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广东省增城市大敦村邀请专家探讨工业化城市化后的新农村发展道路问题
本报记者 王 淼
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人们深思的命题——娜拉走后怎样？在全国正在全面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情况下，以一定的在过去农村发展中做得比较好的标本研究和探索它们取得的经验和它们的未来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5月13日~14日，由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村委会和中国管理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敦）论坛”就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思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副司长叶兴庆等专家学者2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记者在大敦村采访时发现，大敦村有诸多值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值得我国其他广大地区借鉴，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工业化城市化后的“新农村”也面临着关系长远的体制问题而亟待解决。
大敦村的最重要特征是农民是自主经营的主体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是“中国牛仔服装名镇”，而在新塘镇的19万外来人口中，有近10万在大敦村的企业就业，而大敦村的本村农民只有7400多人。据介绍，该村面积为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平均人均只有0.38亩。在改革开放前，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虽然离广州不远，但由于地方交通落后，水利失修，农民死守不足半亩地，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上世纪80年代初，村党支部、村委会经过多方努力，首先引进了港商第一笔加工牛仔服的生意，办起了第一家大敦牛仔服制衣厂。经过20年的发展，该村现有企业700多家，成为全国最大的以牛仔服装业为主的产业群基地村。在大敦村的影响下，该村周边村牛仔服装业也火了起来，逐步影响到新塘全镇，使新塘镇的牛仔服装业成为全国最大的产、销集散地，其产品占全国同行业60%左右的市场份额。目前，该村平均每年GDP达到11亿多元，上缴国家税收60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000多元，已超过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
中国管理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研究员在论坛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大敦村的经验证明了农民才是经营新农村的主体。他说，自从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后，一些地方片面地认为，新农村建设任务艰苦，国家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投入支持。国家在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责无旁贷。但是，新农村建设不可能完全靠国家投入来完成。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力军。多年来，国家没有给大敦村一分钱，大敦村也从未向国家伸过一次手。依靠农民经营主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条必由之路，任何包办代替建设新农村，依靠“等、靠、要”建设新农村，都是不切实际的。记者采访时随专家组参观了附近其他工业发展比较好的几个村，尽管这些村的农村也都住进了小洋楼，但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的租金。大敦村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当地村民的自主创业精神，该村的700多家企业，大多数都是本村农民举办发展起来的。在大敦村采访时，正是周六，但我们看到的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有专家发现，在广东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茶楼和街边打麻将的，在我们参观时竟然完全没有发现。
张乃剑在发言中还认为，在各地的调研中，有几种现象值得重视：一是互相攀比，不顾当地实际，盲目规划农村工业项目；二是照搬、照抄沿江、沿海发达地区的模式，不顾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大拆大建农民公寓式集体农庄；三是动员、鼓励本地农民大批外出打工，希望农民带回打工钱建设新农村。而大敦村的发展模式告诉我们，任何农村都有自己特有的优势和劣势，整合各种优势资源，克服各种劣势，大力发展适宜当地条件的特色产业，是新农村建设的惟一出路。
大敦村的经验证明了小政府”的合理性
大敦村虽然人口已达11万，但其管理主要是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承担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都有自己的事业，为村公共事业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一种自觉自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张孝德教授认为，大敦村严格意义上已不是一个村的概念，而是一个城的概念，其规模已经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县城。而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它的管理非常简单，只用了一个村的机构就很有效率地管理一个比有的县还大的市场，充分说明了“小政府”理论的合理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敦村城市化市政公共设施、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规模和水平，已达到或超过我国中西部一些县的水平。而这些公共设施，全是靠农民集资兴建起来的。该村的污水处理厂建设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该村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污染问题一度突显出来，当时解决污水处理都是一家一户地简单处理。党支部认识到，这样下去不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2001年，经过党支部成员动员，召集该村的27家主要排污企业的老板开会，以投票的方式（据称当时赞成票为22张，反对票5张）决定，自己集资兴办污水处理厂，实现集中处理排放。在讨论决定后，全村企业共集资8000多万元建起了全国惟一的村级日处理5万吨的大型生化污水处理厂，使全村的环境污水问题得到了有效根治。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副司长叶兴庆指出，大敦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政府要创造有效的机制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认为，该厂的意义不只在于是全国惟一的村级日处理5万吨的大型生化污水处理厂，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农民通过自主协商集资举办公共事业的新模式。参加会议的国家环保总局学者王彬指出，目前很多地方的排污厂要不就是难以兴办，要不就是兴办后企业不愿将污水送到污水厂进行处理，以致于污水处理企业生存都很困难，大敦村的污水处理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城市化的农村迫切需要解决二元体制问题
据了解，广州市近年对近郊农村城市化建设提出了“今日中心镇、明日卫星城”的口号。我们在采访中看到，大敦村已经成为增城市的中心镇新塘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与城镇的界限已经不大分明。在研讨中，专家们普遍认为，按照农村建设的标准看，大敦村已经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了，但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村民变成市民之后，大敦村该如何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而很多问题恰恰是我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所造成的。
通过该村党支部书记吴权森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在该村的发展中土地的规划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从土地收入中集体每年可收入800万元左右。专家们指出，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村集体所有的二元土地政策，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情况下，这两种土地制度存在的差异一方面成为农民长期获得利益的重要保障，在另一方面也制约着该村的未来发展，如一方面该村的农民现在没有人愿意变成城市居民，失去自己在土地方面的利益。而对目前已在该村就业的10万外来务工人员而言，他们也没有办法获得在该村永久居住权和平等待遇。同时，由于本地农民大多成为老板，很多人都开上了奔驰、宝马，而外来打工者多数由于从事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收入一般都比较低，因此从长期看，解决收入差距过大，构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要求尽快解决体制上的诸多障碍。对此，叶兴庆提出，可以按现在的人口将土地进行折股，按股对原居民进行分红，从而使农村真正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以利于人员的流入流出。
还有专家指出，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后，政府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比如，在城市，公共设施一般都是由政府投资进行修建，而在农村则由村委会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解决。现在大敦村每年上交国家税收6000万元，而村里的中小学、医院、道路、污水处理设施等都还是由村自己进行投资兴办。纳税后本应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现在都还是要由村自己解决，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我们在制度安排方面的滞后。因此，从全国看，研究解决二元经济社会体制问题，直接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和效果。(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发表日期:2006-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