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旨在启迪民智的“农村信息高速路”建设的必要性
刚才俞梅荪律师讲的案例让我非常感动,他们才是站在农民维权一线的实干家,我们更多的不过是搞些“头脑风暴”罢了。而北大资源管理学院阎雨教授的列举的数据已经足以说明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从追求“效率”带来的严重问题转向对“公平”的关注,这就是此次新农村运动的背景。
事实上,2006年中央1号文件把目光集中到了“三农”身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除包产到户搞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少有的举措。这说明“三农问题”已经比较突出,甚至突出到影响中国社会安定、政权基石、经济发展的地步了。其实,过去教科书中讲的城乡“剪刀差”,虽然表述上看似“合理”,但讲述的实际就是农民收入低一等的问题。所以,这是个老问题,只不过现在的剥夺可谓更赤裸裸,更变本加厉了。现在基尼系数高过4.5%被炒得沸沸扬扬,就是这种剥夺加剧的反映,可就是这样,还有人说这没关系,不会有动荡的!可见如今在认识上的分歧依然很大,这和如今房地产问题的争论如出一辙。所以网站组织这样的专家论坛,非常有必要——真理不辩不明嘛。
实际上,关于中国农村建设问题也是个老问题,许多有识之士对此都作了卓越的探索。近的如毛泽东时代也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搞了许多调研,而远的如解放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的“定县调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费孝通的小乡镇模式研究,温铁军先生的农村调查,在座的茅于轼先生的助学实践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尝试。有些话题前面发言的老师、朋友都讲过了,所以重点谈一下“农村信息化”问题,因为不管是城镇化道路,还是土地归属如何,当事人都是农民,他们的民智如果没有很好的开启,不知道如何很好地保护自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想法,那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任何政策都可能被扭曲,任何努力都可能变味儿。
我不是三农专家,对此研究还很浅薄,所以只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工作积累谈点自己懂得的直观的感受。
农民之苦——相对剥夺感越来越强
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很沉重。从前年温总理关注熊德明,引出农民工工资被拖欠1400亿这个惊人的数字我们就知道,三农问题就是一个较为沉重的话题,因为这个巨大的数字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双农民工失望的眼神,有多少农民春节过年时简陋的饭菜,乃至多少农民儿童不得已的失学命运!我个人听到关于农民、农民工的悲惨经历很多,亲眼目睹的也不少。这是因为我小时候有在山西农村生活的经历,至今还有不少亲友、同学都生活在农村,也因为如今网络信息比较发达,比如前几天还报道了山西两位农民父亲因为孩子考上大学而自杀,运城农妇因为西瓜只能卖2分/斤悲愤自杀等等,这就是农民收入低的写照,是农产品不值钱的生动案例。
据统计,在我国20%的富裕人群享受了50%的国民总收入,而20%的底层群众只占有了4.4%的国民财富,这比贫富悬殊同样大的美国有过之而去不及,而不同的是,我们城市的社会保障都没做好,吴敬琏还在为此呼吁,就更别说7亿多农民了,他们几乎还不知道社会保障为何物?!刚才发言中阎雨院长关于联合国统计的几组数据非常生动,说明中国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天壤之别真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炼狱”啊。
报道出来的就够触目惊心了,当然没报道出来更多,举例来说,我原来小时候的农民邻居就是因为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和脑血栓等病症后看不起病,40岁刚出头起就在床上整整死扛了10年,前年才最终病死的。而1992年我去贵州惠水搞社会调查时还看到全家只有一套衣服的苗族农户。这就是农民的穷苦,这就是现在说的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可以说,70%的农民一旦遇到大点的病,通常的做法就是死扛。
由此形成对比的是,如今被舆论抨击、被政府调控但依然有人为之辩护的的房地产业数年来的所谓繁荣是如何得来的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一方面盲目投资引资,另一方面却以极低的价格买入农民土地转手房地产商的结果。这一来,GDP拉起来了,房地产商高兴了,政府官员回扣吃饱了,而倒霉的只有农民。只拥有使用权的“原子化”农民在土地处置问题上根本没有和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商讨价还价的任何优势。去年河北定州一个村的农民因为地方政府违规工业占地问题和地方政府集体对抗,后来被请来的打手在家门口痛打致死致伤多人,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谁都喜欢温情脉脉地做成一件事情,中国勤劳、俭朴、谦和的农民更是如此,他们习惯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习惯了“小富即安”,可是现实呢?在不少案例中我们可以到,在许多地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连这点起码的要求都难以做到了。
当然,客观地讲,现在农民的生活比改革开放前好了还是坏了,总体看当然是好了,中国经济每年这么高的发展速度不会不给农民带来好处。但就像专家们所讲的,这些是基本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而如今,情形改变了,如茅于轼先生所言,现在农业收入占GDP的比例现在是15%,而农民人口却在全国人口的70%,所以农业产出太小,而且还会越来越少,因为这是规律,所以农民得到的收入当然也就越来越低了!这还不算前面说的农民工收入了工资而拿不到的情形。
总体看,改革开放20多年,农民的相对收入实际是降低了,被剥夺的感觉更强烈了。他们每年收入的增加速度在4%多点,大大低于城市人口,也远远低于GDP增长速度。这就像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边上有个破旧的二层小楼一样,虽然比起以前的小平房好了,但那时边上没有那么高的楼,感觉还好,可现在呢,好的感觉没了,因为太阳被遮住了!
农民的希望——“农村信息高速路”
现在,城里人都在感慨所谓“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就是“住房难、教育难、医保难”,为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葛延风部长提出了“医改失败论”,教育改革产业化也受到了空前抨击,而房地产商更是以“同案犯”乃至“替罪羊”的尴尬形象饱受抨击。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有“三座大山”,但城镇居民如今却拥有了利益诉求的渠道,那就是报纸、网络、杂志,尤其是新崛起的互动性极强的网络媒体。这是和以前性质完全不同的一个伟大变化。
比如,房地产商的恶劣言论、教育部某发言人的言论、宝马车撞人案、股民对证券监管的不满等等,都被网络媒体以网民的名义把这种公众舆论的压力凸现出来,温家宝总理都宣称天天上网新华网,能看到大家的发言。所以,网络成了城镇居民表达利益诉求的“舆论广场”,成了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安全阀”的发泄不满的渠道。
有了这一自下而上的信息通道,那么许多问题也因为能得到更及时的解决。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才在2003年黑龙江宝马案发生后发表的《警醒中国》一文中建议国务院设立“网络举报中心”、“国情民意监控中心”。
但是,在网民激增至1亿以上,博客写手超过2800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到另一方面的薄弱,即媒体上关于农民的报道、来自网络媒体的压力真正为农民呼号的还很少。相比于城镇问题的报道和言论,真可谓少得可怜。
为什么?就是因为农民穷啊,用电都成问题,哪里又有能力买电脑?今年如果不是中央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问题,我看这事还没人重视,农民的苦还得多受几年,农民的泪还得多流几回!为什么?因为中国人都能忍耐,都喜欢到了不得不如何的最后关头才跳出来呐喊。而且,就农民而言,在言论诉求、信息通道方面,他们太落伍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改善,比如现在国内大部分县一级的市镇一般都有了网吧,部分相对富裕而且有知识的农民可能也会上网。但这毕竟还是少数,市镇人讲的多数还是他们关心的问题,真正为农民切实考虑并了解情况的并不多。
所以我觉得,除了从本质上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工业化步伐之外,农村的信息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也就是说,必须解决农民的新闻获取、利益表达、法制教育、科普培训等一系列能够解决其解除“大脑真空地带”的“信息高速路”问题。
拯救农民——落实“四步走战略”
我们知道,去年政府牵头搞了个“村村通工程”,还算成功吧,据说边远地区农民看电视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但这毕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帮着农民解决用电难的问题,不能总让他们动不动断电,我们还要让农民接通互联网,像城里人一样能快捷省力地反映问题,而不是遇到问题就需要长途跋涉、倾家荡产地去上访!这方面报道很多,上访人数年年攀升不降就说明了信息渠道的严重不畅。
但也有好的例子。比如有些富裕乡村便实现了村中上网,黑龙江某些地区农民为了大豆、玉米卖出好价钱还实现了通过互联网了解期货市场行情!因为从我现在主要从事的财经领域的观察工作,所以对此了解一些情况。大家知道,中国证券期货圈子都有和农业密切相连的上市公司、交易产品。尤其是期货领域,目前交易的品种如大豆、豆粕、玉米、小麦、棉花、白糖等等,绝大多数都是农产品,所以对农业收成如何、粮食动态如何、农民参与期货等等,我都时有耳闻。大连商品交易所搞了个针对乡镇粮食企业和农民的“千村万户工程”,也是想让农企、农民通过信息化、订单农业等获得发财的“期货信息”。所以,在“农村信息高速路”的建设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点初步的尝试,而且效果不过。
根据这个思路回头来总结我国农村信息化发展道路,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大致的路线图:
1,收音机、电视的普及让农村信息化迈出了第一步;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历时最长;
2,如今,农民手里的手机已经比较多了,电话也比较普及了,这是农村信息化迈出的第二步;这主要是发生在1996年之后的事情。
3,今年下半年,我国就要发射第一颗“直播星”,这样卫星电视将成为新的选择,其特点是覆盖面大幅度提高,收取的频道也将大大增多,如果卫星产业化、卫星电视普及化这一步迈得好,那么这将成为农村信息化的第三步。这一过程即将开始;
4,那就是要“让农民成为网民”。这一步就必须迈出,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知道在我国农村能上网的电脑还少得可怜,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政府需要帮助农民迈出的第四步。
这第四步和第三步几乎同时发生,而且在将来也可能交叉进行,有了服务商互相争夺地盘的问题。但对农民而言,这却是他们真正走向“和城里人一样平等”的真正开始。我想,这一跳跃和别的专家讲的“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不相上下,甚至意义更大。
因为,有了这“四步走战略”,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便畅通了许多,受教育的机会就多了许多,而不法的地方官员欺压或者连哄带骗的“愚民”难度就变得空前的大了!再辅之于其他政策措施、法律措施、文化措施,三农问题便可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即农村才可能实现信息化,农业才可能现代化,农民才可能真正富裕化!乡镇民主、村民自治、农民增收都好,但首先却都离不开开启民智!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期10年的韩国新村建设的得失告诉我们,在“支农”问题上,政府强制性的介入会带来巨大的后遗症,但开启民智,由政府主导,帮助农民提高信息化水平,从而“武装农民头脑”,让他们自发建设家园的做法,却绝不会有什么后遗症。除非你不想这样做。而且,不同于韩国的是,我认为,我们做这件事也至少要坚持做10年甚至更长,即需要两到三个“五年规划”。
其实,不论做什么事情,人都是最重要的问题——要“解救农民”,首先便需要从头脑上“武装农民”。所以我觉得一旦“四步走战略”得以最终彻底实施,这就可能成为中国至今为止最有力度的现代化转轨运动。有了这场运动,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农业生态问题等等,就都可以得到更好更快地解决。
前阵子我在和北京农科院信息所的专家座谈时听到了他们讲的一些针对农民的网络远程教育等信息化尝试,觉得很好,但因为其覆盖面还不够大,触角还不够深,资金投入还少得可怜,地方政府也重视不够,所以总体感觉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这种尝试无疑是积极的,即帮助了农民,抓住了也无疑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试想,就像美国推出的“100美元笔记本”一样,如果让农民都能买到便宜的笔记本电脑,那么其中的商机将会有多大呢?七八亿农民的基数啊,市场真的大到难以想象!
总之,我觉得这是一条可以拓展的光明之路。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内需的希望在这里,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在这里,这一轮“新农村运动”能否真见成效的关键,也在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是周六博客网专栏作家关于“新农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