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中央银行领导人的任命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直接从属于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不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行政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和高级主管，应当是国家聘用的高级技术专家，而不是政府官员。为充分激发中央银行的活力，有必要建立一套独立的程序，从银行家、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中挑选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和高级主管。从美国经济的表现来看，央行行长是非常重要的，广泛存在的“格林斯潘效应(the Greenspan effect)[1]”即是明证。
2．国有独资银行传统的领导人任命
过去，国有独资银行行长由政府委派，自然也无可争议。问题是，我国独资银行的行长，不仅由政府委派，而且行长属于政府官员，如四家专业的行长都是副部长级的行政官员，其分行长则同样是与政府官员的系列相对应，分行长为厅局级，支行长则为处级等。这种官本位制的结果，使得国有专业银行是企业又非企业，行长是具有官员地位的银行管理者。
在我国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实行商业化的过程中，如果仍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长官本位制，就无所谓商业化了。按现代――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要求选择银行的经营者，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全成熟，在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还相当大的情况下，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核心的金融调控，还将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对金融的控制力将是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核心内容。因此，如果在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过程中一步到位，国家对金融的控制力将不能很好的体现，从而国有经济控制力将达不到较好的效果。而官本位式的任命机制，国家能较好的行使指令性计划，但又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且其承担的道德风险亦是较大的。
为此，政府对银行的行政授权必须改革，行长应不是政府任命的行政长官，而是董事会聘请的经理，行长在董事会监督下有独立的经营。而国有资产经营机构的代表进入银行董事会，董事会对银行的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负责。国家通过董事会行使有效的国有金融控制力。
从当前的现实情况考虑，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国有商业银行的做法：银行董事长和行长由国库部提名，政府任命，但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企业法人。政府按一定的任职条件选派行长，如相应的专业学历、银行管理经验等。但行长任命之后，只对银行经营负责，而不必履行政府的行政命令。
具体到我国，银行董事长可由政府制订有关任命的条件和要求，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提名，再在股东大会通过。而行长由董事会任命，但必须经过政府的资格审查。
3．中外合资金融机构（银行）领导人的任命
可借鉴挪威政府要求大银行的管理层主要由本国公民出任的做法，规定中外合资银行管理层必须由中方出任。
（刘建江摘自《机遇与挑战：中国直面世界金融一体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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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格林斯潘效应，或者说是美联储的影响力，简单来讲是指，美国经济政治、经济走势、金融市场对全球的影响力。这种效应来自于贸易、金融和经济政策的迅速全球化，同时也来自于其卓越领导人的巨大影响（戴维 B．西西利亚等，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