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统计局负责人日前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曾说，经济高增长拉动了就业增长。他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并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有效拉动就业增长。在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82321亿元的同时，我国就业人数也由1978年的4.01亿人增加到了2005年的7.58亿人，增加了3.57亿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并未带来高就业。
从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来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在下降。“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就业弹性系数也处于下降状态。“九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就业增长0.13个百分点。但到“十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0万人。其中，2005年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08，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
关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与低就业问题，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出现的连续数年的经济高增长不但未带动高就业，反而还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与高就业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很显然，从浅层的理论看来，经济高增长似乎能增加就业岗位，相应地促进就业的提升，这个逻辑总体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逻辑的成立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经济利润高的行业必须要能够吸纳广泛的社会劳动力。如果说经济高增长能够吸纳大量的社会劳动力，那么，就能促进就业增长；反之，如果经济高增长是以过度的城市化和过度的占用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源来获得的，那么，经济高增长不但不能促进就业的提升，反而还会造成更大的失业。
应当看到，中国式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即经济增长往往是以破坏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代价的。中国式经济增长一是广泛地掠夺了自然资源，大量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是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如煤炭、钢铁、矿山、电力、石化、造船、精细化工等等，如果没有大量的自然资源作保障，这些行业是无法得以长久地发展的，另一方面，这类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又往往制造了污染源。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垄断行业利润的增长，垄断行业打破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是一种非公平竞争，所以垄断行业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于社会发展大局并无益，更于就业无益。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多是以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源和利益为代价的。在20多年的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公平的政策与机制的，导致了一个强大的寻租集团和利益集团的产生，利益集团的产生就使得大量社会弱势群体在改革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些利益集团又往往是为国家的GDP增长“贡献”最多的，但是这样的GDP增长显然不但不能促进就业的增长，反而还可能会带来新的就业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分析经济高增长与就业提升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以下几个维度：一是经济高增长主要是由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的高利润所带来的，这部分行业主要是垄断行业或者是暴利行业，如电信业、地产业、医疗业、交通业等等，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只会造成行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无序竞争，而不会促进就业的提升，高就业的形成必须是要有一大批的无业或失业人员找到工作岗位，而垄断行业无论在资金、人力还是其他资源上，都是处于垄断地位，又如何会大量吸纳无业或失业人员呢？二是高增长是由高税收导致的，高税收能带来高增长。中国现行的税收政策难以体现出福利原则、公平原则，往往是高收入、低税收，低收入、高税收，垄断行业吃财政最多，但税收却相对较少，工薪阶层收入较少，但缴税却最多。如果是这样的高税收带来的经济高增长，那么又如何能带动高就业呢？第三、如果经济高增长是依靠那些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的企业所带动的，那么，这是根本不可能带动高就业的。第四、中国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外贸推动型增长，而不是内需消费型的增长，这种增长不是依靠内部消费所带来的增长，也就无所谓促进就业增长了。在我看来，中国当前的经济矛盾是经济高增长与消费低迷之间的矛盾，而这又与就业紧密相关，消费低迷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消费者收入普遍偏低，另一个就是消费者根本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偏低又何谈消费呢？因此，我们所说的经济高增长，应该是内需消费型的高增长，而不是投资外贸型的高增长，而内需消费型的高增长，关键又在于对消费者人均收入的改善，改善消费者收入分配，首要切入点就是要解决失业问题。
可见，经济高增长与高就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没有必然联系，那种依靠经济增长来带动就业提升的思路是根本不可行的。而只有找准了失业问题的根源，才可能从源头上进行解决。要知道，中国的失业，根本在于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人的失业首要在于农民的失业。农民的失业又是巨大的城乡差距造成的，农村与城市的剪刀差导致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资源不断地被剥夺，农民被迫失地，失地即失业，农民失业之后，不得不进城打工，这样，一方面使得城市的劳动资源和就业岗位相对紧张，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增加了负荷。因此，要解决失业问题，就要首先解决农民失业问题，要解决农民的失业问题，根本还在于要解决“三农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那么大量的破产农民还将会继续产生，农民将还会不断地涌入城市，但是农民涌入城市不等于就实现了城市化，而是使得城乡之间的剪刀差继续扩大，剪刀差继续扩大以后，又会带来新的“三农问题”，如此往复循环，使得问题难以从根子上解决。二是国企下岗职工问题。中国城市的失业问题普遍在于国企职工的下岗，国企改革和转轨过程中导致了大量职工下岗，这些下岗职工占了城市失业人口的大部分，因此，要解决城市失业问题，还得从安置国企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着手；第三是中国的城市管理不当造成了城市大批个体户和手工作坊主失去了谋生的手段，而这样一个群体又是城市中下层的主要构成群体，剥夺了这个群体的个体经营权，也就等于是让他们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基础，无异于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