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中国内地大学的反思，姚国华先生发了一系列的文章，对于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做了很多有益的思考。然而，读《大学校长的禀赋》、《姚国华：制度是躯壳，文化是灵魂——回复方亮先生，兼质疑主流观念》，应该说这篇文章在争论“制度”与“文化”的“鸡与蛋问题”，里面有很多立论、逻辑的地方有待商榷；
“制度”与“文化”本身是统一的，而不是如姚先生文章所言，制度是壳文化是魂，其实质是我们不相信“制度”，因为我们没有“制度习惯”，而不是缺乏“文化”，或者说，没有一个制度的习惯，没有把程序正义当作正义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我们关于“制度”与“文化”就陷入了“鸡与蛋问题”的无聊争执之中，我从“可操作性”作为争论最后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按照姚先生开出的“药方”，“大学校长要有人文素质”、民众心灵“也需要自己心灵深处的文化建构，通过大学运动来形成新的民族精神”这个美好的愿望，真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可以实现，而且这个标准永远是个模糊的，等于把我们前进的方向放在虚幻的所谓“文化建构”，多么可怕的指导。
这里，我们来看看1620年“五月花号”船里，为躲避宗教迫害的新“美国”人是怎么开始他们的新大陆生活的，他们没有坐下来谈一堆“文化”、“重构”，而是一起起草了《五月花号公约》。
1620年9月23日，在牧师布莱斯特率领下102名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前往北美寻梦。经过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望见美丽新世界了。这时候，船反而停了下来，船上的成年男子在低声讨论着：我们将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依靠什么？领袖的权威？军队的威力还是国王的恩赐？他们决定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再上岸。讨论十分激烈。最后，他们决定共同签署一份名为《五月花号公约》的契约。公约内容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维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这个《五月花号公约》，应该是“契约式制度”，奠定了《独立宣言》等美国文化、美国精神的基础；16年后在这里不远的地方（60英里开外），１６３６年哈佛大学诞生。
而姚先生文章“制度一旦确立就是硬的，没有生命，不可能是灵魂，除非你相信在人们之上，还存在一个神秘的幽灵”，这样对于制度就可以“逃避”，就使“制度”与“文化”对立起来，使我们陷入所谓完美的文化建构之中，等着“乌托帮”的到来；其实，就连姚先生自己也知道“有制度保障的文化，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姚国华先生《大学校长的禀赋》一文是典型的“卡里斯马型或魅力型理想”，按照韦伯的说法，这种类型的基础是被统治者确信统治者具有某种超凡的品格以及个人魅力。其实，从“制度”层面我们来做个假设，蔡元培先生“再生”又能如何？先看领导制度，在我们的“制度”中，大学党委书记是一把手，校长是副书记，校长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再看评价制度，蔡元培先生伟大的“兼容并蓄”的文化，在这种制度下完全是“空想”，扎辩子的清朝遗老辜鸿鸣进不来，只会写小说没有文凭的沈从文进不来。。。。。。。我们大学校长教授在国民党主席连战来访的时候，把祖先的诗歌读错，是文化吗？不是，是制度，是制度把这样的人选为校长教授；我们现在大学之所以不被人所尊敬，是所谓“教授”水平低、学术做假，这是文化吗？不是，是我们的评价制度问题，只要数量不要质量；
大家知道“田忌赛马”的故事，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就可以赢，一个笨的没有智慧的制度设计就会输，而且会产生对于制度的轻蔑。
姚先生文章中“现代制度不是上帝给的，不是官方给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约定。”此言又是书斋呆言，我在上述所言的大学“领导制度”、“评价制度”是谁给的还用说吗？其实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如何来反思我们的制度设计，如何使制度成为“好制度”，而不是空谈文化；
如果这个时候要来谈文化，那就是“制度文化”，这里有俩层含义，一是信不信的文化，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制度，是由于我们制度制定的荒谬或者说“不可操作”，在制度执行上多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时候我们就没有制度文化，制度缺乏必要的信度，商鞅变法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政府的法令的公信力，扛一根木头可以得到100俩黄金，用这个建立了制度的信任文化，终于使弱国秦国成为一统天下的大国；其次，是我们制定制度、执行制度的水平如何，我们古代都把“立法”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立功、立言”；比如说我们的制度中要“热爱”什么什么，“热爱”怎么操作怎么衡量？制定者的水平有待提高；
姚先生文“离开人的内心世界的建构，去谈制度建设反而是一种空中楼阁，这却是今天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因此大谈制度，其实是一种心理逃避”，恰恰相反，我们来谈制度才是直面现实，谈“文化”才是“心理逃避”；制度是“文化”的聚合，上升到一个操作的层面，今天的种种问题出现，正是制度出了问题；在中国企业引进西方管理制度上，成功的“华为”任正非有句话“先固化后优化”，非常有借鉴价值，发人深思。
至于姚先生文“这里包含一个食洋不化的思维陷阱：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是天然或天赋的。不，这些文化价值只存在于西方特定文化背景（基督教的天空）里，中国文化传统里并不存在这个东西”，此言就更加荒唐，随便在诸子百家中就可以找到无数的这些思想，大家最熟悉的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义廉耻”“仁爱“，这是什么思想？这不就是“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我们不是缺乏优秀的文化传统，而是我们已经“数典忘祖”，而是我们在现在的制度制定上没有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学术做假时候读书人起码的“礼义廉耻”在哪里？难道我们要全民族补上幼儿教育就应该解决问题的荣耻观吗？
姚先生文“通过大学运动来形成新的民族精神，从而推进有生命力的制度建设，支撑有独立生机与战略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实现全民族的内在崛起“，同时，他又批评“主流经济学家”“看不到西方经济背后的文化前提，只照搬西方经济的有形躯壳”；当我们的大学、“大师”都自我感觉良好到糊涂的时候，我们群众真不敢指望跟着去全民族崛起了。
当正义得到伸张人们才相信正义，这是一句著名的话，怎么伸张正义，就是要有智慧、有效、民主的制度制定和执行，大学的重生也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