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是不得已才参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所以长期与这个进程不合拍；为了摆脱这种不得已所造成的劣势，中国不得已地实行了改革开放。
一
为什么贫穷落后的、或者发展中国家都大张旗鼓地申明要搞现代化?就因为它们也想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水平。事实上有关现代化的讨论的确是穷国最先关心的。中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断断续续的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论争，就比西方(美国学者)早了20年。西方人似乎是稍后才发现，用现代化来表示他们比之穷国的优势是一种很划得来的事，因为这样等于说西方不仅成了文明的先行者，而且还示范了一种合理合法的道德价值，叫做现代化。
现代化是个什么东西?我曾说过它是一个发展过程，标识着某种文明程度。下定义往往难以周圆，而且确实各层面和角度(比如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特征、现代学等等)又另有不同含义。但是，就一般最常用的意义来讲，尤其就中国所关心和所面临的问题来讲，现代化的文明程度是指社会结构及运作方式和道德价值取向的标准而言的。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的不得已、中国的不幸、中国的困难，等等这些都只在于，由西方文明示范了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讲原本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
由于中国的被侵略地位，它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被抛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况，即不得不(不得已地)把作为一个整体过程的现代化在功能机制上硬加以割裂、区分、对立.这种割裂、区分、对立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即反帝反封建、要科学民主。我们知道，这是五四时期确立的革命目标，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谈论要科学民主，而反帝则由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延续着。这是一个极为明白的事实，但其中的真实含义，尤其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制约，却极少有人谈及，甚至曾有人把反帝反封建和要科学民主作为同一层面的“双重变奏”来误谈。
对于被侵略一方的中国，没有什么事比反帝(等一会儿再谈反封建)、要科学民主更自然、更合理、更合法、更正义的了。同样，也没有比这更难办的事情了。从所有率先工业化了的国家的示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侵略)、科学和民主的三位一体构成了现代化的全部真实含义。中国要想把侵略者赶走，却不得不到侵略者一方去讨武器，这就是反帝而要科学民主的本义。这样，当中国被迫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时，现代化只作为一个抽象的目标对中国具有文明意义，而实实在在的现代化运作对中国来讲则是不合理的和不合法的，甚至是不现实的。正由于此，革命的中国必须另寻它途，直至今天所要求的“中国特色”。
不得已的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就注定了自己的双重困难。在理论上，中国不得不把现代化的整体功能机制加以割裂，并且把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即殖民扩张当成其他功能的对立面来拆除、抛掉；在实践上，中国既没有力量、世界上也没有空间让中国去搞殖民扩张。这两方面的困难并不证明不搞殖民扩张就一定建不成现代化，而是说，反帝本身作为中国革命的天然任务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这当然不意味不反帝才能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的经由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信仰原则，在1949年革命成功后被合法化为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承诺。这个承诺的正义性，使得中国把“现代化”这一中性的文明取向赋予了道德上伪善的性质，并由此造成意识形态承诺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矛盾冲突在于，当中国不得不合理合法地谋求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时，却很不划算地拒斥某些可以对经济建设有效的方式，甚至把这些方式看成对意识形态承诺的否定。
二
我们再来看一下反封建的情况。
中国的反封建从五四时期开始一直就是从属于整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承诺的，其结果是为农民讨了一个公道(耕者有其田)，其导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却迟迟得不到实现。如果说反帝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形式，那么反封建则显示出中国所固有的、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相区别的一些基本政治和经济因素。
曾有过一种看法，认为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不如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彻底，并因此而没能进入资本主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至少是生搬硬套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演进阶段的一些论述。中国反封建的直接任务，是推翻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及破除与此相适应的一些文化观念。严格说来，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土地私有制的经济结构在欧洲中世纪并不存在，而欧洲各国先后进行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大抵也没有中国革命反封建的基本内容。
事实上，“反封建”在欧洲本是封建社会自我变革的结果，其内容主要是以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形式来调整经济结构。这一结果最早体现为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即规定国王必须在同贵族协商之后才能征税。“协商”就是“议会”的本义，以后平民资产阶级反抗王权专制时，正是以此为现成的合法依据的。简括地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武装夺权的革命为必要先导)所反的封建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欧洲现代化进程(以权力内部的调整为适应保障)所反的封建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贵族君主专制。当欧洲的平民和半奴隶性质的领地属民反对贵族和教会时(教会往往就是大庄园主)，国王往往是这种斗争中双方都加以利用的力量，而这种斗争却从来不具有中国革命农民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反封建性质或武装斗争的反封建模式。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中国与欧洲的反封建之不同在于一为经济问题，一为政治问题，而是说，两者所要反的封建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以及所反出的结果方面都是有所区别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贵族(或诸侯)与皇帝之间的斗争从来就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中国的专制制度(即封建政治)既没有发生过自身变革，农民的历次起义和车争(至少在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之前)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改变经济结构(至多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彼可取而代之”)。就变革生产关系这一根本意义上的反封建来讲，欧洲现代化进程开始时主要是商人和工场(先是手工尔后是机械)工人对其自治权利的争取，与此相适应的，是要求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在中国，则主要是农民要求分有土地(尔后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来对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私有制实行废除)，与此相适应的，是要求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公平、革命觉悟。
由于在看待中国的反封建方面学术界的误解特别普遍，所以用中国和欧洲的一些对比来说明。不过仅此已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反封建在经济结构变革方面所具有的现代化可能，不得不从属于整个革命意识形态承诺的要求，或者说不得不制约于意识形态承诺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冲突。从相反的情况来说，或许正由于没有这种矛盾冲突的负担。中国台湾的和平土改，倒是在佃农有田种的同时，推动了地主把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
三
改革开放的直接目的和真实含义，就是使上述意识形态承诺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失去意义。之所以说“失去意义”，在于它不是指矛盾冲突的双方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矛盾冲突的虚假性被抛弃，代之以真实有效的操作行为。这种做法，本来是一种使不得已的现代化成为更具选择方式的自觉行为，但它也显露了一种特殊的不得已，叫做“不争论”。
不争论的核心内容，是不要争“姓资姓社”为什么说它是一种不得已呢?其一，历史一再表明，这种争论难以有实际结果.至少学理上的结论并不妨碍实践上的操作，所以不要耽误时间，先干起来。其实，现代化有效模式的确立大率如此。不仅令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前面讲过，就是率先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也是后来才在理论上编织各种模式理论的。其二，争论会给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带来麻烦，并由此造成不稳定。
然而，不得已的这两层含义已透露出转型的一个现实内容，即主义的重新定位。不争论“姓资姓社”，有其现实的客观根据，即在世界范围内不存在过去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了。否则“中国特色”一说也就没有意义了。但是，这种不争又不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冲突，这只能表明过去那种人为了主义活着的信仰约束正在转型中成为主义为人服务的实用操作。可以说，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了质变，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和估价现代化、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可能.并且，好办法总还是要想，好主意总还是要说，所以有关转型的话题才日渐多起来。
办法多种多样，但除了异想天开，总是要有些依凭，所以借鉴和比照又总是少不了的。在这方面，“西方”一直是人们谈论最多的，因为它现代化得最早。不过，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者明确象我这样讲“不得已”，总之讲西方多是为了说与中国的不同。在我看来，真的相信中国可以走西方之路的人恐怕是不多了;从政府方面讲，苏东改革中某些负面效果似乎也揭示着走西方之路的警觉。或许正由于这些，后来谈现代化和转型的话题中，最多拿来借鉴和比照的，是那些和中国情况原本差不多的国家和地区弄出来的所谓东亚模式。
中国的确和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差不多的地方，那就是东亚的封建专制。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相当坚硬的，所以其经济模式的选择总是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质。在改革到来时，越是实实在在地搞经济，就越是要用另一种政治来取代以往的政治.比如韩国，朴正熙1961年上台以后，马上用“经济发展第一”、“建设现代化”等口号取代了李承晚的“反共”、“爱国主义”等口号。实际上，此时经济工作本身就成了韩国最大的政治。差不多快20年以后，“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政治。然而，这不过是转型时期的特殊政治形态，它虽然必需，但却不仅会掩盖政治改革滞后的真相，而且如何发展经济、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有待于具体的操作方式。
有些学者，看到东亚模式在经济上的发达，就热烈鼓吹起此种模式中的政治集权和专制，而且还说政治和经济可以分开。一紧一松，等到经济上去了，自然就会回过来要求政治民主。
这是不折不扣的神话。一定的政治和一定的经济从来就是一致的，变革时期的阶段不一致，正是由这种一致所规定的。东亚模式的内容很多，具体说来当然不无可取之处。然而整体看来，我以为仍不是中国仿效的榜样。因为，东亚模式之所以能够出现、以及由此产生出经济奇迹，都制约于一个大的国际背景，即冷战。一个基本事实在于，中国曾就是构成这个背景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它参与了这个背景的拆除之后，却要求它得到曾由于这个背景才生出的东西，这在逻辑上就显得有些滑稽。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台湾，以及香港、新加坡，等等这些构成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处于冷战的前沿。冷战开始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不仅不发达，有的(比如韩国)甚至是世界上最落后者之一这样，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可能不对冷战的某一方大国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中国一来由于比较穷，二来由于朝鲜战争这一偶然事件，在冷战时期既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封锁，自己也采取了一种与国际市场自我疏离的做法，所以那些处于冷战前沿的小国家和地区只得依附冷战的另一方大国，即美国，以及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在政治制度和军事结盟上.东亚模式的专制集权是便于和它所依附的冷战大国保持步调一致的，然而在经济上，这种依附却一方面迫于(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而要求实行和西方一致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国土的狭小和资源的有限而只能发展与其依附一方相互补的出口经济.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政怡和经济相分立的表面现象；而在世界上众多以出口经济为主的小国中，只有东亚模式获得了成功这一事实，则再次表明了政治与经济的一致性。
必须看到，不仅东亚模式在作为其构成者的各国家和地区并不是整齐一致的，而且整个东亚模式现在也正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政治改革的显在和活跃。同样，这种变化的主要背景，恰恰是冷战的不复存在。我们切不可再犯过去从苏或从西方(尽管这方面主要是某种意愿表达)的毛病，又去欣赏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东亚模式，而应该从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上总结出有效的办法来。
原发表于 《开放时代》19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