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国资委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有体制下出资人不到位所遇到的制度难题。但是，由于与所有权相对应的责任和利益机制尚未充分建立，特别是在有限出资人地位的背景下，在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职责不统一、不到位前提下，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监管格局很难真正形成，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沦落为“国有资产的统计局”。
国资委目前的处境，与当前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某种不可割裂的相关关系。要提高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效率，要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行效益，笔者认为必须进一步充实国资委的地位。
但路在何方？
笔者以为，在现有的三级管理体制下，国资委的出资人地位的充实，必须在法律框架下、在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上、在完善责任追究机制上赋予更大的力度：
1、在法律制度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国资委的出资人地位，同时，进一步明确其他政府机构不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这一点早在2003年5月《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378号令）上就已经得到了明确。但是，自从该《条例》颁布3年来，国资委的出资人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地落实。特别是在地方国资委的监督管理过程中，更是如此。这不能说仅仅是“令行禁不止”的问题。实际上，只从国资委诞生以来，在国有资产管理领域就没有一部相对完整的部门法律，因此，在国有资产管理的过程中，更多的只能借助于部门的规章和有关普遍性的法律规范，比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公司法》等。因此，在当前情况下，亟须制订一部相对完整的《国资法》来规范国资监管行为和重塑国资委履行出资人的权威性和职能性。
2、在根本上改革现有的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由于受“政绩观”和干部考核任用指标的影响，地方官员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的投资冲动，而这种投资冲动的前提是在运用国有资源、国有资本的框架下，拉动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在这种思路下的政府，更多的是一种“大政府”，在这种思路下的市场，形成的是一种政府过度干预下的、与民争利的市场。在政绩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考虑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政府领导决策代替国资决策，国资决策无非行使相应程序的尴尬局面。
这种发展思路和模式在短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剥夺了国资委对地方国有资源管理的可能，甚至积极性。因此，当务之急，是改革现有的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建立长效考核机制。一方面，在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思路下，遏止“短平快”的、粗放型的政绩工程项目上马，降低和减少‘大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竞争格局，重新关注与定位新时期条件下政府部门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减少“政府领导决策，国资职能部门承担责任”的状况。还权力于市场，还权于国资委，也才能真正实现“各行其道，各司其责”的和谐政府、和谐市场经济格局。
3、在充实国资委权力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级国资委的责任追究和处罚机制，从根本上，实现责权利的三者的匹配。可喜的是，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对出资人和出资责任人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界定。新《公司法》规定，国有独资公司，是指国家单独出资，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委托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责任公司，这就明确规定了出资人为“国家”，出资责任人为“各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既然作了明确，就应该落实责权对等和问责制原则。真正实现“哪一级国资管理过程中出现问题，哪一级国资部门的领导人员要承担责任”的格局。可惜的是，我们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还存在较大的距离。
因此，当前，当务之急，是在充实国资委地位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国资委自身的监管，在充分赋予其必要的职权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其相应的职能责任，也就是在强化监管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监管者自身的监管，实现在等边三角形定理下的责、权、利三者的统一，使国资委的出资与监管地位在管理学意义上更加丰满。
充实国资委的出资人地位问题，实际上是探讨国有企业，乃至国有资产整体在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下如何成为有效的资源配置主体问题，是进一步解析“政企分离”这个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常说常新的话题，但是，具体到国资委的部门职责和职能定位上，却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相对漫长的制度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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