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虽然基础很差，但成长极快，而且极其稳定，中国的高成长已经连续了30多年，几乎是5年翻一番，这是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但在早些年，因为历史基数的原因，中国就像一辆刚启动的大功率机动车，虽然加速度很快，但速度还没上来，因此与西方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但西方已经注意到中国这种加速度，所以对中国高度警惕，而随着加速阶段的结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开始接近西方，西方变对待中国的态度开始由警惕变诅咒，中国引发危机论，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因此只能接受中国，只是希望中国能承担更多责任，所以也就出现了中国责任论，但中国的速度一直是在增加的，中国不仅日益接近西方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将西方的其他国家越拉越远，这时人们日益看到了中国的优势，因此研究中国模式成为世界显学。总之西方对待中国所经历的，警惕，诅咒，接受和吹捧几个阶段，这跟人类接触陌生人的情况基本相同。 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所听信的一切，是其愿望之反映，且常常是无意识的愿望。每当人看到一个不称心的事实，便会百般苛察，拒不接受，除非证据确凿无疑。反之，如果某种说法提供了一个理由，令其可为所欲为，人便会欣然接受，哪怕只是捕风捉影之词。这就是迷思的起源。 ――英国哲学家罗素 正如柏拉图在洞穴比喻中所言，人们肉眼看到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影子，在这个由利益集团和大众传媒推动信息和意见传播的时代，人们未经批判地知觉到的，并非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拟像。 出于内心无意识的好恶和思维的惰性，人们容易相信一些迷思，尤其是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然而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的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就是这样一个笼罩着重重迷思的现实。 世界看中国，往往被这些迷思所干扰、所迷惑。甚至，当这些迷思经过多次自我复制、变异传播之后，中国自己看自己，也会受它们的诱导和误导。因此，认识各种迷思及其繁衍谱系，增强辨别力，是形成理性、成熟的中国观所必须经过的历练。 另一方面，迷思并不全然荒谬，它们有时包含着某些片段的真相、有用的警示甚至是值得吸取的教训。当我们有能力辨认迷思及其思维误区，我们也就有能力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丰富我们的智力“武库”。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端，当中国的世界性存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学习甄别世界看中国的迷思和真相，吸取其中的警示与教训，是中国走向成熟大国的自我教养的当务之急。 《第一财经日报》曾经尝试梳理过世界看中国的五大迷思及其谱系，并评估其认知价值，这种梳理和评估的不完备，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现实认知来丰满与完善。但我们相信，这样的思维锻炼是有意义的――不仅对我们个人，而且对我们所共同建设的这个国家与时代。 1 中国威胁论 诞生时间：20世纪90年代 旁支变种：中国黑客威胁论、 中国食品安全威胁论 迷思指数：★★★★ 警示指数：★★★★ 当前活跃指数：★★ 日益强大的中国对由美国及其盟友所主导的国际和区域秩序构成一种潜在或现实的威胁，是“中国威胁论”的核心论点。 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贞在《诸君！》杂志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是为“中国威胁论”始作俑者。 1992年，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 H. Munro）在《政策研究》上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吹响美国“中国威胁论”的第一声号角。 1997年，第五次台海危机刚刚过去，美国报人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前述学者罗斯?芒罗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风行一时，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全面、代表性阐述。 此后，随着美国几次涉华军力报告的出台，以及《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政治献金案”等污蔑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对美渗透事件的发生，“中国威胁论”都会适时抬头。并且，通过媒体的渲染和联想，由最初的军事、战略威胁论，演变出经济威胁论、计算机黑客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等变种――来自中国的威胁，似乎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威胁论”显然是一个经典迷思：它捕风捉影――芒罗等人信誓旦旦认为“不可避免”、“即将到来”的美中（军事）冲突，在现实中并未发生。它符合某些政治派别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现实政治利益――把中国设为后冷战时代的主要假想敌，一方面延续了冷战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另一方面可以为美国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甚至为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局势提供论据。它骇人听闻，能极大触动公众心理――在冷战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对“敌人”和“威胁”的存在具有天然的敏感。它还善于运用许多感性符号――陌生而神秘的中国以其庞大人口和社会主义制度，成为脸谱化、妖魔化的理想对象，笼罩一切的红色背景和火龙，能激起深藏于西方人宗教文化基因中的恐惧感。 谁的秩序，什么挑战？ 从最根本上来说，在某些人的感知中，中国所“威胁”的其实是冷战之后美国及其盟友一厢情愿认可的“国际秩序”。如果追问下去，为什么某种既定的地区格局和国际秩序就应该永远维持下去？世界各国国力的消长，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国际秩序由某一个超级大国来安排，这种“霸权稳定”也只是值得推敲的假说。自认为主导了某种秩序的超级大国，倾向于把一切新生力量视作对这种秩序的挑战甚至威胁。但是，国际秩序为什么不可以来源于各国的平等协商、谅解互信、良性互动？ 随着美国对如何维持国际秩序的看法有所转变和中美两国沟通的密切化，“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他者，很可能仍被暗中视作不信任和提防的对象。此外，中国周边或同中国交往较多的一些国家，难免同中国存在一些利益计算和现实博弈，它们也容易接受一些人在国际上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中国需要注意打造透明、开放、建设性的国际形象，帮助人们打消疑虑。 2 中国引发 资源危机论 诞生时间：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旁支变种：中国粮食危机论、中国争抢资源论（新殖民主义论）、中国过度排放论 迷思指数：★★★ 警示指数：★★★ 当前活跃指数：★★★★ 担忧人口总量巨大的中国会耗尽，至少是同其他国家争夺世界资源，是“中国引发资源危机论”的态度。 其最早的例子是“中国粮食危机论”。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发表论文《谁来养活中国？》，并于一年后出版成书。 布朗认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其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的改善，未来的粮食需求将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发展中出现的“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未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会下降，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是巨大的粮食缺口。 为此，中国将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并因此冲击世界粮食供应和价格。即使中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国际市场也不可能向13亿中国人提供如此巨量的粮食供应。作者预言中国的粮荒将冲击世界。 除了粮食危机论以外，近几年更常见的是“中国需求推高石油价格”、“中国在全球争抢矿产资源”等等资源争夺论；最极端的，甚至连中国整顿稀土矿出口秩序、防止具有高科技应用价值和巨大战略价值的稀土资源被贱卖，都成了一条“罪证”。 如果把时髦的碳排放权也看作一种无形资源，那么，总是拿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高排放说事儿，独断地要求中国减缓发展速度，也可以看作“中国引发资源危机论”的一个最新变种。 新兴国家：发展也是罪？ 认为中国对世界资源消耗过多、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形成威胁的观点，表面上是很有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但是如果把这种观点绝对化，并且用来压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合理需求，则体现出一种狭隘性。 就拿粮食危机论来说，事实是，中国通过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对粮食自主的坚持，成功地养活了13亿人，并没有引发世界粮食危机。倒是发达国家近几年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垄断和对生物能源的失衡投入，引发了2008年的国际粮食危机，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得不面临饥饿威胁。 就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而言，中国并没有像历史上某些强国那样，为了资源对某些地区进行军事介入，搞殖民，而是通过同资源出产国的各种互惠合作，保障自身发展所必需的能源和资源供应。 资源的确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并不是绝对的，科技进步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资源短缺问题，或者发现新的资源。以资源的有限性为理由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是公平的吗？毕竟，在历史上消耗最多资源的，恰恰是发达国家。 但是，中国引发资源危机论仍是一种需要谨慎应对的迷思。因为它符合人们根深蒂固的自私心理――当油价腾贵甚至牛奶价格上涨之时，外国消费者很容易轻率地相信：是十几亿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汽油和牛奶，尽管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成熟的思维方式。 为了消除这种迷思的负面影响，中国可以更多地展示自己在高效利用资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和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帮助许多国家掌握了杂交水稻技术，中国如今还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中国还可以在国际多边议程中代表发展中国家，敦促建立更公平、更具有普遍受益性的资源分配体系。 3 中国崩溃论 诞生时间：21世纪初 旁支变种：中国银行技术破产论 迷思指数：★★★★★ 警示指数：★★★ 当前活跃指数：★★★ 如果说前两种迷思是对所谓“中国崛起”的担忧，对中国国力日益增强这一事实却是承认的，那么“中国崩溃论”则是对中国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一种怀疑论观点，而这种怀疑论带着浓烈的“唱衰中国”的色彩。 2001年，美籍华人律师章家敦（Gordon Chang）出版英文专著《中国即将崩溃》，是“中国崩溃论”的代表作。 章家敦宣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最多坚持5年，就会全面崩溃。“中国经济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 章家敦的主要论证有三个，分别是国有经济崩溃论、银行体系崩溃论和社会保障崩溃论。 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绝不可能实现改革，增强竞争力。在入世之后，随着进口关税的降低，进口商品会蜂拥而入，而中国的出口必然减少，这一切会严重冲击中国企业和整个经济。 他还臆想，中国银行体系会因坏账堆积如山而整体破产。 至于中国在国企扭亏为盈和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方面取得的成绩，他的解释是，中国的统计数字系统造假，因此官方说法不足凭信，实际情况肯定很糟糕。 在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整体崩溃的臆测下，章家敦很自然地推出，中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而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处于破产、失灵状态，于是乎民怨沸腾，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章家敦的论据，有很强的拼凑痕迹，例如其中国金融崩溃论，其实只是抄袭当时在财经界流行的中国银行技术破产论论调。 国有银行：垂死的恐龙？ 在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尤其是在1998~2004年，海外诸多机构和学者对国有银行改革的评价充斥着悲观论调。1997年10月美国《商业周刊》认为，四大银行有着至少9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由此，在技术上已经破产。1998年2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说，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国有银行已破产3遍以上。2003年6月，标准普尔在题为《中国银行观察》的报告中认为，巨额坏账已经引致四大国有银行技术性破产。 1998年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认为：没有人知道中国距出现全面的国内银行危机还有多远。但经济进一步下滑肯定会加速危机的到来。2002年，穆迪公司在一份对中国银行业展望的报告中认为，2007~2008年，是中国银行业整个不良资产开始全面暴露并趋于峰值的敏感年份。 鉴于海外机构和学者对中国银行业的评价比较悲观，在进行资信评级中，海外评级机构对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资信评级都不高。即便到了2003年，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已明显降低以后，标准普尔对这些银行的最高评级也仅为BB+，还明显低于公认的投资级水平。 今天来看，说中国经济在加入WTO冲击下会全面崩溃，简直是一个笑话。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溃，反而高速成长。中国出口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的银行体系，也成功地处理了不良资产问题，在一些国际大银行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后，中国几大银行从资产规模上来讲甚至进入了世界最大银行之列。伴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和政府对社会保障的加力投入，中国的民生根本没有窘迫到民怨沸腾的地步，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相应的速度不断提升。 然而，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世界经济的打击逐渐显现，唱衰中国经济之声又有了一些回响。2009年12月24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0年崩溃。“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赢家……但放宽信贷的结果是造成股市和房市泡沫膨胀，这令很多投资者为市场泡沫感到担忧……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将崩溃，导致全球新一轮的通货紧缩。如果这时又发生银行业危机、贸易战或中国增长放慢，全世界都会听到一声爆裂的巨响。” 美国对冲基金Kynikos Associates创始人兼总裁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也在媒体上发表观点说，中国经济的指令性成分和天量信贷结合在一起，造成资源和产能的错误配置，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不过，认为中国经济会保持较好发展势头，并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作用，依然是主流观点。 对于“中国崩溃论”，最好的驳斥就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能力是在不断增强的。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都会在某些时刻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及早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至于崩溃不崩溃的论调，除了能满足某些人的恶意心理之外，对于务实地处理问题，并没有什么帮助。 4 中国责任论 诞生时间：21世纪10年代后半期 旁支变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世界论（G2） 迷思指数：★★★★ 警示指数：★★★★★ 当前活跃指数：★★★★ 伴随着乔治?W.布什2004年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较大变化，由过去的“恩威并施”，向示好笼络转变。2005年9月，新上任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一篇国会演讲中把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长期受美国猜忌的中国听来，此言颇为顺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也乐意接受这一定位。 然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表述暗含两种解释向度。如果侧重“利益攸关方”来看，这一定位显得颇为务实，并暗示了一种乐意随时沟通、调整与妥协的态度――就像生意场上的伙伴，一方面在商言商，清楚维护各自利益的基本立场，同时又准备为了达成合作而求同存异。因此，中国比较愿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一定位。 但是，在日后的博弈过程中，美国方面多次从“负责任的”这个角度来解读上述定位，把这一“顺耳”的表述，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念的“紧箍咒”。 从达尔富尔问题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从解决世界经济失衡到应对全球变暖，美方多次试图以“中国责任论”的逻辑来诱导中国入其彀中，而当中国出于自己所认知的核心利益采取比较自主的决策路线，就会受到巨大的“问责”压力。 [ 中国是要坚持不懈地探索自己的安邦之道与富民之路，但这种探索的效力以不自满、多反省为前提。中国所追求的不是任何一种好看好听的“中国模式”，而是真真切切能够解决自身问题的“中国经验”，要知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难的工作要做 ] 美国危机，中国制造？
2009年1月，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的话说，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中，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和石油出口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它们极其过剩的储蓄，在通胀保持低水平而贸易和资本流动非常活跃的时代，压低了全世界的债券收益和风险息差，从而导致投资者对风险错误定价并进而导致次贷泡沫。 虽然保尔森事后公开表示媒体对他的话断章取义地进行了曲解，但一个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的逻辑链条已经闭合，并频频出现在学术甚至舆论话语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美国的经常项目高赤字和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的经常项目高盈余）”――“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中国等国的高储蓄或操纵汇率造成的”――“中国应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主要责任（让人民币升值等）”。 2010年新年伊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掠夺全球经济复苏所仰赖的有限需求，并且认为中国以外汇储备持有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有害而无益，是制造美国资产泡沫的罪魁祸首。他还试图为美国针对中国搞保护主义张目，并威胁说更厉害的还在后头。 按照克鲁格曼的逻辑，在美联储大开印钞机对市场投放天量货币之后，中国现在就应该放任泛滥成灾的货币进入中国，让人民币升值，跟着日本和欧洲一起承担美国输出的危机治理成本。这样就算“负责任”了？ 由此可见，“中国责任论”是一种外表和善、实质精明的论调。关键在于，中国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似乎是由美国和发达国家集团来指定的。中国如果被这种迷思忽悠了，有可能会误入圈套――承担了别人赋予的责任，自己的利益受损；维护自己的利益，则会受到指责，在道义上陷入被动。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为了在整顿全球经济和应对全球变暖方面诱导中国，其舆论机器一时间把“中国责任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即所谓“中美两国共治世界论”（G2）。然而，一旦中国体现出坚持自家底线的意志，比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表现，这种升级版的“中国责任论”马上就变脸成为“中国不负责论”，从而为惩罚中国预留余地。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当然要对世界承担责任，但是，正如中国过去已经自主地承担了许多国际责任一样，中国未来应承担何种国际责任，并不是某些国家所能规定和操控的，而是要在中国独立自主的前提之下，与各方平等协商，共同承担和分享的。因此，中国不拒绝“中国责任”，但拒绝作为一种操弄工具的“中国责任论”。 5 中国模式论 诞生时间：近年兴起 旁支变种：中国GDP第一论、中国大趋势…… 迷思指数：★★★ 警示指数：★★★ 当前活跃指数：★★★ 说“中国模式论”已经成为世界看中国的一种迷思，也许还有点勉强。毕竟，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独特而可持续的道路，最终有可能形成一种稳定的“中国模式”，这种观点在世界上还并不是主流；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一些论者，主观上的确怀抱诚意，希望客观地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同情地为中国的道路寻求合理化的解释。 近期出版的几本专著，就代表了这一新思潮。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和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Doris Naisbitt）合著的《中国大趋势》一书，认为中国正在依凭解放思想、“纵向民主”、放权与控制的平衡等八大支柱，建设一个有伟大前景的新社会。 英国政论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专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不但预言中国在未来20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更从文明史的高度，认为中国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从而把世界带入一个多元现代性相互竞争的大时代。 平心而论，“中国模式论”比“中国崩溃论”高明，比“中国责任论”更具有公心，但是，正如前述几大迷思容易迷惑外国人一样，这一种特别顺耳的论调，会不会是一种容易令中国人忘乎所以的迷思呢？ 中国是要坚持不懈地探索自己的安邦之道与富民之路，但这种探索的效力以不自满、多反省为前提。中国所追求的不是任何一种好看好听的“中国模式”，而是真真切切能够解决自身问题的“中国经验”，要知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难的工作要做。 2009年12月7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四位理论专家和官员的评论文章，提醒应慎提“中国模式”，把精力放在注重科学发展上，继续探索和总结“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但无意为其他国家提供“范本”、输出“模式”。这种冷静务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思考，是令人免疫于迷思的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