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城市发展面临哪些全新的情况？未来城市应该如何发展？当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登上城市发展的舞台，重新审视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理论、柔性城市（后福特城市）理论、信息城市假说、学习城市以及智能社区理论等等城市发展与亚文化的关系，将为我们开放出极具潜力的思想进路。在这样的新情况下，双向嵌入性已经成为了一种思考的核心，并把城市发展与亚文化运动紧密联系起来。
关键词：城市发展、亚文化、双向嵌入性
现代主要城市发展理论综述
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力图解释一个地理摩擦几乎为零的信息化时代，城市还能否成为经济活动集聚的中心，以及未来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发展的新理论，其中包括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理论、柔性城市（后福特城市）理论、信息城市假说、学习城市以及智能社区理论等等，他们分别将城市视为高等级的商务和金融活动的集聚地［Sassen，1991］；或者是“后福特”资本主义的柔性综合体（pool）［Veltz，1995］；或者是信息经济的集聚地［Casteds，1989］；或者是学习性的地方网络；或者是利用信息中心获取竞争优势的地域。（1）世界城市／全球城市（World City）
世界城市概念早在1915年就由西方城市和区域规划先驱 Patrick Geddes在其所著《演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出；而约翰·弗里德曼在1986年综合了若干年来世界城市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假说的实质是关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空间组织理论，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达国家后工业化以及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下的产物。 现代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其来源是跨国企业总部与作为生产者服务核心部分的跨国银行的总部，因此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决策中心。弗氏明确提出其假说的目的就是要将城市化过程与世界经济力量直接联系起来，为世界城市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世界城市是以技术革命为其产生根本动因的，现代的世界城市尤其受到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减低了跨国企业内部协调、监督的成本，可以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进行管理与控制，给跨国公司的空间扩张提供了可能。生产和管理因而可以在空间上分离开来，于是导致管理控制功能向中心区集中，生产向边缘低成本地区分散，这是新国际劳动分工的空间表现之一。另一方面，信息通达性的提高也降低了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生产者服务是信息高度密集的生产过程，跨国公司的扩张增加了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需求的信息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生产者服务的专门化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就使服务的生产与物质产出的生产分离开来，这同样促进了管理控制功能区和被控制功能区的分离［陆宇澄，1999］。 世界城市假说是城市等级理论的延伸，但又不同于传统的保持在国家层次上的城市等级体系，假说论证了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中，一个全球统一的城市等级体系正在形成，其中国家的城市等级体系只是它的一个子系统，由于城市增长的最基本的动力由国家转向了全球，因此在每一个国家城市体系顶端的首位城市是这种增长刺激的第一线的接收者，随之他们将增长分配给他们各自国家的城市体系。（2）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
信息城市的理论是由M·卡斯特尔斯提出的，在卡氏笔下，信息城市是信息社会的体现。他重新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础，构造了所谓的“发展的信息模式”，并认为所谓的世界城市就是他所指的信息城市。 虽然很多学者都研究过城市的高技术革命，但是卡斯特尔斯的理论是最全面的，它不仅分析了高技术产业，而且更重要的是分析了他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他认为，技术革命最重要的影响是服务转变，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根据这个概念，经济生产、文化主流、政治军事赖以依存的社会结构都会依赖于对信息和知识的收集、储存、处理和生产的基础上。信息成为所有社会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原材料。 卡斯特尔斯认为，信息没有空间特征，信息技术也使得地理摩擦几乎为零，因此世界经济将由“地方的空间（space of place）”转向“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信息经济的流也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网络。通过建立全球性的具有“瞬时”通达性战略网络，信息为基础的高级技术就消除了“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的国家壁垒，这种情形充分表现在以通讯联系为基础的世界资本市场的金融交易之中；他接着认为，获得这种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取得对信息空间结点（即世界城市）的控制权是在国际资本积累博奕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之所在「陆宇澄，1999」。从这个角度，现有的世界城市体系就反映了这种力量的分配，国家或城市要想改变自己在这一空间网络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系的控制者所愿意让出的份额，从而强调了现状体系的稳定性。 尽管出发点不同，卡斯特尔斯也总结出了与弗氏相似的二元空间结构模式，从一个侧面给弗氏的世界城市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3）后福特城市（Flexible City）
柔性城市是“本地化经济”与“区域经济复兴”的产物［Michael，S，1997］。 80年代早期，社会学家试图解释全球化同时某些生产活动出现的明显的区域化趋势。此时，战后经济秩序正在崩溃，大生产的组织模型出现了转变；同时就业与产出的部门组成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在制造业内部向高技术生产转变。 第一种柔性城市的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延伸，这个模型发展了科斯和威廉姆斯的理论，认为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决定如何组织生产，这既包括企业内部也包括企业外部网络关系。现代生产的劳动分工与生产区位相互影响，一旦生产区位的接近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就会将更多的关系外部化，因而出现不同的组织模式。80年代国外城市增长的复兴显示出城市是新兴产业（生产者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实现集聚经济的地域，这些产业需要外部性以达到柔性。 城市就是这些复杂的、不确定的、高成本和柔性化的公司之间投入产出关系的结点；柔性城市的经济基础是由这些需要通过集聚来获取柔性的产业构成的，这些产业不是传统的大生产部门，而是建立在与之不同的组织模式上的，因此存在一个柔性的城市经济。 第二种柔性城市理论与第一种相似，但是没有进行部门分析，而是提出了城市不是一个相互交叉的部门集聚的地域，是一个统一的巨型的“柔性综合体”（flexible pool）系统，里面的要素和子系统相互作用与联系，组成一个柔性投入与产出的地域。 第三种柔性城市理论与新工业区理论有关。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变化导致一些经济发展分析家们开始讨论本地的网络化的企业正在代替垂直一体化的公司成为经济变化的主要现象（ Hatch， 1988； Piore＆ Sable，1984）。工业区的理论家们强调工业组织结构方面的相互联系的转变：社会（从大规模生产到柔性专业化）、空间（区域工业区的出现成为世界经济动力的中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对城市的影响）以及政治（地区发展的主动性）（Sable，1989）。一个城市随时都有衰落的可能。对于原先生产某种产品的城市来说，一旦其他城市对这个城市进口的产品采取替代策略，城市就面临着更大的竞争；而绩效好的本地企业在建立好共生的城市网络后，往往开始将他们的某些活动移植到远距离的地方；只有城市持续的改进以保持相当的柔性，才能保证城市不被逆工业化。对于某些被支配的城市地域而言，他们依赖于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入驻企业，面临着增长但是并未发展的困境；要想成功在这些外植的产业基础上建立内生的本地经济，宿主就必须构筑自己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的生产基础，逐步使整个城市变得更加柔性。因此，处于不同发展环境的城市都同样需要柔性化。 第四种对柔性城市的理解是，在城市的郊区扩张中，人们必须衡量扩散的优劣处，在保持财富和郊区自由发展的同时遏制其坏效应。郊区的扩展可以说是城镇内居民和城镇本身为获取效应最大化而忽视了整个地区发展的结果。新区域主义者们认为区域才是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单元。但在目前的状况中，一些郊区的繁荣完全是建立在与之毗邻的其他郊区和中心区的衰落上的，这样一种缺乏区域整体性概念的发展必然导致城市在进一步的竞争中失利。只有“柔性城市”——就是在地理上有扩张的能力、能够抓住郊区的财富的城市——才能够解决内城贫困等等问题［Fred，1999］。（4）学习城市（区域）（Learning City/Region）
学习城市（区域）是相对较新的概念，但却成为大量区域发展的中心策略「Kurt Larsen，1999」。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学习性城市或区域的概念，但是都与创新和促进创新的系统有关，这类城市或区域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将创新和学习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他们的共同要素包括： 所有的合作者都有一部分将学习和知识散发放在发展中心的明确任务。他们决定培养全球性的竞争力、知识密集性的产业和服务活动，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当地学习、创新与应变的能力基础上。集聚于相同区位的企业和知识机构更有可能共享文化和理解，这更能促进社会相互作用和学习的过程。 “学习”包括了个人学习和机构（制度）学习。前者指个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获取知识、技能等，通常指的是终身学习，而不仅仅是学校的学习或培训。通过学习，个人可以获得更好的工资和就业机会，而社会则得益于一个更柔性化的、具有先进技术的劳动力。但是个人的终身学习只是建立一个学习性城市或区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将个人的学习与更广阔的环境联系起来，使城市或区域的制度（机构）也感觉到学习和创新的必要，并且有能力这样做。 学习城市是建立在信息化、网络化基础之上的，尤其是集体的学习依赖于一个持续的关于产品、流程和工作组织等信息的交流。这样一种本地知识基础的产生和发展包含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机制。大型的全球公司也开始寻求将其研发行为融人本地集聚体内。以便能够获得高度本地化的研究和技术能力，充分利用、发展高水平的企业间网络、本地商业支撑和制度资源、以及本地市场的全球化。 在学习社会里，没有机构能够垄断知识，这对于教育和培训有很强的意义。所有的合作者——不管是公共权威部J人私人企业、教育研究机构还是市政组织、民众个人——都将学习和知识散发作为发展的中心。事实上，他们不同主体之间的一种有共同目标、认同和信任的感受是一种驱动力量，培养他们共同的价值趋向以及城市的网络。这可以被称作为社会成本，它对于学习性城市的运行至关重要。
（5）智能社区（Smart Community）
所谓“智能社区”［ Roger＆ Marco，1999］，地理范围可以从街区（neighborhood）到多个区域的（multi-county region）的联合体，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其中的居民、各种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在使用信息技术来明显的改善他们所在的区域。 智能社区强调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以前的经济社会活动有明显的地域尺度，大多数人在同一个城市（地区）内生活、工作、购物和和交税。但是由于交通和通讯的成本急剧下降，现代经济成为开放化和全球化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劣以选择生产销售地点，劳动者可以在家或者世界的任何角落通过计算机提供服务，人们可以在家全天候的购物，他们甚至通过比较地方政府服务的优劣来选择居住地点。因此一个城市要想在全球竞争中吸引居民与投资者，它的地方政府必须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并且善于合作，他们尽量用最低的成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利用先进的技术为市民增加获取服务、信息和决策发言权的途径，他们积极响应技术进步、通讯速度、跨国公司或者以知识和服务为基础的现代经济。 学者们界定了智能社区必须是已经拥有或者追求以下特质的区域：①高新技术的投资以及人才可获得性；③人才和职业培训；③竞争经验与合作习惯；④透明的城市财政；⑤有将债务转换成资产的能力；⑤制定让公众共同参与的战略。 每个智能社区依据各自的资源和目标，都有不同的方式达到以上特质，但是在获得经济健壮性和公众的共识、忠诚方面却有着相似的结果。 智能社区的发展为全世界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他们必须考虑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例如北京，它不能仅仅考虑与上海、深圳在新经济发展中对企业和居民的竞争，而且要感受到同伦敦、东京、纽约的竞争。区域必须要SMART（智能），有学者将它分解为：S代表学习与策略（Study－ing and strategizing），如何将远程通信和信息技术用于自己的区域；M代表城市和区域对信息技术和经济、居民需求的趋势与变化的快速反应（ monitoring）； A代表城市和区域的主体对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改善区域达到共识（ arriving）； R代表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合作与协调（ reaching out）； T代表快速行动，一旦落后就代表着其他城市在新经济中取得了竞争优势。［Kellar，1998］（6）经济反射能力中心（th Center of ECOflomlC RefleXivity）
Michael认为，有关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信息城市”和“柔性城市”的理论假说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即是将城市看作一部机器（machine）——一个具有地理密度的社会经济体系，并且遵循某种城市物理学的机制，而城市学家们关注的社会经济变化不过是推动这部机器运转的力量的转变——从国家资本主义到全球资本主义，从制造业到服务产业，通过特殊的本地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形式的推动力“创造”了城市，城市成为全球资本流动和力量的机械结构的部件［Michael，1997］。 现代的城市是地方或区域的经济反射中心。城市作为一种特殊的、差别化的、本地化的社会关系的综合体作用于全球资本主义，城市里集聚的经济活动——包括制造业与服务业——都是相互依赖的，这种依赖是间接的或者说是非贸易性的，而不是城市经济中主要的直接的本地贸易的联系；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区别的中心要素应该是惯例、习俗与关系。由于现代资本的转变，这些要素的重要性还在增加，组成了经济反射能力（reflex－ivity）——这个术语指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市畅政府、家庭以及其他主体的不同制度层面上各组要素通过反射性的行为作用于经济演变过程的可能性「Michael，1997」。这类似于智能社区中城市各主体快速反应的特质。 由于近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渗透和信息网络的发展，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更多样化，并且用比以前更快的速度完成。企业、政府其他机构以及家庭都被迫适应其他主体的快速变化，他们完善这种能力的途径就是增强组织和集体反射能力。在经济中，“反射能力”意味着积极参加竞争性学习；在社会和消费中，反射能力是为了获得“满意”，处理经济反射性带来的相应情况——对于每一个个人、企业、家庭和公共机构带来的新形式的风险［Beck，1992］。城市的这种反射能力同时存在于生产和消费领域，依赖于城市内各主体的关系以及城市内组成的不同惯例习俗，每个城市的反射性都不同。 因此，全球化经济中的城市并不是非地方性经济力量的特点，——全球机器的一个部件而已；相反，当全球企业或机构选择入驻大城市时，他们的目的包括了利用地方的特殊性：一方面他们希望获取进入本地具有地方特色的市场途径，进而为其服务，从中获得利润，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获得当地特有的特殊形式的反射性，将其作为他们全球生产和营销体系的投入。亚文化理论综述
亚文化群是某一社会主流文化中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有人定义亚文化群为“某一国民文化的分支，它是由阶级地位、种族背景、居住地区（城市或乡村）、宗教渊源这类社会情境因素的结合构成的，但是它们一经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某种具有一定功能的统一体，对有关个人产生一种综合的影响。”但是这个定义没有注意与主流文化相异之处。像同性恋那样的亚文化群似乎不适合这一定义，因为这一亚文化群与上述社会情境因素都无关，他们或她们与主流文化的不同，仅仅在性取向以及围绕性取向有关的因素上。 事实上，亚文化群应有以下特点：其一，亚文化群必须与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差异，但至少服从该社会一部分准则和法律；其二，必须有亚文化群意识，即亚文化群成员们把自己看作一个社区；其三，亚文化群都具有独特的、为其成员欣然接受的行为规范。 亚文化群理论最重要的见解是：当社会内部可能存在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时，当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它占主流或统治地位）能够制定适用于社会所有成员的各种规范时，其他组成部分（包括亚文化群）就会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但这一理论没有说明这一过程如何生成了越轨者和越轨行为。 但亚文化群理论未能明确亚文化群具有那些不同的价值观念。亚文化群之间是很不一样的。例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药瘾者、妓女、同性恋者等都能构成相应的亚文化群，但他们或她们各自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些什么呢？许多问题不清楚。另外，为什么在接触亚文化群的人中只有一部分人作出了加入这一亚文化群的选择，也未能有满意的解释。亚文化群理论认为，一个人可能在这样一个集团或群体内生活，这个群体有一种稳定的、但与主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价值体系，这样的群体被成为亚文化群。个体如果长期生活在亚文化群体里，受其价值体系的影响，就可能产生犯罪。美国社会学家科恩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犯罪亚文化群产生和维护的价值观体系和行为倾向与主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相抵触、相背离，这是犯罪和非法行为的真正根源，而亚文化的产生是社会化过程的不完善、不适当引起的。
双向嵌入性关系——亚文化与城市发展
在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理论、柔性城市（后福特城市）理论、信息城市假说、学习城市以及智能社区理论等城市发展理论的视野下，亚文化所呈现出的文化、种族的多样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城市地理空间的扩张、组织结构的变化方式、信息流通的渠道和解读方式都依赖与对亚文化结构的嵌入性关系。离开亚文化结构是无法真正理解城市发展；同样，城市的发展所呈现出的开放结构也为亚文化的更新开放出了种种可能。于是，亚文化与城市发展之间呈现出了双向嵌入性关系。
（1）城市地理空间扩张和亚文化结构的双向嵌入性
正如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中，一个全球统一的城市等级体系正在形成，其中国家的城市等级体系只是它的一个子系统。在多个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并韵育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地理空间的扩张决不应以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为代价，而必须在考虑地理空间扩张的同时，考虑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保护。
文化多样性是亚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就是尊重和保护亚文化群体作为少数群体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所以，亚文化结构作为一种背景结构就已经隐藏在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理论之中，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城市地理扩张和亚文化发展呈现出共生的局面。
（2）城市组织结构和亚文化结构的双向嵌入性
同样，柔性城市（后福特城市）理论认为，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战后经济秩序正在崩溃，大生产的组织模型出现了转变；同时就业与产出的部门组成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在制造业内部向高技术生产转变。城市就是这些复杂的、不确定的、高成本和柔性化的公司之间投入产出关系的结点。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为组织的开放提供了多种可能。在多样化成为组织特点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包容的文化取向是组织成功的重要条件。
亚文化为组织结构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最好的价值平台。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主流文化显示了重要的差异，即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思维进路。对于一个组织的评价也决不是只取决于主流价值的文化评价。多元化的评价标准的确立树立了亚文化的影响力。
最重要的是，一类以反抗主流文化为导向的新组织的诞生对城市带来的冲击力。在现代城市中，艾滋病组织、同性恋组织等亚文化组织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依据不同以往的组织形式对以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传统城市组织结构产生了重要冲击。
（3）城市信息流通的渠道、解读方式和亚文化结构的双向嵌入性
信息城市假说、学习城市以及智能社区理论等城市发展理论的共同关注点是信息流通的渠道和解读方式。经济生产、文化主流、政治军事赖以依存的社会结构都会依赖于对信息和知识的收集、储存、处理和生产的基础上。信息成为所有社会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原材料。而集体的学习依赖于一个持续的关于产品、流程和工作组织等信息的交流。这样一种本地知识基础的产生和发展包含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机制。
亚文化结构最重要的意义是拓宽了信息流通的渠道、丰富了信息的解读方式，从而大大提高了信息的效率和影响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作为信息交流的中心，就可以发挥更大的社会整和的功能。居民、各种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在使用信息技术来明显的改善他们所在的区域。城市升级也将伴随着信息的高速流通和使用而迅猛提升。
以上分析显示，亚文化与城市发展之间呈现出了双向嵌入性关系。深刻理解这种关系对与丰富城市发展理论认识极为重要。城市地理空间的扩张、组织结构的变化方式、信息流通的渠道和解读方式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当亚文化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时，城市发展实际上便被嵌入到这样的背景之中了。本文揭示出的这种嵌入性关系也将为城市发展理论的认识提供一个全新而深入的思考角度。
参考文献：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产业结构与城市化问题探讨》 张占彪 刘东玲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1《社会学家论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
《"典型单位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社区发展的制约——兼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推进方略》 田毅鹏 王 星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1《社会学家论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
http://web.cenet.org.cn/upfile/8969.doc《新城市发展理论评述》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zzysq/t20041217_3999.htm 《关于城市发展战略的思考》梁兴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