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过17年多的寂寞和近一年半的倡导与酝酿，“中部崛起”终于进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中部崛起战略，更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即将全部进入实施阶段。
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拥有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六省的中部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拥有全国28.1%的人口，是中国重要的粮食和能源基地，也是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得中原者得天下”，建国前30年中部地区的发展对全国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1978—2004年间，东部地区产出的GDP占全国比重达到56%，中部地区仅有26%，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东部，近年来甚至落后于西部，这种中部“塌陷”的局面已经对国家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安全构成了重大潜在威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诚为正当其时。
中部崛起战略要取得成功，首先需要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向更加依靠内需。相比之下，中部地区经济外向程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中部六省外贸依存度为9%，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60.8个百分点；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个数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偏低；旅游创汇总额9.7亿美元，仅占全国旅游外汇收入的3.8%……有论者据此将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低列为中部发展需要克服的“软肋”之一。其实，从市场准入等制度环境来看，中部地区不必也不可能在外贸、外资等对外经济领域盲目与东部互争雄长，因为地缘格局决定了中部地区无法“克隆”东部沿海和西部部分地区的外向型发展道路。如果说中部地区走外向型发展道路具有先天劣势的话，那么，在利用广阔国内市场实现发展方面，中部地区却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以武汉为中心画一个1000公里半径的圆，可以囊括全国几乎所有主要城市。
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逐步纳入国际经济体系，国内区域发展失衡因此加剧。建国前期，我国国内区域发展失衡程度有所减轻，但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再次加剧，以至于作家张广天形象地称中国已经进入了“三国时代”，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之大，犹如3个国家。而只要国家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外需拉动，东部就必然对中西部享有天然的优势。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向更加依靠内需，将有效地缓解乃至扭转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失衡日益加剧的问题。
当然，中部地区要走借助国内市场起飞的发展道路，需要切实解决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区域市场分割问题，真正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中部崛起战略要取得成功，还需要国家从基础商品价格乃至环境等方面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中部地区多年来经济发展滞后，部分原因就在于价格体系不合理，导致中部地区在利益分配中严重受损。根据山西省省长张宝顺的说法，产煤大省山西近两年经济发展较快，很大程度上也是拜以下3项因素所赐：世界能源和初级商品行情持续高涨，我国能源价格日益与国际市场接轨，而煤炭企业又取得了较大的定价自主权。问题是我们不能总是把在国内地区间合理分配利益的希望寄托于国际市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税收分享比例、资源税率等，让中部地区取得合理的收益份额，并强化全国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的内在动力。
中部崛起战略要取得成功，还需要协调好与东部发展之间的关系。近20年来，大量劳动力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蔚为壮观；当前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决不意味着中部地区要达到与东部完全一致的工业化程度，也不意味着要完全依靠在中部区域内、甚至是单个省份之内推进工业化来吸收众多劳动力。因为，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约束，仅仅环境容量一项因素，就决定了河南、山西这样的省份不可能达到东部沿海那样的工业化程度。因此，中部崛起既是中部地区工业化的推进，同时也应当是环境承载力不足地区人口的渐进重新布局。
中部崛起战略要取得成功，更需要中部地区人民和政府切实摆脱浮躁情绪，做好基础工作。需要警惕的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恰恰有可能刺激浮躁之风。比如说，这一战略将激励大批投资进入该地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为立竿见影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大力吸收房地产开发投资、抬高房地产价格属于上策，但这种策略对于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而言实属下策，因为该地区的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制造业的更新升级之上，而房产价格高涨恰恰提高了制造业发展的成本，妨碍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会削弱该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遗憾的是，我们恰恰看到了中部地区某些城市房价暴涨，房地产资本纷纷涌入。湖北省省委书记俞正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出要“不等，不靠，不浮躁”，我衷心希望中部地区的人民和政府都能身体力行做到这3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