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五次过热和四次紧缩，但仍然没有形成有效的判断经济运行状态的标准，究其原因是没有揭示和把握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经济理论和事实表明，发达国家存在生产要素约束的宏观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家存在经济结构约束的宏观经济关系。的济结构约束的历史结构约束是中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整合经济运行的典型事实，我们发现中国存在以“瓶颈”产业为纽带的宏观经济关系：需求、产出、“瓶颈”产品和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之间的传导关系。有效的经济运行识别标准必须准确地反映宏观经济关系。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本文重新构建了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识别指标体系。
关键词：宏观经济运行 经济过热 瓶颈约束 识别指标
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要避免经济“大落大落”，就必须防止经济“大起”。防止经济“大起”的先决条件是，准确判断经济运行的状况。要准确判断经济运行状况，就必须确立有效的经济运行状态识别标准。从1978年至2002年，中国经济从“大起大落”过渡到“高位平缓”波动，经历了四次过热和四次紧缩，政府和理论界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分析高度重视，但是对经济过热的判断问题仍悬而未决。
所以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9%以后，经济学界经历了有史以来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一场历时最久、程度最激烈的争论。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判断：（1）经济形势很好，没有出现过热。投资的快速增长只会带来效益，不要急着“踩刹车”。（2）经济出现了过热，应采取适度从紧的总量政策，防止过热引起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3）局部经济过热，不是全面“过热”，对投资过热的部门适当降温。
在“经济是否过热”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是因为缺乏明确有效的衡量标准，或者说不是在同一个逻辑框架下谈论问题。当前判断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主要有：（1）西方经济理论主张的GDP增长缺口、失业率和物价三结合标准。（2）投资效益标准。投资收益超过资金成本的时候，投资增长30%也不叫过热，如果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那怕增加5%也是过热。（3）投资速度标准。投资增速，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新高，将导致产能过剩，从而出现经济过热。（4）长期供给标准。经济是否过热不是百分比的问题，而要看资源配置能否支撑该经济体的持续稳定增长。（5）货币供应量和资产价格标准。过量供应的货币可能没有流到商品市场，而是流到资产市场，通过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扬表现出来。
导致判断标准“百花齐放”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理论界还没有立足于中国的经济事实梳理经济变量之间的传导关系，找出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宏观经济运行的识别体系。大多数人只是套用基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关系的判断标准，而另有一部分人则从中国典型化事实的个案分析来确立标准，它们要么脱离中国实际，要么缺乏理论深度（王诚，2004）。二是中国经济运行的背景条件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以至于对新背景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的含义，各方看法不一（刘树成，2004）。
由此可见，要构建一个科学、适用的宏观经济运行识别标准体系，必须深刻洞察经济运行的背景特征，确立经济运行中典型化事实，并以此为基础梳理出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
二、供给约束与宏观经济关系
（一）供给能力的两种约束
宏观经济运行形势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总需求的正、反向冲击会改变总供求之间的均衡点，使得经济在扩张与收缩的交替中运行。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总供给扩张，总供求在更高产出水平处达到均衡，总供求持续扩张推动均衡点越走越高，这一过程表示经济在走向高涨。经济的高涨不是无止境的，当总供给接近或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高涨就达到极限值——经济周期的峰值，经济便呈现过热状态。当总需求低于总供给时，总供给下降，总共求在较低产出水平处实现均衡，经济沿这一方向运行下去就是衰退。衰退也是有限度的，当总供给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时，大量闲置的资源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刺激投资需求的增加，经济又会摆脱衰退走出谷底。由此看来，需求冲击只是经济短期波动的直接原因，而经济运行态势决定于实际供给能力与潜在供给能力的比较。
在技术和制度既定的条件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两类因素：一是资源约束，二是结构约束。如果产业结构比例协调，产出能力就取决于资源约束。一定的资源总量决定了经济增长中资源投入的规模，在其增长率一定的前提下，它只能支持一定的产出增长速度；此外，资源构成中如果存在“短线”和“长线”，资源约束还会以短线制约的方式影响产出能力。从长期来看，一国的潜在产出能力是由其短线资源决定的。
在给定资源供给的条件下，产出能力取决于产业结构约束。一国经济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如果按一定的比例协调发展，就会展现综合优势。在比例合理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约束是整体产业低水平约束。这需要产业升级才能实现产出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总是处在严重的非均衡状态，“长线”产业和“瓶颈”产业并存，从长期来看，潜在的产出能力是由“瓶颈”产业决定的。这种瓶颈约束需借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压长促短”或“保长补短”来保持产出的进一步增长。
（二）供给约束与宏观经济关系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中，相对于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而言，劳动力是短线资源。就其产业结构而言，各种产业按一定比例优化配置，不存在“瓶颈”产业约束。因此，在不考虑产业结构约束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就是潜在产出水平的唯一约束。于是劳动力成为影响产出能力的关键要素，失业（就业）被纳为总供给关系的链接纽带，进而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推导出宏观经济关系：产出——失业——物价之间的传导关系。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是这种资源约束型宏观经济关系的强力实证。
然而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裕，劳动力绝不可能成为近期供给能力的制约因素。中国现有7.4亿劳动力，占世界总劳动力的26%，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加起来不过4.3亿。目前时期内的国有企业改革、行政事业单位精简机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大了城镇就业压力。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所释放出的庞大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的转移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压力。在2005年，中国将面临着3.2亿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这一数字接近于美、英、法三国人口数的总和。
富裕的劳动力资源使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关系在中国难以得到理论和实证的支持。王少平、涂正革等（2001）基于协整检验和基于ECM的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一个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结论：价格标高理论在中国不成立，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不适用于中国。左大培（1996）对中国的物价、产出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其结论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物价总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提高0.42个百分点，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却会下降0.57个百分点——就两年这样长的时期来说，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加快经济增长，反而放慢了经济增长；当然它也就不可能真正减少失业。常云昆、肖六亿（2004）计量分析了1978——2001年的有关数据，发现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均不适合于中国，中国的产出、失业与物价之间的宏观经济关系断裂。
（三）结构约束型的供给能力
中国的供给能力不是受资源数量约束，而是受产业结构的制约。产业结构的非均衡状况始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限制条件，在经济过热时尤为明显。从1953—1978年，在自然倾斜和强制倾斜产业政策的调控下（程秀生、郑景胜，1990），国家集中财力、物力进行工业化建设，优先发展基础工业，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框架。自改革一开始，国家采取了补偿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将重点转移到发展轻工业，这一转变使轻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而基础工业，尤其是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发展滞后，以至于基础产业从80年代开始就成了制约产出能力的“瓶颈”。概括地讲，80年代“瓶颈”产业不仅没有得到重点发展，反而为下一步发展设置了更紧的约束（江小涓，1991）。
这种非市场调控的、调整缓慢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极大地限制着中国的产出能力。需求扩张引致实际产出增加，一旦“长线”产业支撑的产出增速迅速提高，必然遭遇“瓶颈”产业供给能力限制，出现经济过热，如1984—1985年、1988年、1992—1993年、2003—2004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均伴随着产业“瓶颈”的出现。这表明“瓶颈”产业的产出能力决定着GDP潜在产出水平（陈东琪，1989；樊纲、张曙光等，1993；靳新中，1991；程秀生、郑景胜等，1990），因而当需求膨胀引起实际产出达到或超过潜在产出时，就出现“瓶颈”制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产业结构约束下的宏观经济关系必然以“瓶颈”产业为中心形成一个经济变量关系链条。下面以“瓶颈”产业为突破口重现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
三、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
所谓“瓶颈”产业，又叫“卡脖子”产业，是指严重制约其他产业及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产业部门。具体指那些在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体系中已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短线产业部门，这类产业的所有前向联系部门需要由该产业提供的投入品超过该产业的最大生产能力；或者它的最大加工转换能力远小于其所有后向联系部门所提供的投入品。
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的“瓶颈”产业部门主要包括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包括粮食、电力、煤炭、石油、钢材、木材、水泥、交通运输和基础化工原料等，我们称之为“瓶颈”产品。“瓶颈”产业的发展滞后和“瓶颈”产品的相对短缺，使得社会的综合生产能力下降，产业联系和比例关系的实现只能依据“瓶颈”部门的生产能力来取得平衡，从而造成长线产业部门生产能力的闲置，甚至导致经济增长被迫中断。
“瓶颈”制约贯穿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运行历史。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瓶颈”产业制约的现象显得更为突出，成了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影响因素。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是在“高投入——强约束——经济调整——再高投入——更强约束——被迫再调整”这样的循环中进行的。一般的情况是，经济调整后的产业结构平衡状况稍有改善，但是条件稍有可能，比如遇到政治经济周期、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扩张、政府财政扩张，投资需求就会迅速膨胀，一些“短、平、快”的加工工业和房地产业立即升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加剧，由工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产值和房地产业支撑的总产出增加，而“瓶颈”产业增长缓慢致使“瓶颈”产品供给不足，产业结构的“瓶颈”约束凸显；“瓶颈”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必然引起上游产品价格上涨，进而推高下游产品价格和整体物价水平。于是宏观经济呈现过热状态。因此，中国存在着以“瓶颈”产品为纽带的宏观经济关系：产出、“瓶颈”产品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之间的传导关系。
产出、“瓶颈”产品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中国的经济过热事实中得到证明。从1978年到2004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五次经济过热。将后四次经济过热的有关状况简约性地描述为表1，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典型性的事实：（1）在经济过热的年份GDP增长率很高，除2003年外，其余年份均超过9.5%（1978——2003年的平均经济增率约为9.5%）；（2）经济高涨的原因是原有的总供求关系受到总需求的冲击而失衡，具体表现为经济高涨年份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快速扩张。（3）在经济过热的年份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瓶颈”产品供给不足。这不仅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二十多年来没有大的改变，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说明“瓶颈”产品是决定中国经济潜在产出水平的制约因素。（4）在经济过热年份，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消费品物价上涨幅度，其他时段相反。这充分说明，由于“瓶颈”产品供给不足导致了上游产品涨价幅度超过了下游产品。
表1 四次经济过热的共同特征
注：增长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4》和《中国景气月报2004》
由此可见，从供给方面制约中国潜在产出水平的是产业结构因素，而不是劳动力资源因素；中国不存在产出、失业与物价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存在产出、“瓶颈”产品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之间的传导关系。
四、识别标准的构建
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是以“瓶颈”产品为纽带的产出——“瓶颈”产品——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之间的传导关系。需求变动（尤其是投资的扩张）是每次经济过热的直接诱因。投资的快速扩张引起以工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产值支撑的实际产出增加，当实际产出达到或超过潜在产出时，“瓶颈”产品的供给就不能满足下游产业的需求，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就会立即上涨。基于这样的宏观经济关系，我们构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识别标准体系，它由先导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组成（见图1）。
图1 宏观经济关系与宏观经济识别标准体系
（一） 先导指标
先导指标是从诱导经济波动的因素中甄选出来的，它预示着经济将出现某种变动。一般而言，短期内经济波动的诱因是需求因素，在中国具体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因素集中表现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国内政治周期和国际因素等方面。从这几方面推导出的先导指标是：
1． 货币供给量。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四个方面：国家预算内支出、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无论那一部分来源，最终需要银行的货币供给与之对应。货币供给量的变动直接影响投资的增长速度，以至于投资增速与货币供给同向变动（见图2），进而投资的大起大落引起产出的剧烈波动。常云昆、肖六亿（2004）通过分析1979——2002年中国的货币供给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发现不规则的货币供给是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刘霞辉（2004）认为政府在操作货币供给时产生了过大的货币供给量波动，使得投资剧烈波动，其结果导致产出的大起大落。从1978年以来的有关统计数据来看，每当货币供给（M1）增长速度超过20%时，投资就会被启动，并且增速迅速上升，超过20%，甚至有的年份达到30%以上。这说明20%是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的一个警戒线。从理论上看，这一界限也能得到支撑。1978——2004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5%，物价保持在4%的水平，另外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占用货币约6%，三者之和19.5%比较接近20%的警戒线。
2． 银行贷款。固定资产投资的60%—70%来自于自筹资金和其他部分，约有20%来源于国内银行贷款。因此自筹资金基本决定了全部投资的走势和变化幅度，但是国内银行贷款走势也基本与投资增速同步变动（见图3），并且银行贷款起着风向标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助长了投资增长速度的波动幅度。国内银行贷款代表政策意图，而且超过三分之二的贷款给予了国有企业。银行贷款扩张暗示经济该加速增长，非国有经济紧跟扩大投资（主要是增加自筹资金），推动整个投资的高涨。相反，要紧缩经济时，政府的措施是控制信贷额度，从而控制投资规模。因此，银行贷款是启动投资和压缩投资的神经中枢。从历史数据来看，国内银行贷款增长率超过30%，投资增速就会超过25%。可见30%的银行贷款增长速度应该成为值得注意的界限。
3．投资增长速度。从国民核算的角度来看，GDP由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总消费相对稳定，而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比较小，对经济影响大而且波动性强的是总投资，它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成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宽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课题组，1999；睢国余、蓝一，2005）。投资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指标，其内容是多维的，既包括投资的增长速度，还包括投资的效率、投资的社会成本、资源约束、金融风险和贸易条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投资推动的，投资速度可以反映和预示经济的增长幅度，而且容易度量，因此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先导性判断指标。投资效率等内容虽然能详细地反映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它们难以准确测度，无法作为一个精确的度量指标。投资弹性系数连接着投资变化率和产出变化率，表明投资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数。从1981——2004年，中国的投资弹性系数最高的达到1.57，最低的为-0.57，除去1989、1990、1999年三个异常值，余下的正常年份的弹性系数的平均值为0.518（见表2）。这意味着投资每增加1%，产出增长0.518%。按照这样的投资效率，要保持8%——9%的产出增长，投资增长率应该保证在16%——18%。如果投资增速达到甚至超过20%，将会有经济过热的风险，除非投资效率有所降低。
表2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上年=100，当年价格）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统计年鉴2004》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
4．国际因素和政治周期。国际因素和国内政治周期是引起宏观经济运行出现较大幅度变动的背景指标。国际因素包括国际经济态势、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和美元汇率变化等，它们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的进出口、外汇储备、国内投资以及资本市场。政治周期与中国的经济波动密切相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大，党的历届会议后的第二年均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先受到“计划者”冲动的影响，后受到地方政府政绩冲动的作用。如果这一规律不被突破，那么政治周期将会继续成为反映中国经济运行态势的先导指标。
（二）同步指标
同步指标从宏观经济关系中推导出来，直接反映经济运行状况，“亲身体验”经济的“冷”“热”程度，同时也验证着先导指标。依据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同步指标涵盖以下内容。
1．产出增长率。实际产出是适应需求的产出，需求的升降引致实际产出增加或减少。但是实际产出能否完全伴随需求变动取决于产出缺口的大小，当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它能够随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当它达到或超过潜在产出时，实际产出因资源约束或结构约束不能增加，需求的膨胀只会带来价格的上涨。因此，孤立的实际产出不能说明什么，只有与作为参照系的潜在产出比较才能衡量经济运行的状态。
表3 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
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制于产业结构不平衡，因而潜在产出水平由瓶颈产业的生产能力决定。在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业中，能源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瓶颈中的瓶颈，因此这里用能源工业的生产能力来测算潜在产出水平。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能源实际消费总量大于国内能源生产总量，其缺口由进口弥补。因此，中国能源的实际供给能力由自产能力和进口能力决定，能源实际消费总量代表了能源供给总量。在一定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条件下，与最大的能源供给能力相对应的产出水平就是潜在产出水平。表3根据能源消费增长率和GDP增长率计算出了1979——2003年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峰值测度法，我们选取1983—1985年、1987—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来反映能源供给与产出之间的变量关系。这9年的平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1.81，也就是说能源消费每增加1%，GDP可增加1.81%。从弹性系数的变动规律来看，1.81的弹性系数只能反映1996年之前的能源消费与产出之间的关系，2000年之后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下降，这表明能源利用率在降低，同时也说明要计算现在或以后的潜在产出水平必须以2003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基准，即0.7的弹性系数反映现在或将来某段时间（到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改变为止）产出与能源供给之间的关系。2003年可供消费的能源增长率是13.21%，按照0.7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潜在GDP增长率大约是9.2%。2003年和2004年GDP实际增长率分别是9.1%和9.5%,它们接近或超过潜在产出增长率，因此经济表现为过热。另外，能源的实际供给能力取决于能源的进出口、能源的国内生产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因此潜在产出水平并不是长期固定的，而是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2．“瓶颈”产品的供求
在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能源进出口以及能源利用效率基本不变的条件下，产出增长越快，消费的能源产品越多；反之，能源产品消费越多，表明产出增长越快。根据0.7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GDP实际增长率达到9.5%意味着能源消费量比上年增加13.6%，即能源消费由2003年的167800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04年的190620万吨标准煤，而2004年的国内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只有184600万吨标准煤，能源消费超过生产的缺口是6020万吨标准煤。因此，经济的过快增长首先必然会带来国内“瓶颈”产品供不应求，出现“瓶颈”制约，进而加速“瓶颈”产品的进口，抬高国际国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
3．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的变化
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价格是“瓶颈”产品的实际、即期价格，反映“瓶颈”产品市场供求的即时变化。工业品出厂价格是中间产品价格，是联接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价格，它的变化既可能来自要素价格的调整也可能来自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但主要还是承受要素价格的冲击。工业品出厂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能传递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的信号，反映“瓶颈”产品的供求状况，但是其反映仍然稍微滞后和迟钝。工业品出厂价格紧随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的上升而上升，不过其上升幅度要小许多，因此根据两种价格变化幅度之差可以进一步刻画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的变化和“瓶颈”产品的供求关系。图4显示，当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变化减去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化之差超过2.5%时，经济趋于过热。这种差额在1989年是7.5%，1992和1993年是 4.2%、11.1%，2003和2004年分别是2.5%、5.3%。另外，没有采用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价格变化与消费者价格变化之差刻画价格与经济运行状况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消费者价格是一个滞后变量，而且深受商品市场的影响，根本不能反映“瓶颈”产品的供求状况。
（三）滞后指标
CPI不能即时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一个滞后变量，滞后期一般是10—15个月。而且以1997年为分水岭，1997年以前整个经济受供给约束，要素市场的成本推动或商品市场的需求拉动都会引起要素价格与CPI即期连动，出现CPI和PPI亦步亦趋的局面。1997年以后中国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CPI更多的是受商品市场的影响，对要素市场的成本冲击反映迟钝，尤其是在2003年以来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以及PPI高涨的情况下，CPI仍然在低位徘徊。这表明要素市场价格与CPI脱节，CPI无法即期、真实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因此，CPI只能作为一个滞后的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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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改革>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05年第9期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