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团队的力量：合作铸就成功》（美）蒂施、（美）韦伯（著）、吴娟（译） 如果人们能够认真、耐心和协调地组织在一起，以达到某个有意义的目的，那还有什么实现不了的？……如果人们能够手牵手，心连心，精诚协作，那必将无往不胜。
——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 美国作家、哲学家当我谈论与政府合作的重要性时，我的一些商界伙伴对此表示惊讶。许多生意人的直觉就是要和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如他们所说：“我将把政府置之一边，希望政府对我也如此。”aihuau.com其实在现实社会中，这并不是金科玉律。世界如此复杂，政府对企业有持续的影响力。当然，我们都必须向政府纳税，但是，除此之外，政府制定的和安全、保险、工资、合同和环境有关的规章，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活动总和企业紧密相关。政府制定的许多政策对普通市民和我们的公司都有益处。《食品和药品管理法》是不是使如今的肉类企业主和食品商做生意比100年以前更加复杂了呢？或许是吧。但是，美国人对他们食品供应的安全性充满信心，这对食品业和餐饮业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在出现任何突发问题的时候，如最近对疯牛病的恐惧，它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干涉还将继续，因此，作为合作的市民，为了我们的行业利益，也为了我们的社会利益，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协助制定政府政策。2001年“9·11”事件后，旅游业受到了冲击。较之国内旅游者，国际旅游者倾向于花更多的钱，停留更长的时间。以纽约为例，2002年到纽约旅游的国际游客仅占全部游客的14％，但是他们的开销占到全部游客的42％。很明显，为了纽约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最关键的是把国际游客重新吸引回来。美国的其他城市、州和地区也莫不如此。在这点上，联邦政府应该和商业组织合作。别国政府为了把他们的国家打造成旅游目的地，花费数亿美元，一旦旅游业出现滑坡，他们就加倍努力进行改善。2003年秋，法国总理宣布，把促进旅游的预算增加40％，使旅游业成为法国发展战略的核心。澳大利亚也刚刚宣布了一项新的花费高达1.81亿的广告宣传运动，以吸引国际游客。而此时，美国政府却什么也没有做。尽管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自然条件、强大的文化和历史吸引力，但是在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中，也只能排在法国和西班牙之后，屈居世界第三。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政府应对这种挑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95年，旅游业的许多领导者促使克林顿政府就旅游问题举行了白宫会议，汇聚与交流旅游业各方的意见，提升美国的世界旅游地位。那次会议后，旅游业圆桌会议组织创立了，它汇聚了87家公司和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代表我们旅游业和数以百万的从业者说话。旅游业圆桌会议使华盛顿和其他州、以及地方官员更加认识到旅游业对经济和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该组织的成员包括你能想到的所有行业的CEO，如酒店业、航空业、汽车租赁机构和主题公园；也有你可能想不到的行业组织，如国际足联、《美国今日报》、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以及美国市长协会等。旅游业圆桌会议组织在华盛顿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议员及内阁成员们进行会谈。政府也开始清除阻碍旅游业发展的法律和行政障碍，同时努力支持和鼓励旅游业的发展，这些不是单个公司或者组织能够做到的。国外旅客来美国旅游能给美国创造巨大的收益。不幸的是，“9·11”事件带来的创伤，使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不仅没有发展旅游业，反而会损害旅游业。例如，美国政府有个长期计划，让那些来自“免签证计划”的国家（总共有27个国家，包括许多我们最密切的盟国）的旅客在进入美国时，必须持有电脑可读护照，还有其他一些安全措施。这些政策转变将在2007年生效。但是，在“9·11”恐怖袭击后通过的《美国爱国者法案》，已经提前4年，即在2003年10月生效了。设计这些政策措施，包括个人签证面试，以及拥有生物识别装置的电脑可读护照，都是为了使公民和游客更加安全。显然，安全必须是头等要事。每当新的限制措施宣布时，美国公民和世界各国政府大声疾呼，明确表示许多国家无法遵从。一些国家甚至准备对美国人施行相似的限制措施。这些新的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难以评估。当美国和其他国家间的游客数量减少时，数以千计的商业组织和非盈利机构，从航空公司、酒店、饭店到博物馆、剧院，都会受到影响；它还会影响到数以百万的就业岗位，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旅游行业的领导者们为了促成新政策的修改，已经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同意把电脑可读护照推迟至少一年，即到2004年10月26日才执行。这些及时的改变，将给世界各国留出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也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洛斯酒店集团支持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该组织是一个全球商业领袖的论坛，成员包括全球100家最重要的公司的总裁、主席和首席执行官。WTTC的任务就是增强世界各国政府对旅游业的全面认识，同时促进对我们所说的“新旅游”这项运动的认识。该运动是建立在私人和公共组织合作的基础上的。旅游业对全世界的重要性真是令人吃惊。2004年旅游业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约有4.2万亿美元，预计到2013年将增加到8.9万亿美元。广义的“旅游经济”对全世界GDP的贡献超过10％，并且在全球每13.2个就业岗位中，就有一个是“旅游经济”产生的。
蒂施的提示
国内和国际趋势是如何影响你所在的行业或者你所支持的组织的呢？当地、州或者联邦政府的政策能给这种趋势带来积极的影响吗？如果是，想方设法联合同行或者其他组织，积极拥护这种政策变化，并且在联络交流中，不要仅强调你们行业的需求，还要强调它对整个社会的潜在利益。要使旅游业这个巨大的经济引擎能够持续增长，各国政府需要做出努力，包括以下几点：明智的税收计划。把旅游业和其他行业在税收方面同等对待，并且把旅游业的税收再投入到基础建设中去，这样在将来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对贸易、交通和通信实施更自由的政策，鼓励而不是抑制旅游。提供教育、就业和培训机会，这样有助于确保强大的劳动力资源。制定明确的、符合民族文化特征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方针。继续在多方面树立旅游者的信心，从与恐怖主义作斗争到健康安全。对上述政府政策，我们商界人士要坚定、积极地拥护。我们还要肩负起其他的责任。要从战略上做长远考虑，努力拓展旅游产品范围，这样才能创造最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为市场服务。我们还要在社会责任的各个领域，从环境保护到公平劳动，勇于当头，实践和传播最佳经验。综上所述，需要申明的是，商业和政府间的合作并不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向政府寻求施舍。这种合作必须落到实处，为相关行业的人们带来利益，尤其为和我们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团体带来利益。～～～旅游业是美国最重要的就业行业之一。尤其对数百万的移民来说，旅游业在他们的首次就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想努力摆脱贫穷，但是缺乏工作技能。“从福利到工作”运动就是经济角色与公民合作精神的完美结合。正如在第二章所说到的，1996年在议会上通过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了里程碑式的法案——《个人义务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朝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该法案（通常简称“福利改革”）对福利体系作出了一系列关键的改革：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资助并设置了一个最长不超过5年的期限，还设立了新的基金，藉此各州每年收到固定的配额，并且对该配额的使用作出重要决定。同时，该法案还扩大了公共医疗补助制的适用范围，加强了抚养子女的执行力度，采用了“参与率”的要求，要求州政府使一定比例的得到资助的家庭能够获得工作，或者每月使他们参加培训以获得工作，否则将给予惩罚。“福利改革”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复杂组合，用来鼓励那些长期依赖政府帮助的人参加工作。可是，单靠政府的行动显然是无法改变社会福利的困难局面的。毕竟政府无法为数百万需要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机会。1997年5月，克林顿总统为下一阶段的努力开了个好头，他在白宫与5个公司的代表举行了会谈。这些公司受命雇用福利受助人。它们分别是汉堡王集团、孟山都公司、雪碧公司、美联航和美国联邦快递。他们是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的首批成员。不久洛斯酒店集团也加入了该组织。此后不久，洛斯酒店迈阿密海滩酒店的开业，为我们在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中的作用落入实处，提供了绝好的时机。正如在前面一章中提到，我们协助成立的迈阿密地区45家酒店联盟，为1 000名前福利受助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我们在洛斯酒店集团的其他分店推广了这种“从福利到工作”的方法。2000年新的洛斯酒店费城分店开业时，大约10％的雇员来自前福利受助人。我们还同大约30家挂靠在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的社区机构合作，从之前依靠它们的客户中招聘了许多新员工。我们雇用这些新员工后，不仅努力为他们提供与其工作相关的培训和资源，还给他们上课，帮助他们在各方面都能成功地重返到工作岗位上来。例如，费城的许多新雇员从来没有银行账号，我们就从当地银行请来代表，给60多名新员工开设第一个活期存款账户。我们现在还开课给他们讲解其他方面的个人理财知识，诸如如何平衡个人账户，甚至如何用他们从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中所挣的钱进行投资。本行业的其他公司在“从福利到工作”运动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万豪国际——我们在酒店行业是竞争对手，但同时我们也在许多相关行业和社会计划中合作——我们长期在帮助福利受助人参加工作方面领头。万豪的“独立之路”计划，通过6周由政府基金资助他们的管理培训，已经帮助3 000名前福利受助人转入服务行业。“从福利到工作”运动是实现公私合作取得成效的典型例子。帮助人们摆脱对福利资助的依赖是一种创举，商业组织会很自然地支持，因为它能增加税源，使那些穷人成为潜在的消费者，增强社会实力，减少商业纳税负担。当然这还不是政府为了响应商业游说而能够独立做成的事，只有政府和商业组织合作才能解决。在此过程中，我们完全有能力帮助人们消除一些有害的主观意识：主观意识：那些靠福利为生的人很懒，不守纪律，不愿意工作。实际情况：大部分福利受助人渴望工作，并且在获得工作机会时，有巨大的决心和信心去做好。 主观意识：公司雇用那些前福利受助人，要预料到会由于他们高频率的旷工和跳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实际情况：和其他雇员相比，那些前福利受助人也一样表现出很好的出勤率和持久力。主观意识：当公司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时，必将减少股东们的收益。实际情况：可以在做善事的同时得到收益。蒂施的提示你的公司中有什么看似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找出能够对其中某个问题产生积极影响的解决办法，要么独自努力，或者与其他群体合作。这样不仅可以使你个人受益，也可以使你的组织受益。我曾经担任过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的副主席。最初它只是个仅有5个基金公司组成的小团体，后来大约有20 000家公司加入其中，寻求信息，雇用那些福利受助人。该组织的商业资源集团同基层组织有生意上的联系，并且培训那些受助人，使他们接受好的培训，做好工作的准备。许多雇主发现，雇用前福利受助人可以在许多方面带来赢利。例如，像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中心，因加入了“从福利到工作”运动，就节省了122 720美元的开销；彭泽尔·奎克·斯达特（Pennzoil）公司的《十分钟更换车油》报道要裁员，可是每解雇一人却带来40%的开销。～～～“从福利到工作”运动并不是公私合作取得个人和社会效益的唯一例子。在全国许多州和城市，商业和当地政府之间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对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90年代末期，洛斯酒店集团是如何帮助建立新的大酒店，使它成为新生的城市中心，并且通过和费城建立伙伴关系，为数千市民提供就业机会。这种合作关系背后的驱动力之一是精力充沛的费城市市长，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艾德·兰德尔。他坚信，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在1995年，他决定在费城新增2 000间旅馆房间。城市经济专家认为，增加旅馆房间，会产生超过3 200个新的全职工作机会，并且将为费城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我们计划将陈旧的办公大楼改造成一个拥有583个豪华的现代化设施的酒店，同时还要保留其历史特征。我们的设计赢得了人们的赞许：厚重的钢制拱门与休息厅、舞厅的墙壁浑然一体，每层楼的电梯间旁摆放着卡地亚挂钟。休息厅和餐厅的新式设计与整个建筑的艺术装饰风格保持一致。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本地电视台的帮助下，我们设计和建造了玻璃幕墙结构的街景新闻演播室，现在已成为本市最受人喜欢的地点之一。洛斯酒店费城分店于2000年4月开业。如今，费城救助基金会的大楼标牌再次在费城的天空闪耀。对于这个地区来说，它如此重要，能为它工作是我们的荣幸。我们还会接待这样的参观者——他们说：“我可以参观一下第11层吗？那是我父亲在50年代的办公室。”正如艾德·兰德尔所愿，这个酒店已经给费城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一些并不会经常从开发项目中得到好处的地区。酒店开业前就雇用的500名雇员中，有10%的人来自受政府资助的费城市民。这些前福利受助人如今成为了社会的贡献者。他们能胜任工作吗？毫无疑问——能。洛斯酒店费城分店已经成为该地区最受欢迎的酒店之一，并且当选为该市最好的宴会场所。简而言之，洛斯酒店费城分店的事例向我们表明，当商业组织与当地政府共同努力时，会使伙伴关系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令人骄傲的是，在该酒店开业的第二天，《费城询问报》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评论，上面写道：“这个项目给了本地居民欢呼的理由。” 评论赞扬了该大楼在设计上的艺术气质，并且详细说明了该项目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评论还以简单的一句话总结道：“洛斯酒店欢迎你到费城来！”～～～当然，政府和商业组织合作的潜力决不仅限于旅游经济。当今许多最有前途的社会和经济运动都和公私合作有关。举个例子：比如风险投资基金的增长。这些基金专门用来支持那些雇用低收入工人或者在贫穷地区运行的小企业。第一个所谓的社会发展风险投资基金是肯塔基高原投资有限公司，它成立于1968年，是《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法案所产生的非盈利组织。后来，“肯塔基高原”演变成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风险投资基金，并向肯塔基东部经济发展提供风险投资和借贷。该地区曾经是这个地方经济最不景气的区域之一。结果，投资者获得了满意的回报，该地区落后的经济情况也有了改变。最近几年，类似“肯塔基高原”的风险投资基金成倍增长。可供管理的社区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超过5亿美元。乍一看这些钱也许并不多，但是社区风险投资基金的妙处就是，它们支持的大多数公司只需要适量的投资，通常只需要提供数十万而不是数百万的风险投资。因此，社区小额投资还是长远之计。这些投资资金来源广泛，如克林顿总统发起的财政部社区发展计划，另外还有来自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会的资金。换句话说，它们是政府和私营企业间的真正合作。跟任何寻求风险基金的公司一样，从社区发展基金寻求投资的公司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那些雇用低收入工人的企业或者开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公司在筛选过程中会得到照顾。因此，不像主流的风险投资基金，它们通常关注高科技企业，而社区发展基金更愿意向那些通常难以吸引投资的制造业和服务性公司提供帮助。很多公司从社区发展基金运动中受益，瑞拉电传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亚特兰大，为金融企业和其他公司提供呼叫中心服务。瑞拉公司的创建者马克·威尔逊是一个美籍非洲裔企业家，具有在呼叫中心领域的从业经验，而且在人员招聘、培训、onmouseover=displayAd(2);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2);>薪酬及提升呼叫服务员工方面通常比别人更加专业。威尔逊先生曾说：“我力图使他们拥有更加受人尊敬和被需要的感觉。”他的观点就是：尊重员工以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周折来获得最大利润。由社区发展投资基金联盟成员支持的商业范例包括：尼曼牧场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牛肉、羊肉和猪肉生产商。它向那些严格遵循生态喂养法则和人本理论来喂养家畜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支持。尼曼的包装工厂位于东奥克兰的企业区，那儿大约有90名工人，他们在此之前收入低微，现在平均每小时可以挣到12.5美元，同时享受全部的健康保险，401(k)会员资格和其他福利待遇。尼曼农场的发展已经得到了旧金山太平洋社区投资公司40万美元的投资支持。Allegheny儿童保育学会（ACCA）是位于宾夕法尼亚的一家40天保育中心连锁企业。它雇用了800多个人——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是前福利受助者——为3 200名儿童提供服务。由于有来自Sustainable Jobs基金（基于北卡罗莱纳州达拉谟社区发展基金）和匹兹堡未来基金提供的100万美元投资的支持，使ACCA近期的扩展成为可能。ACCA不仅直接雇用了许多的城市居民，而且它提供的服务有助于消除经济独立的最大障碍——工薪家庭缺乏时间抚育孩子。ACCA提供如下的服务：在不增加父母开销的前提下为孩子提供一日三餐，延长照看孩子的时间，以适应那些必须加班到很晚的父母，为学龄前儿童提供计算机和网络服务。缅因州的Cuddledown是一家销售鹅毛围巾、鹅毛枕头、鹅毛床垫和其他用鹅毛制作的奢侈品的公司。它成立于1973年，1998年克里斯多弗·布莱德利收购它时，已经发展成年销售额约为100万美元的公司。克里斯多弗·布莱德利希望能使公司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实现目标，该公司从波特兰和缅因州的社区基金——CEI投资公司获得了总共55万美元的投资，与此同时他们帮助Cuddledown招聘员工，并雇请了一位首席财务官。如今，Cuddledown的年销售额已达2 200万美元，雇用工人达82名。相对该地区其他行业的不景气和经济困难的局面，该公司的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都相当不错。公私合作可以带来多方面的效益，社区投资运动就是一个极好例子。通过政府适度的帮助，社区投资基金才有能力帮助那些可能会倒闭或者无力发展的企业。企业反过来会雇用需要工作来养家糊口、能帮助创建繁荣社区的人。大多数从社区投资基金获得收益的公司都太小，难以吸引大众媒体的注意。他们的运转不在华尔街的监管之下。但是，小型家族企业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在。成百上千的小企业的累积收益几乎无法计算，他们希望利用这些收入，使全国的乡村和贫穷市区受益。他们应该获得支持。即使企业规模非常有限，但是汇聚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因而这些小企业正受到全世界范围的“超小额贷款”运动的支持。穆罕默德·优努斯发起了这场运动。他是一个有远见的经济学家，著名的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的创始人，主要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次大陆等地区活动。“超小额贷款”有时向微型企业主们提供如100美元的小额贷款。这些借款人大部分是女性，很多还是文盲，非常穷，她们可以用这点儿钱来购置一台缝纫机，在路边摆个小摊儿卖东西，或者买一大袋面粉做玉米面饼。小额贷款者通过向那些贫穷而勤劳的生意人提供利率公平的小额贷款，使他们摆脱对高利贷者的依赖。这是一个私人的自发的运动，得到了公共部门——政府、商业组织和慈善机构至关紧要的支持。“超小额贷款”运动突出的创新之一就是被称作“互保贷款”技术的应用。当地的小企业主群体，例如某个村庄的所有妇女，组成团队，互相为各个成员提供贷款担保。通过这种独特合作形式，建立起了一个互相支持的网络，帮助每个小企业主渡过难关，解决资金问题，保持战胜困难的决心。结果是超小额贷款人得到的回报，远远胜过那些需要用更加重要的担保物，才能向大公司提供大额贷款的银行家得到的回报。～～～我在本章所提到的这些公私合作机构，包括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社区投资基金以及“超小额贷款”机构，都在关注经济的发展。但是类似的合作还能够帮助美国解决其他看似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来看看以下的例子：卫生保健：从长远来看，一些公私合作形式对解决棘手的问题或许是必要的。这些问题包括健康保健费用的增长，大约四千万美国人由于未参加保险而处于困境，企业保险开销负担，以及怎样做既能减少健康保健费开销，又不损害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们的利益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所有涉及的各方，从保险公司和健康维持组织，到健康保健提供方和制药公司，必须乐于协同工作，为美国公民谋利，哪怕可能会牺牲一定的公司或个人利益，为那些最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只有政府才有资格充当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以确保设计的解决方案能够达到收益和支出的平衡。教育：布什总统的“一个孩子都不能少”的法案已经成为他执政期间备受争议的功绩。支持者说，它给那些教育不力的学校施加了适当的责任和负担；反对者认为，它建立了一套强制性体系，其结果有所改观，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或者帮助学校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或许导致这种失败的重要环节就是没有引入诸如当地商业组织的个人资源，而这些会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起主要作用，不亚于教师联盟、家长团体和其他相关的股东所作的贡献。我们要在一种合作的气氛下改革教育系统，而不是把它当政治足球一样踢来踢去，只有这样，正确的解决方案才会出台。环境：一直以来，商业领导者们和绿色倡导者为环境问题争论不休，前者通常倡导更少的和宽松的规则，后者却呼吁更多的和严格的限制。根据实力对比，钟摆在这两派之间摆来摆去，这只会制造不稳定和积怨，却不能保证双方都实现追求的共同结果——洁净的环境和健康的经济。当今一些最富创新精神的经济思想家提出了有远见的策略，它通过创造性的公私协作来达到这两个目标，例如对空气和淡水的贸易市场的利用。这些合作形式的解决方案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公共政策相当重要，不是政客们能单独决定的。最好的想法和最具实力的资源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学术界、小企业、社区组织、私有基金会、大公司以及政府——他们都必须关注我们所面临的艰难挑战。商业领袖需要关注公司盈利与否，与此同时，如果要建立可供自己及其员工生活和发展的良好空间的话，他们也要作为关心和协作公众事业的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讨论。人物/凯特·卡尔凯特·卡尔是伊丽莎白·格拉泽儿童艾滋病基金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一位与儿童艾滋病和其他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疾病做斗争的世界著名人物。在她的领导下，该基金会通过“从呼吁到行动”的国际项目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开展工作，并且牵头建立了国家儿童研究日程表，同时还推动全球对儿童艾滋病的教育、认识和关注。1998年，在加入该基金会之前，凯特曾多次在政治组织和政府任职。她进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后来在荣·布朗手下工作，担任了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金融主管。两年之后，作为克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她帮助发起了“合作——从福利到工作”运动。凯特加入该基金会后，多重的背景为她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也许她在日常工作中练就的最重要的本领就是在各种不同的人和组织——医务人员、非盈利机构、政府机构和大学之间创造和培养合作关系，为世界上的儿童谋求福利。我们在2004年3月22日和凯特接通了电话，她说道：“关注儿童是该基金会的一个独特之处。我们所做的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是热心地关注儿童的需求。儿童在华盛顿特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凯特提到，“他们没有能力买张机票去会见他们的议员们或者签张支票雇个说客。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反映他们的需求。”许多研究机构、医院和大学中心都在关注健康保健问题。该基金会在寻找还有哪些空白可以填补，尤其是与儿童有关的。凯特举了个例子：“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四分之三的最普通的处方药从来没有经过儿童检测。结果，医务人员缺乏为儿童提供正确药物剂量和药物副作用的知识等等。”该基金会与其他组织如美国儿童协会，一同工作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2003年秋，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布什总统在12月份签署了一部新的法律，要求所有儿童适用的新药物必须通过儿童药检。全球艾滋病的流行是我们巨大的敌人，它不是单个组织努力就能战胜的。该基金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促进建立合作关系，汇聚各种资源，包括政府、私有基金会和其他机构，从各个方面共同关注这种挑战。格拉泽儿童研究网络就是一个例子，它是凯特加入该基金会后最早的项目之一。“对儿童疾病的研究非常难以组织，”凯特解释道，“作为研究对象的孩子经常在数量上相对较少，而且可能在地理位置上非常分散，这使得单个研究机构成功地进行研究和跟踪变得非常困难。我们需要集思广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一种新的研究合作。基金会汇集了全国5个最大的医学研究机构的代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贝勒医学院（休斯顿）、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斯坦福大学。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拟定了一个协议，覆盖了诸如知识产权、数据共享等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现在这5个中心同时进行着8个由我们资助的联合研究课题，它们涵盖了多种疾病，从骨质疏松症、儿童肥胖症到对儿童晚期病症的临终关怀。”这种由基金会发起的合作从研究过程扩展到实施过程。“从呼吁到行动”计划就是最好的明证。推动力来自1999年7月，伴随着一个研究表明，一种叫诺钒瑞派的药物有助于阻止母亲向她们的新生孩子传播艾滋病病毒。在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分娩的时候为其注射诺钒瑞派，在孩子出生三天之内也为其注射，那么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概率会由通常的35％减少一半。在增加其他额外的手段（例如前期的哺乳）后，这种效果还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凯特·卡尔解释道：“在前期研究的一个月内，基金董事会就决定投资100万美元，用于启动一系列的示范项目。我们想测试一些疗法，包括像诺钒瑞派这样的药物治疗，在各种环境下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减少艾滋病病毒的传播率的。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资助了这个项目在泰国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展开。”就像凯特所说，他们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从俄罗斯、印度和加勒比海到广袤的附属于撒哈拉沙漠的17个非洲国家，近100万的妇女已经接受了我们对孩子出生前的照料、咨询服务和检测。如果他们在艾滋病病毒检测中显现出阳性，我们将为其实行诺钒瑞派等药物治疗。我们不只是培训医师和护士，还培训传统的接生员使用这种新疗法。结果使数千名婴儿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伊丽莎白·格拉泽儿童艾滋病基金会是无法独立取得这些成就的。“‘从呼吁到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拥有正确理想的相对较小的组织，是如何从诸多来源——政府、基金会、私营公司、个体志愿者中获取资金的。当为了一个单纯的目标而使这些力量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影响力就会成倍放大。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就，每一个合作伙伴都至关重要。但是，合作才是我们获得成功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