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总认为老百姓是一群受人主宰的群体。这个观念直至今天仍然没有掉失，相反，在官本位的体制下，显得更“耀眼”了。因此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代表”，各种各样没有委托性的代理性，或者强制性的代理制（你的事情一定要通过我来办，你无权自己去办）。但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上层建筑们是否存在，广大老百姓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过上更好生活，一直在勇于开拓进取，从而变革了中国社会。比如文化程度上只达到勉强写上自己名字的农民自己搞起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城镇居民们冲破体制上的严重歧视而搞起了民营经济。这两个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奠定了当今中国的发展之路。面对老百姓们的这些创造，上层建筑们陷入了无穷无尽的争吵之中。焦点在于是否要支持老百姓们的这些创造？但是有些“文化”人由于受到传统官本位观念的毒害太深，所以他们错觉地认为，如果没有上层建筑的“领导”，中国老百姓们就不能有所活动，就动弹不得。他们分不清楚，不管广大老百姓是否是愚蠢的精英们指斥的“目不识丁”，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而那些生怕烟头烧着自己手指的精英，却从来只是一张皮，只懂得看准时机，吸附与寄生于某些“奶牛”身上（有奶便是娘）。所以，愚蠢的中国经济学界竟然狂妄自大地提出了这样愚蠢的问题“经济学者该不该替百姓说话？”他们怎么不首先问问自己，他们有何资格替百姓说话？如果他们真是觉得有这个必要，那是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老百姓的天然权利被象囚犯那样地压制起来了，所以需要一小撮自高自大的精英来替他们说几句话，才有机会好过一点。狂妄自大的精英们需要认真学习“民为本”的思想，“本”即是主体，是主人，民是这个社会（国家）的主人。既然是主人，就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在这个社会中要“替主人说话”（在老板的公司里任何工仔都没有资格“替老板说话”），除非他是比主人更具“主人”性的“超主人”。――黄焕金】
经济学者该不该替百姓说话？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07-18 16:22:35
六人谈 有经济学家认为，腐败是改革的成本之说，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必须牺牲一代人，经济学家们惹怒“百姓”的言论实在不少。最近又有钟伟发表高论，阐述经济学家的第一要务乃是求真，为百姓说话并非其必然义务，触动了学术与利益、求真与求善的复杂而敏感的琴弦。以下为本报六位评论员的观点。 专业地对待“百姓”利益 欧阳觅剑：钟伟的说法其实只是对现代社会一个特性的说明。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分工体系，不专业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对任何领域都试图做不专业的评论甚至干预，那是文人的态度，是要造成资源浪费的。捍卫“百姓”的利益，需要准确地了解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应该交给政治家，经济学者不能随便插嘴，更不能随便插手。 经济学者的专业是利用经济学理论理清利益关系，使各种“老百姓”的行动能够更加有效、更加科学。而做这个工作，需要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不能先行偏向“百姓”。韦伯是“价值中立”最重要的倡导者，他不是认为科学家可以做到没有价值观，而是主张，“价值中立”的态度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做研究，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另外，“老百姓”是谁呢？现代社会是利益分化的，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谁可以证明自己的利益比其他群体更有正当性？“百姓”这个概念已经沦为文人们攻击对手的工具。 经济学者应说的话：真相 戴志勇：这是个很荒谬的提问。首先是“百姓”所指不明，其次是“百姓”一词并不自然代表正义所在。先验地赋予某个模糊不清的群体以道德优先性的潜在危险，从法国大革命或种族主义者那里，就可以找到先例。 所以应该换一个角度来发问：经济学者该不该替弱势的利益受损者说话？ 我的回答是：Yes。像斯密那样阐述清楚分工如何促进财富的增进以及财富的分配，为判断“利益是否受损”提供客观根据，是经济学家的求真义务。谁来做出“利益是否受损”的判断呢？三种人：一是利益博弈的当事人，二是这个社会具备判断资格的知识分子，三是政府当局。当在利益博弈中处于知识、权力与资本的三重下风时，弱势的利益受损者尤其需要救助。于是问题变成了：经济学者是否是具备判断资格的知识分子？我的回答还是：Yes。恰恰是经济学家，最有资格对谁的利益受损做出恰当的判断，这属于他的专业领域。但我们并不需要经济学者去组织群众举行抗议，那是政治家的事情，经济学者需要为利益受损者说的话是：真相。 求善的心与行善的果 王梓：这些言论惹恼网民是正常的，一向以民意自居的网民不可能容忍一位不替百姓说话的经济学家。无论是郎顾之争还是改革之争，近两年的类似争论都借着某些改革滞后的“东风”，以“民意”乘风作浪。中国的经济学者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相伴相行，使他们不得不承担学术和利益的双重考量。经济学者面对的并非单单老百姓的利益，他们还要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有所担当，这关系到全体国人的长远福祉。何况，替百姓说话是否就能在经济结果上实现百姓的利益，尚有很多疑问。以百姓的名义发言，是谋取正当性的最便捷途径。君不见，多少堂皇之辞都是打着百姓的旗号，以公权谋私利。那些真正阻碍改革进程的垄断利益、部门利益，往往是以百姓的利益为借口。
对一位经济学者而言，他不仅要有求善的心，更要有行善的果，也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两种伦理完美集于一身，是经济学者的幸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遵从责任伦理则是他们的天职。 这是个伪问题 必娴：“百姓”真是弱者的代名词吗？他们一定需要借助其他的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吗？这是个纯粹的误解，是个伪问题。 民众利益的“原创性”常是被忽略的。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或许更应该使用“民众”这个词，民众具有自己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当下中国社会，这种问题提出者的灵感，源于一种学者居高临下的傲慢，以及古老的官本位社会的历史遗产，民众的福祉都要通过精英来实现(一家著名报纸的社评曾对百姓使用的定语是“目不识丁”)。这忽视了民众自下而上的力量和自主性，这犹如政治学研究中那个著名的“中国人适不适合民主制”问题一样的幼稚和傲慢。 当下经济学者们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关联度太弱，通常来说，与商结合的那些经济学家，立场异常鲜明。而学而优则仕的经济学者，通常不会如此。这是政府的性质决定的。政府需要考虑民众的福利，但是政府仍需要完善相关机制，使民众也能够自下而上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将政府对全社会的综合性考虑与民众意愿形成一定的良性互动。就像阿尔蒙德的那种信息处理机制(民众需求→政府系统→输出政策)，虽然理想化，但是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努力的方向。 经济学者需要重新自我定位 刘晗：这些问题折射出了目前经济学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尴尬处境。由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学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完善，且经济学家自身也不能完全从事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不断介入社会公共话题的讨论和辩论，对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建言，因而他就必须超越于真理性的经济学实证科学研究之外，去面对诸如“该不该为百姓说话”这样本身带有很强道德色彩的问题。
经济学家之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乃在于转轨时期的经济学家自身定位的不清晰，即他们并不是或不安于做学院知识人，而是卷入了资本和市场以及制度建构本身，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发言，因而就会在知识问题上产生道德纠纷。以所谓百姓的名义来批判经济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自然是不公平的，但像钟伟本人由于在公开发言时不仅在阐述其研究成果，而且不断对社会经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实际上也应予以反思。如果经济学是一门基于事实研究的“求真”科学的话，那经济学家就应当秉承“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不必或不要对当下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否则，他就必须为自己的价值判断负起社会伦理责任。 求真也求善，非圣人不行！ 邵颖波：钟伟说的最刺耳的话是不知老百姓是谁，可是有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农民都不一定认同村长、会计是老百姓，起码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钟伟的话正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对于经济学者来说，真即现实，越接近现实就越真。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一些关于内在规律的发现，我认为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对经济学者来说，怎样算是善呢？他发现了一些规律，进而以此为基础再发表些建议，如果他真认为这些建议是最好的，最符合他的智慧和良心，就算是善到家了。钟伟不过是一个经济学者，从他那里顶多可以得到一些关于经济问题的参考，祈望他又真又善，当他是圣人，岂不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