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提示：本文认为，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充分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是很正确的。“三座大山”的形成是庞大的政府官员肆无忌惮的高消费和腐败造成的，只有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力和“人大”对国家官员的选举、监督和罢免权，才能解决官员的肆无忌惮的高消费和腐败，才能搬掉“三座大山”。
关键词：三座大山，官僚经济，肆无忌惮，职务高消费，公民权利，人大监督。
改革二十八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GDP高速增长，城市建设和交通建设日新月异，一些人确实富了起来，过起了享用不尽的幸福生活。
但也出现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在工农大众面前却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就是交不起学费、看不起病和买不起房。邓小平曾警告说，如果形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但他还说过先富带动后富，就是总书记胡锦涛所说的，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使广大人民群众都享受到改革开发的成果。
那么，通过怎样的改革，才能解决“三座大山”的问题呢？这就是本文思考的题目。
首先，必须索根求源找到形成三座大山的根本原因，才能提出切实的解决的办法。那么形成新的“三座大山”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医疗和住房准市场化和政府放弃对社会公共事业投资责任。
所谓准市场化，就是国家政府部门垄断下的市场化，这是行政垄断的市场化，就是权力资本是准市场化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把这种市场称之为官僚市场经济。就是进入市场要行贿，权官要寻租，埋单的是进入市场消费的寻常百姓。垄断+行贿+寻租=买方高价消费，这就是高药费高学费高房价的直接原因。
“三座大山”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放弃投资于社会公共事业的责任。维护人民大众的基本生存权是收取纳税人钱的现代国家的基本责任，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都在努力保障工农大众的温饱、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的基本生存权利。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民主国家都做的比较好，就连经济发展不如我们的印度都基本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而我们的政府却揽权推责，既实行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又放弃对公共事业投资的责任。2003年高达3796亿的国家支出，只有21、33%用于公共事业；西方国家高达40%以上，如美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占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45%，中国仅为15、5%；政府让医院和学校自己去创收，有些医院连医生的工资都发不全，让医生自己创收解决；有的县乡还拖欠教师的工资。
人民政府为什么对公共事业投资这么少？中国GDP高速增长，每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收入的钱都到那里去了？一是吃皇粮的人太多了，据最近中央党校课题组公布的数字是：我国的官民之比是1:27（比西汉高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就是有4800万人吃皇粮；再加上由农民和企业负担的吃皇粮的1870万人，全国就有6670万人，这样官民之比就是1:19、5；按每人3万元计算，年消耗近2万亿元，占整个2002年10万亿GDP的20%。（“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和设计体制改革”人民网2006年6月16日）。
二是行政官员的腐败损失太大（包括官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垄断行业腐败的经济损失、公共投资中的腐败损失、资本外逃的腐败损失、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济损失、金融腐败的经济损失等等），据经济学家胡鞍钢统计，腐败损失平均每年9875亿元到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到16、8%之间；腐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为什么勤劳不富有？”张殊〈价值中国网〉2006年5月15日）
三是国家官员职务消费太高，据统计：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元，公车消费一年3000亿元，公款出国一年2000亿元，三项相加7000亿元（有的统计是9000亿元），占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如有效监督，一年可节省5000亿元。这一公款高消费的数字可以让全体国民从此享受养老、医疗保险。（田奇庄“行动起来搬掉三座大山”《博客网》2005年4月16日）中国公务和行政性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7、6%，而美国是12、5%、西欧国家是6%左右、日本是2%多一点，中国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8倍。（胡星斗“警惕坏社会主义与坏资本主义的结合”《价值中国网》）
现大略统计政府官员的年消耗：全国有4800万人直接吃皇粮，人平均年工资按2万元（按最少计算），一年工资4800万х2万=9600（亿元）；公款吃喝、用车、出国年消费共7000亿元；官员腐败损失年均按1万亿元计算；这三项相加是0、96万亿元+0、7万亿元+1万亿元=2、66（这里没有计算军队和国防的开支）万亿元。而国家年财政收入才近3万亿元。幸亏我国有818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去年），这可是我们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力的有巨大负价值的血汗钱。没有这一血汗钱，军队养不起、低保费拿不出、救灾救不起，无法弥补银行上万亿元的呆坏账和弥补国有企业的亏损（曾动用外汇储备为国家银行注资），更没有钱投入到社会公共事业。一旦，对外贸易发生不利中国的变化；一旦我们没有进行“三拼”的条件了，民族经济和劳苦大众将发生灾难的后果。
中国行政官员队伍为什么这样庞大、又这样肆无忌惮的职务高消费？为什么腐败损失如此巨大？这是因为，为坚持和维护集权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权贵们既得利益的体制，当局坚持从上到下任命制，官员的升迁和荣辱掌握在上级官员手里，工农大众无法监督，更谈不上选举和罢免，所以官员才敢胡作非为。集权的坏社会主义把国家机器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如中国的乡镇都有对应上级机关的设施（在封建社会，五脏俱全的国家机关也只设到县一级）。为控制社会保持稳定，也为了打击一些官员过头的腐败而安抚人心，集权的体制必然是国家机关重叠、人员庞大。
为什么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没有体制外监督的集权的只对上级负责的干部制度，使得官员必然追求私利的最大化，除了职务的正当的收入，还能通过权力寻租追求最大化的灰色收入和职务上的高消费，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公务员队伍的行列。有的领导用“公权”还“人情债”的主要方法是把亲朋好友的家属和子女编入吃皇粮的队伍。《重庆晚报》2006年7月31日第11版报道：甘肃省天水市干谷县今年在县长杨永晖离任前突击进行了115人的人事调动，10天之内使县里的一批领导干部的亲属吃上了“财政饭”，……。权力寻租在卖官买官上也是连绵不绝，以至出现“十羊九牧”的现象。2000年，湖北监利县容城财政所的正式编制为30多人，实际工作人员140多人。财政所在上级的压力下准备裁员，被裁的人放出话来：“进财政所都是化了钱的，少于三五万进不来。现在让我们走？没门！”（吴思《血酬定律●潜规则》第227—228和237页）
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个没有体制外制约的人数众多的官员队伍和过大的权力，使得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就是我们今天的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经营不善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大众和民营工商业，削弱了他们的消费和发展能力。我们垄断的国有大企业改革以来没有向国家（全体人民）上缴过利润（这是对全国人民利益的侵犯），上缴的税金也不如民营企业。那1800多万靠向农民和企业收费和收税过日子的“准皇粮队伍”，有着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我们可怜的民族经济怎么能发展？我们的工农大众也只能维持温饱，期待的小康生活可能会变成画饼充饥和水中捞月。
还有，为了同化民主党派保持社会稳定，也必须把民主党派的机关变为国家行政机关，一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成了政府官员，而且个民主党派和政协没有从法律上监督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权力；就是各级人大也不能监督同级的“一把手”，这就是中国特色坏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梳理一下“三座大山”产生的原因：政府没钱投入社会公共事业→钱被庞大的吃皇粮的父母官吃了、挥霍了、有的还塞进了个人腰包了→这么多的父母官为什么敢这样？是他们掌握了一切权力，而不是如宪法所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任命他的上级，而不是人民群众。→所以形成违背宪法的主人和公仆倒置的体制，是因为采取了经济和政治的集权和自上至下的官员任命制。→采取这种集权制的理由是，发展经济必须集权来保持社会稳定，日本、南韩和台湾的经济就是集权发展起来的（这并符合事实，我前一篇文章说，日本的经济起飞是在实行三权分立民主制后）。梳理的结果是，“三座大山”及两极分化的结果是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权力会导致腐败，没有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通则导致了国家官员肆无忌惮地挥霍和盗窃国家全民的财产。人民群众实际上没有宪法规定的政治自由权，因此，也就无法对国家官员进行监督；这也正如有的官员所说，不要怕，他们（工农大众）没有组织。分散的工农大众没有组织和力量去制约“党政代”一体化的绝对权力，腐败和两极分化是绝对的必然。
有人说，我不关心政治，政治又不能当饭吃。从上面分析可知，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经济权利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没有经济权利也就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经济权利需要政治权力来保障，要获得新的经济权利需要变革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利来实现。笔者很赞同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很科学的观点，不在落实人民群众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权利和权力上做实事，人民大众就不可能真正长远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有人企图在保住集权体制（保持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的前提下，来消除两极分化和工农大众的三座大山，那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任何一种制度没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也就不存在，反之也亦然。“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辨证运动。”客观的发展规律是“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才能解决旧的矛盾，才能用新的两个方面代替旧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辨证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44页）。胡星斗教授认为，如果中国不改变官僚市场经济为民主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会陷入低水平均衡，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越来越难，永远不可能超过人均2000美元。（《价值中国网》胡星斗主页）
这种官僚市场经济也已经显示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从理论上讲，行业和行政垄断必然阻碍人才的成长和使用，更影响新技术的开发。中国制造赚小钱的多，自己研发的新产品赚大钱的少，就是例证。官权独断盲目引进加工业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环境污染威胁着人民大众的健康和生命。
那1870万靠收费和罚款的准吃皇粮的队伍（这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极大地阻碍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有的县和乡镇的工商部门为增加收入规定罚款硬指标，完不成指标的个人要扣工资。民间办企业，就是很小的企业也要过很高的门槛，这苛刻的行政许可制度实际上是给官员提供寻租的制度条件。
我国的银行业是垄断的，以各种借口不批准民间银行业成立。去年，中国银监会否定了重庆市几家民营企业联合成立民间银行业的要求，理由是没有外资参加。历史证明，国家垄断金融是进入不了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现在民营企业贷款困难，发展的阻力很大。民间资本进不了垄断行业也极大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三座大山形成的原因是工农大众没有权力去缩小庞大的吃皇粮队伍，更没有权力制约政府官员的腐败和肆无忌惮的高消费。要解决就必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充分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现在工农大众实际上被剥夺了政治自由权（这是严重的违背宪法），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更没有社会主义；现在的各级人大没有实权是违背宪法的，要先落实人大的对社会公仆的监督权，人大权高于任何党权。各级人大有监督同级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各级人民政协有对政府行为的法律监督权。人大代表由各人民团体自由选举产生。党政可一体，但人大权高于党权，人大主任由人大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实行差额选举），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民告官找人大和人大领导下的法院）。这样才能根治腐败和制止政府官员的肆无忌惮的高消费，这样节省下来的庞大资金可以实现9年的免费的义务教育、可对全民实行基本的免费医疗、收入低的人群可住上设备齐全的廉租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