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农村需要有一个经纪机制，农民需要有一个联合载体，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现实条件决定的。在经纪农村和联合农民的工作中，政府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政策引导、项目开发、各种规划、重点扶持、市场规范、社会稳定等等，哪一项工作都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管理。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废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恰恰也需要调整政府的职能内容和作用方式，以培养农村自身的有效社会。正是这种转轨的需要，以及改革开放至今所提供的条件，要求并允许农村的专业合作社重新调整自己的目标定位和职能机制，以便更好地为经纪农村和联合农民服务，甚至自身就成为这种经纪和联合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专业合作社于政府的关系的情况，然后再提出专业合作社重新定位的可能及基本思路。
就农村各种专业合作社的现状来讲，有两种看法是涉及到与政府的关系的。一种是认为专业合作社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另一种则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专业合作社的支持。持前一种看法的人主要是认为，现在这种合作社仍有许多政府行为的因素在里面，因此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比如河北有一个农贸集团的老总就对我说过，现在农民头上有八座大山，供销社就是其中一座。他的意思很清楚，是指农民并不情愿参加这种合作经济，而政府也没有必要去过问这些合作形式，市场自然会形成它所需要的相应经济组织和运作形式，比如他自己的公司就可以胜任现在各种专业合作社的功能，甚至比它们干的还要好。持后一种看法的人正相反，他们或者就是合作社的经办者，或者是关心合作社发展的官员和学者。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是经济实体在市场化运作中的一般问题，比如资金短缺、服务水平差、市场开拓能力弱、经营规模小、档次低、数量少等等，所以要求政府能给与更多的支持。其实这种看法有一个盲目性，就是一方面认为合作社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实体或企业，所以在有困难的时候就希望政府来支持，另一方面却不能很清楚以及很正确的认识到这种不同到底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说这两种不同的看法都涉及到专业合作社于政府的关系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要摆脱或尽可能排除政府因素，一个则希望这些政府因素能够有利于合作社的发展。从历史上讲，各种专业合作社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下本来就是一种准政府行为，虽然原则上讲自愿参加，是农民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实际上却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因此具有垄断的性质。改革开放以后，合作社的垄断性质不存在了，但不仅垄断心态依然延续着，而且合作社的困难也正来自于这些垄断条件的丧失。因此，上述前一种看法不仅希望残余的垄断因素越快彻底消失越好，而且真的认为合作社很快就会由于对农村发展的阻碍作用、至少是由于没有必要存在而走向消亡；后一种看法则担心出现这种消亡，比如有关合作社是否要实行政企分开的争议就突出体现了这种担心。
事实上，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排斥、也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和调控，相反，它是由这种政府干预和调控来保证的。问题在于，这些干预和调控本身是否依据市场规律来进行、是否有利于市场运作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因为市场的真正含义不过是指以平等的方式所获得的平等的权利之间的交易和让渡，而上述两种看法实际上正反映了合作社运作中可供交易和让渡的权利本身是不平等的。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所提出的问题也是真实的。但是，解决矛盾的出路并不在于是否保留、或者需要多少政府因素，甚至也不在于政府如何进行干预和调控，而在于创设农村专业合作社新的定位，使之具有经纪农村和联合农民的功能及机制。
中国农村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口众多而组织程度低，这样，农民很难作为一个整体区别出自己与外界的利益所在，更难以在与外界打交道的活动中以整体的方式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因此，可以考虑利用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是农民能够作为一个整体与外界（包括各级政府和农村本单位共同体之外的整个社会）打交道。具体说来，这种打交道的职能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经纪农村、联合农民，并以此成为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模式的重要运作机制和构成因素。
之所以提出中国农村存在与“外界”打交道的问题，是由如下一些基本状况造成的。首先，土地对于农民来讲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而且还是生活资料和生存环境，因此不可能用发达国家那种城市化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或者在人口聚集和产业变化的意义上使农民消亡。其次，这种情况使农村整体的竞争能力大大弱于城市，也使农村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持续加剧，这两者都是相对农村来讲的“外界”。第三，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使不同地域的差别拉大，另一方面使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内聚力减弱。第四，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很难摆脱分散经营的境况，现有的各种联合方式，又使农民在谈判中缺乏维护自己利益的条件和手段。第五，从历史上讲，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社会，改革开放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由于前述四种情况，决定了农民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区别于城里人的社会群体，而这些区别就是在国民待遇、生活方式、生产手段、竞争能力、发展条件以及人口素质等各方面的强弱势差，即使农村发展了，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在这种意义上产生新的强弱势差。
这些情况表明，农村如果不能在发展机制上作为一个利益整体来行为，对于每家每户来讲在市场竞争中必然永远处于弱势，而数量过于庞大的人口又使农民自身的分化难以形成具有较高现代化水平的社会结构。然而现在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它们虽然把维护农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宗旨，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主要是以市场化的方式与农民打交道，也就是把农民作为经营对象。这一点不仅是农民参加合作社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合作社自身发展的最大障碍和局限。因此，把合作社作为某种具有代理性质的组织来经纪农村、联合农民，不仅可能是提高农民参与合作经济积极性和克服合作社自身局限的一个出路，而且更可能是促成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至少在经济领域）的一个高效有序、事半功倍的办法。事实上，具有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就是这种代理组织，不过它的职能更多是政治方面的，而各种专业合作社则主要发挥经济方面的代理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讲，问题并不在于合作社在哪些方面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带有政府行为的因素，而在于合作社本身不能够仅仅作为一般企业来进行常规的市场经营，而是作为农村发展的经纪人和农民利益的联合体，把政府和市场都作为自己要与之打交道的基本对象。专业合作社之所以有可能胜任这种经纪和联合的工作，除了上述农村现状的需要之外，一个有利的重要条件，恰恰在于专业合作社可以利用各种准政府因素（特别是农民对此的心态认同），使它比其他形式的中介性组织更具有权威性，也更具有运作习惯方面的便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