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 大搞福利真的要讲条件



   最近,有关我国一些城市最低工资偏低的讨论引起了客居香港的张五常大师的注意,张大师对此发表了《中国大搞福利?不自量力!》的文章,对我国加强对劳工福利保护的政策进行了老调重谈的批评。其核心论点与2002年社会保障大讨论时广受争议的中国不能搞社会保障的论点并无二致,也就是认为搞社会福利会降低中国的企业竞争力,在经济实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没有条件大搞最低工资或福利经济。用张五常的话说,大搞福利真的要讲条件。

 

    重新拾起几年前的话题让人感到无趣,2002年社会保障大讨论后社会收入两极分化依然加剧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没有适合的福利制度是不能长期稳定发展的。但张大师的条件论还是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大搞福利的确真的要讲条件,但关键现在已经不在于我们的经济能力,而是我们是否已经下决心解决福利制度存在的体制差异。

 

    张五常的文章中用羡慕的口吻描写了美国的富足,以证明“有这样的条件,为当年以奴隶身份进口的黑人与本土的印第安人搞福利,不仅承担得起,也应该义不容辞吧。”在五常先生眼里,但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国家性质的社会福利制度恰恰是在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条件下建立的,其起点正是1933年12月罗斯福总统颁布的《联邦紧急救济法案》和1935年颁布的《社会保障条例》。是先有社会福利后有经济繁荣,还是先有经济繁荣才有社会福利是不证自明的。而且美国的经验同时告诉我们,即使大搞社会福利也并不是要一蹴而就的,也是要根据经济实力分出轻重缓急的。美国在经济萧条的时期,社会救助只限于老年救助、盲目救助和失依儿童救助,范围也主要限于保障部分商界蓝领工人及家属的利益,使失业者的生活有基本保障。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美国,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我们有至少不比美国大萧条年代差的、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

 

    但是,我们大搞社会福利还是要讲条件的,这就是我们只有真正打破城市农村、体制内体制外的壁垒,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符合广大群众利益的社会福利体系。我们现在并不是没有社会福利体系,而是这个社会福利体系的覆盖面太小,在城乡之间,城市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过大的体制差异。国家财政体制覆盖的各种人群,不但有社会福利,而且是与国情相比过高的、存在严重浪费的社会福利。而对于国家财政体制覆盖不到的各种人群来说,尽管这些年来企业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总体上看,无论从覆盖面到保障水平,与体制内的福利水平相比,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只要存在两种不同福利体制,我们扩大社会福利就没有基础。当我们批评说,企业如果采用了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时,企业的开支就会增加,就会降低企业的利润,影响它的竞争力。但我们却很少去说,我们可以通过减少政府中的冗员和削减他们的过高福利,减少财政支出,进而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让它们有能力为他们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福利。在经济总量一定的条件下,政府拿的多了,政府工作人员福利高了,企业负担必然加重,普通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必然会降低。减税和建立社会保障,实在是关系至为密切了,其条件就是政府能够容忍把放在口袋中的财政收入放在社会福利这个口袋中去。因此,看似没有联系的难以裁减的政府中大半天喝茶读报的冗员与私企里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动辄被扫地出门的“民工”关系实在不小。

 

    大搞社会福利是要讲条件的,但这个条件决不能是牺牲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而去维护所谓的“世界工厂”地位。(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发表日期:2006-5-30)

 

附:

中国大搞福利?不自量力!

张五常

那天读国内某英文报章,提到几项福利经济的建议,心想,贝加等大师对中国前景有保留,可不是空穴来风。

 

一项关于最低工资的报道,可能是大搞福利经济的一个起点。北京当局委任某机构调查中国城市低收入居民的情况。调查报告说,中国城市的法定最低工资偏低,北京只有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上海百分之二十五,跟着说,国际水平的法定最低工资,是在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之间。该报告于是建议:中国要提升法定的最低工资,否则到了二○一○年情况不可以接受云云。

 

这就是了,在地球活了七十年,我没有见过一份政府委任的调查报告说:“调查过了,一切都可以,政府不需要做什么。”是的,如果让佛利民选出世界上最可取的市场,或让李马丁设计他认为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然后请任何政府委任一个机构作调查研究,写报告,我绝对肯定,这报告一定批评多多,提出修改建议,如果政府接受,最理想的会变得面目全非。

 

胡总书记不久前访美,说了一句深得我心的话。他说:中国会参考外国的方法,但走的是自己的路。说得对,但可不可以做到是另一回事。

 

回头说最低工资,美国法定的,连雇主替工人出的福利金,大约每小时八美元。这政策对经济的祸害屈指难算,写过了,不再说。不久前一位朋友问:“你说最低工资会对经济带来祸害,但美国富有,人均收入那样了不起,怎可以自圆其说?”我回应:“不要不自量力吧。美国的先天条件比中国高那么多,政府乱来一下社会承担得起,中国没有条件大搞最低工资或福利经济。”

 

大搞福利真的要讲条件。澳洲与加拿大是福利知名天下的国家,经济是广东人说的“死吓死吓”很多年,今天大有起色,究其因,是中国发展为世界工厂,把他们的天然矿物买起来了。好些年前我与一位知情朋友谈及中东一个盛产石油的小国。缺水,因为掘到地下,找水比找石油困难。该小国的政府提供的福利高得过瘾,人民如果不求发达,但求生活休闲,根本不需要工作。

 

以密度算,美国的天然资产比不上油价暴升的中东,也应该比不上矿价暴升的澳洲或加拿大,但美国人杰地灵,令人羡慕。年多前到九寨沟摄影,招呼的朋友问我有没有见过那样好的风景,我反问:你到过美国没有?我爱海,跑过神州大地不少海岸,见不到可与美国相提并论的。你可以在美国驾车四天还是那片大农地,永不缺氧。在加州植葡萄,有水灌溉但没有雨,葡萄质量的高水平年年一样。人口密度低,从欧洲传来的文化有厚度,今天国际品评,最有水平的大学十之八九在美国。有这样的条件,为当年以奴隶身份进口的黑人与本土的印第安人搞福利,不仅承担得起,也应该义不容辞吧。

 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 大搞福利真的要讲条件

 

  相比起来,中国拿得出来的只是一个有厚度的古文化,以及十三多亿可以刻苦耐劳的人口。怎可以学人家大搞福利经济呢?不自量力!要扶贫我同意。天生有缺陷或因意外而不能工作的人,我们要帮助。除此之外,扶贫只应该扶助他们自力更生。中国走自己的路,要想出自己的扶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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