部资源开发和制造业市场，打破国家在石油、天然气、化工、电力等行业的国有垄断地位：
首先，政府应进一步开放西部市场，不仅对外商开放，而且对民营资本开放。在金融保险、电信、石油天然气、电力等领域加大开放力度，减少外商及民营资本的进入限制；其次，政府应优先进行制度创新，出台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一系列新的政策规定，其中包括土地使用权的相关规定、信贷方面的配套优惠措施、对高新技术项目的优惠政策、税费方面的相关政策等等。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仅仅进行一般性的政策，或给予与沿海地区相等的优惠政策都远远不够，必须加大其吸收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度，以良好的政策环境促使其内在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
其次，清除不利的政策措施,改善投资软环境。主要是加快制定和完善利用外资的政策规定，清理和废除一些不利于外资进入的政策规定和带有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做到制度公开，政策透明。改进外资项目的审批办法，简化审批程序，尽快以外商投资等机制取代审批制。切实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
第三，西部地区应加快产权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经济和外商参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和民营资本比重较低，国有企业比重较大但普遍效益不佳。当今世界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国际并购活动和活跃，西部地区应制定相关政策，积极鼓励外商和民营资本对国有企业进行参股控股，甚至兼并。除了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等传统方式，还可以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外资财务公司的方式。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但可以拓宽外资进入渠道，更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还可以逐步引进国际通行的跨国并购投资方式，鼓励外商参与国企改革。
五、结束语
罗斯托开创的主导部门理论十分精辟的指出了主导部门及其扩散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起飞不仅得益于主导部门的崛起及其扩散效应得作用,而且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主导地区得崛起及其扩散效应得作用。这就是现代区域经济理论中普遍论及的非均衡发展规律及其作用。这一规律不仅存在于一国经济发展中,而且存在于世界经济体系。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是主导地区。在中国,东部地区正是这样的主导地区,它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起飞中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中国如果没有让这些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起飞就会推迟。但同时,如果不及时带动全国广大地区发展,也就是说,在主导地区的崛起中如果没有扩散作用,长期存在孤岛效应,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起飞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我们既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东部发达地区的力量,也需要尽快帮助西部地区赶上来,既要注重区域政策中的效率原则,也需要关注全社会的平等、稳定、进步和协调发展。同时,在西部地区的内部,也需要走一条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道路,让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成为带动整个西部地区发展的火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