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引言 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问题和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如何遏制日益扩大的东西部地区差距。对如何解决地区差距扩大问题，多数学者认为，乡镇企业发展、沿海偏向的对外开放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地方自主性增强或投资政策的倾斜、人力资本，以及包括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的地区差异等因素，是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①「参见魏后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载《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3期；万广华《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变化的实证分析》，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Martin Raiser ，Subsidising Inequality：Economic Reforms，Fiscal Transfers and ConvergenceAcross Chinese Provinces，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4，no.3，1998，pp.1-26；Jian Tianlun，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M1Warner ，Trends in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NB ER ，working paper no.5412，1996；Sylvie Demurger，Infrastructr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i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29，no.1，2001，pp.95-117.」。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无法解决生产函数（Y=AF （K ，L ））中代表技术进步的内部机制，而且它的微观基础是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之上，因而无法解释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这一先天性的缺陷致使多数研究无法找到产业集聚和地区差距扩大的真正机制，也就没有办法提出正确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为我们分析现实贸易格局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但是，却无法解释现实经济世界中的许多现象，如产业集聚、地区间的要素价格不均等、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流量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流量等。为此，本文放弃这些传统的分析框架，转而在以报酬递增和存在运输成本为假设前提的新经济地理学基本框架中来分析地区间市场一体化引致的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①「本文所指地区间市场一体化，简称市场一体化，它既包括商品和劳务市场、金融市场等的一体化，也包含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与国外市场的一体化，后者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水平。地区专业化有两层含义，一是衡量某行业在地区诸产业中的地位，在式（1）或式（2）中以sk i表示，二是从总体上衡量各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以式（1）或式（2）表示，在本文中是指第二层含义。产业集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衡量某地区的某一行业占全国同行业的份额，以式（3） 中vk i表示，二是从总体上衡量各地区的产业集中率，以式（3）或式（4）表示，在本文中也为第二层含义。」。 已有研究显示，改革以来中国整体上发生了产业在空间上的转移与集聚，而地区差距扩大与产业集聚有密切关系。地区差距扩大的推动力在1995年以前表现为以第二产业高份额为主的结构效应，而在1995年以后转变为结构效应与以产业集聚为主的集中效应并重②「集中效应是指，由构成总产出或总收入的分项部分的内部集中率，或者内部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导致总基尼系数的变化。结构性效应是指，在各分项部分的内部集中率不变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各分项部分的结构变化，带来的对总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范剑勇、朱国林：《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分解》，《管理世界》2002年第7期。」。以人口密度为衡量指标的本地市场规模、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东部沿海地区是解释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因素③「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评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卷第1期，第22-40页。」。 同时，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持续地吸引了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集聚优势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循环累积④「范剑勇、王立军、沈林洁：《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管理世界》2004年第4期。」。本文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突出表现在产业集聚的整体性累积，因此深入探讨这种集聚背后的机制是解决地区差距扩大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同时，从地区市场一体化与地区专业化研究成果看，存在以下主要贡献和争论。陈东琪与银温泉、吴敬琏分别从制度条件、财政分权与分税制的实施角度就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危害、表现形式等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⑤「陈东琪、银温泉：《打破地方市场分割》，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第20-50页；吴敬琏：《试论政府在体制转轨中的作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7年第4期。」。另外，国外学者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研究存在着正反两方面意见。一是认为国内商品市场处于越来越严重的分割状态，以Young 和Poncet为代表⑥「AlwynYoung ，The Razor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of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5，no.4，2000，pp.1091-1135；Poncet，Sandra：《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1期。」，Poncet甚至认为如果将当前省际间的贸易壁垒折算成隐含的关税率来看，1987年和1997年的关税分别达到35%和46%，这一水平已达到当前欧盟内部各国之间的关税水平；二是以Naughton和Bai 等为代表①「BarryNaughton，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 ？Conference for Research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1999，Stanford University ；Bai ，Chong -En ，Yingjuan Du ，Zhigang Tao ，and Sarah Y.Tong ，Protection and RegionalSpecialization：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es，Working Paper ，Feb.2003.」，认为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已有提高，其中Naughton通过1992年的投入产出表，分析1987年和1992年各省制造业产品的贸易流量在这一期间有明显的提高，从而表现出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Bai 等发现1985-1997年的各省制造业两位数水平上的行业空间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表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水平已有提高。另外有必要述及的是，与本文实证研究结论部分相似的是，赵伟认为在改革以前和初期中国几乎不存在区际贸易②「赵伟：《区域开放：中国的独特模式及其未来发展趋向》，《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但存在人为计划安排下的区际分工；在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强调对外开放甚于对内开放，导致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迅速确立，而国内区际贸易的局限使得地方重复建设现象普遍。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根据自然条件和体制转轨差异，我们将中国（除台湾省）分为六大区域，分别为直辖市、东部沿海地区、东北三省、中部地区、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③「除直辖市（未包括重庆，将重庆纳入四川省分析）外，剩余五个地区包括：（1）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2）东部沿海地区：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3）中部地区：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4）西北地区：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5）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同时，除非特别说明，本文应用的数据取自第二次工业普查资料中1980年各省制造业二位数行业的从业人员数、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中2001年各省制造业二位数行业的从业人员数。 由于1980年全国基本没有跨区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资料调查的从业人员数又涵盖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部分，因此我们认为跨越21年各省的行业从业人员数可以衡量各地区制造业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分析市场一体化与地区专业化、产业集聚的关系提供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实证分析改革21年来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变化情况，第四部分计算分析了同期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变化状况，第五部分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并结合国际经验作进一步的讨论，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分析框架 进入正式论述之前，我们不妨先从传统新古典理论来回顾市场一体化与地区专业化、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李嘉图模型揭示的是在完全一体化条件下各国专业化生产与产业集聚的贸易格局，即各国专门生产自己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从而实现完全专业化和产业集聚，它与各产业相互之间的上下游联系、运输成本大小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种简单的一体化与产业分布的关系，即只要是在完全一体化条件下，各地区就有可能根据机会成本高低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各国之间的贸易流量实际上是取决于各自的资源禀赋差异，即进口含自己稀缺要素的产品而出口自己富含要素的产品，从而通过商品的流动达到两国之间的要素报酬均等。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一体化虽是地区专业化的前提条件，但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地区有选择的专业化是由各地区要素禀赋差异决定的，而不是市场一体化决定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的两个假定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与制造业产品跨地区销售具有运输成本。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制造业产品具有差异性，其差异性大小由产品间的替代弹性σ表示，σ越小，则产品差异性越大，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越多。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规定了规模报酬递增是在单个厂商水平层次上的，这一内生的厂商水平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决定了某一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只能由一家垄断厂商或少数厂商来完成，因为随着单个厂商规模的扩大，产品的平均成本和售价降低，直至厂商经济利润为零和打败其它竞争对手为止；同时，一个地区内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与既定地区内的制造业劳动力数量成正比，而制造业种类数恰恰是一个地区市场规模效应的表现，因此，市场规模效应与地区内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有紧密的联系①「Avinash Dixit ，Joseph 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6，1977，pp.297-308.」。 新经济地理学另一个重要的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跨地区销售都具有运输成本。这一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它既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贸易壁垒等因素，因此运输成本不但是市场一体化的反义，而且对地区专业化、产业集聚来说始终是外生的。从直观上看，制造业之间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集聚在一起，则能减小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缩小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厂商有内在的冲动集聚在同一区域内共同分工协作，这种产生集聚效应的力量我们称作"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另一方面，厂商具有内在冲动集聚在一起生产，形成产业集群，各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制造业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名义、实际工资均高于其它非产业集聚区，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受产业集聚区的高工资诱惑，也向产业集聚区内迁移，这一引起产业集聚的力量被称为"市场规模效应"（home market effect）或"制造业后向联系".由此可见，制造业后向联系使新进入的边际制造业厂商总是选择市场规模效应大的地区进行投资设厂。因此从理论上讲，产业集聚背后的两种力量分别是"制造业的前向联系"和"制造业的后向联系"②「Paul 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 ，vol.99，1991，pp.483-499.」。 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结合起来，制造业厂商总是选择最接近于大市场空间的某一点进行制成品生产，当许多厂商都有相同的决策时③「这里的制造业厂商不仅是具有上下游联系的厂商，也可以笼统地指制造业厂商。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市场规模效应往往取决于外部需求强度和产品的规模与多样性，因此应该包括所有制造业厂商。具有上下游联系的厂商可能是更直观的理解。」，"空间外部性"或称"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就被创造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由运输成本引起的产业集聚向心力导致一个具有初步制造业优势的地区可以通过累积循环机制使得这一优势逐渐放大和巩固，直到别的地区制造业逐渐消失，这时产业分布就呈现出"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格局。几乎所有的产业都集中在制造业中心地带，这一地区的产业平均集中率、制造业中心值、地区间专业化指数都处于极高的水平④「这些指标的解释见本文第三、第四部分。」。因此，伴随着运输成本的最初降低，即一体化水平从低水平向中级水平跨越，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发生，地区差距扩大、极化效应开始显现。 随着地区间的一体化进一步提高，地区的产业集聚状况将发生显著变化，此时极化效应弱化，扩散效应开始显现。因为在这一情况下，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诸如非贸易品价格居高不下、环境污染等拥挤成本，往往超过了引向集聚的向心力，部分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不得不率先从原制造业中心向周边地区转移，而原制造业中心可能会衰落，或者发展成为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心，或者纯粹成为技术创新或者贸易、金融服务等中心。因此，可以想象此时地区之间实现了产业梯度转移和分工协作。 如果将地区间市场一体化水平推进到一个极致的情况，即达到完全一体化的理想状况。此时地区专业化分工是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差异（即要素价格差异）来选择生产，真正实现了"你有我无、我有你无"的完全专业化分工格局。 我们可以将上述思想用图1来表示。 具体来讲，假设一国存在资源禀赋完全一样的两个地区，同时又没有发生国际贸易： 1.在地区间一体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两地区没有发生贸易往来，生产都处于自给自足状况，地区产业平均集中率相等（v1=v2），地区间的产业结构没有差异，地区间专业化指数为0。 2.当一体化水平从低水平向中级水平推进时，由于历史的偶然因素使得某一地区的制造业具有初步优势，则这一地区将通过吸收另一地区的要素而使制造业优势逐渐扩大，并通过累积循环机制，最终出现两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产业布局；在这一过程中，地区1逐渐成为制造业中心（v1逐渐趋向于1），而地区2的制造业逐步被掏空和边缘化（v2趋向于0），地区1的产业平均集中率上升，衡量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水平的地区专业化指数上升。 3.当地区间一体化水平从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推进时，原制造业中心将出现产业的外移，原农业外围地区接受了转移过来的产业，开始实现工业化起飞并与原制造业中心实现有效的产业分工协作。此时，地区1的产业集中率、地区专业化水平都有所下降，地区专业化生产的内容取决于地区间的要素价格差异。如果两个地区原先资源禀赋相同，则两地区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重新趋于相等（v1=v2）。 本部分关注的重点是地区间的一体化增强了对产业的地区分工与集聚的影响，这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历史的因素使得各地区基本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况，制造业的集中程度、地区专业化水平都较低；而在市场化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后的今天，尽管存在种种地方市场分割引起的非一体化因素，但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各种资源纷纷向效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从而地区专业化水平和制造业的空间集中率不断提高，同时地区差距也持续扩大。 三、地区专业化水平变化情况 地区专业化水平，又称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本文用以衡量的指标是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分别用以下两个公式表示： 相应行业的专业化系数差的绝对值之和，测度的是第i 地区与其余地区平均水平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或称第i 地区的专业化程度。式（2）表示地区间专业化指数，直接衡量的是两个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取值范围为0-2，数值越大代表两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越强①[对式（2）需略加说明的是，地区间专业化指数不仅与地区间一体化水平有关，还与行业层次k 取值有关。从本文分析框架看，当地区间一体化处于较高或很高水平时，产业从原制造业中心转移到周边地区，用二位数行业衡量的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可能会下降，但用三位数行业衡量的地区间专业化指数仍会很高，因为从专业化生产或产业分布看，一个更细的行业往往是一个地区独家生产。].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与地区间专业化指数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描述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其作用可以相得益彰。同时，从式（1）和式（2）来看，在制造业两位数水平上，地区i 专业化指数在下述情况下应该引起注意：地区i的专业化指数处于较高水平，有可能是地区i 的确实现了与别的地区较大差异的专业化生产，即"我有你无、我无你有"格局；但也有可能是地区i 集聚了所有产业，而别的地区一无所有。 图2是根据式（1）计算出的1980年与2001年各主要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图2显示，2001年的地区专业化指数比1980年有了显著的提高，从1980年均值为0.216、标准偏差为0.051的范围提高到2001年的均值为0.422、标准偏差为0.062的范围。因此，从地区的专业化指数提高这一指标上反过来推测，改革以来地区间的一体化水平已有较大的提高。②[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从地区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变化来判断地区一体化水平是否提高，这一方法经常应用于欧盟、美国地区间一体化水平的判断上，如Knarvik Midelfart2Knarvik ，Henry Overman，Stephen Redding ，and Anthony Venables，The Location of European Industry ，http：PPwww.econ.lse.ac.ukPstaffPajvP fineuloc.pdf ，2000；Sukkoo Kim，EconomicIntergration and Convergence：U.S.Regions ，1840-198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8，no.3，1998，pp.659-683.在中国的案例中，Bai 等也应用了这一方法，参见Bai ，Chong2En，Yingjuan Du ，Zhigang Tao ，and Sarah Y.Tong ，Protection andRegional Spe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es，Working Paper ，Feb.2003.]但是单从图上我们无法区分地区的专业化指数提高是由于所有产业都集中到了少数地区，还是各地区实现了有差异的产业结构，也就是说，我们还无法判断是处于图1中倒"U"字型曲线的前半段还是后半段。另外，图2还显示，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地区专业化指数都处于0.49以上的最高水平，而这两个地区恰恰是制造业最为发达和最不发达的地区，因此我们初步推测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推测从以下证据中得到了印证：2001年地区专业化指数最高（在0.60以上）的省份是广东、海南、山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贵州、云南，可以看到除了广东以外①，其余省份都是全国制造业最不发达地区和在地理上属于"老、少、边"地区。因此，改革以来大陆地区的制造业极有可能都已转移或正在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即处于图1中的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 根据式（2）我们得到表1的计算结果。从两个时间横截面看，两位数行业的地区间平均专业化水平是上升的，从1980年的0.287上升到2001年的0.455②，这也证实了Naughton和Bai 等人所言的改革二十多年来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是提高的。但我们还无法确切区别二位数行业地区专业化指数上升的两种子情况，因此，我们还必须深入到各个省份或各主要地区的层面上了解各地区间的专业化指数（见表1）。 1980年，地区间专业化指数有以下几个特点需要把握：1.直辖市的平均专业化水平（0.356）显著高于其它地区，说明改革初期直辖市的制造业领先于其它地区；而直辖市又与东北三省、西南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最大，分别达到0.371和0.391，说明直辖市的产业结构可能更偏重于轻工业，东北三省、西南地区主要侧重于重工业。2.东部沿海地区的平均专业化水平（0.299）仅略高于除直辖市以外的地区，显示出改革初期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除直辖市以外的各地区基本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低，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变异程度小。3.东北三省、中部、西北与西南这四个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较为类似，它们之间的专业化指数都在0.183-0.244之间小幅波动。 2001年，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和改革初期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了整体上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以外，直辖市、东部沿海地区与其余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凸现出来，平均专业化水平分别达到0.555与0.548，其中直辖市与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结构差异均在0.62以上，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结构差异达到0.55以上。 而中部地区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之间的结构差异系数只在0.39-0.43之间，说明改革二十多年来这些内陆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不是很大。因此，制造业两位数行业的地区间专业化指数上升，主要体现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平均专业化水平上升幅度达到了83.4%（表1）。从这一结果看，大陆地区的制造业很有可能转移到了东部沿海地区或直辖市。 当然，进一步的举证还需视地区的产业集中率情况而定，第四部分将作出证明。 从本部分的实证结果看，改革二十多年来地区间的专业化水平和市场一体化水平已有提高，但同时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产生潜在威胁的是，大部分制造业都已或正在转移进入东部沿海地区，这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 四、地区的产业集中率变化情况 改革以来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会影响产业的集中率，而地区产业集中率的变化对于理解产业的空间分布和地区差距更为直观。本部分应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地区的产业集中率，分别是地区的产业平均集中率和制造业中心值： 平均占有份额越高、制造业越发达。 式（4）地区i 的制造业中心值区别于式（3）的是引入了空间距离维度，即式（4）结合了产业集中的绝对水平和空间距离两个因素综合考察了某一地区产业集聚状况，这样就更客观地描述了产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和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例如，假设一国存在两个以上的地区，如果根据式（3）得出其中有两个地区的产业平均集中率相同，但这两个地区与其余地区距离不等的话，则在空间上显示这两个地区的产业集中程度应该是不一样的。 利用式（3）我们直接计算得到各大地区和省份的产业平均集中率（表2），得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和结论： 1.即使是在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平均来说也是高于其它地区的，它的平均集中率达到0.3228，这纠正了我们以往认为在计划时代制造业平衡分布的概念，即在改革初期制造业的地区分布就已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占有初步优势。 2.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产业的地区集中更加明显，大部分制造业集聚到具有初步优势和地理位置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该地区的平均集中率从1980年的0.3228上升到2001年的0.4947，上升幅度达53%；相应地作为零和游戏，其它地区的平均集中率纷纷下降，其中东北三省下降幅度最大，从0.1608下降到0.0889，降幅达45%.这就印证了图1关于地区一体化从低水平向中级水平转化时，制造业将向具有初步优势和地理位置优势的地区转移和集聚的理论预期。 3.从分省的角度看，1980-2001年间，东部沿海诸省的平均集中率均出现上升趋势，如广东省从0.062上升到0.1369，浙江从0.0496上升到0.0843，山东从0.0591上升到0.0901，上升幅度都接近50%，而在东北三省，辽宁从0.0845下降到0.0481，吉林从0.0331下降到0.0179，黑龙江从0.0432下降到0.0229，下降幅度均在50%以上。因此，制造业从东北三省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趋势比较明显。如果联系到这些省份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则可以发现除了广东省有明显的提升外，其余东部沿海地区的专业化指数没有明显的上升，表明多数沿海地区省份吸收内地省份产业转移的方式是整体式的，而不是有选择地进行产业专业化的地区分工。 4.对于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无论是改革初期还是现在，其制造业的产业平均集中率均处于全国最低水平，而且随时间的推移呈进一步下降的趋势。2001年，西藏、青海、宁夏、海南、新疆等地的产业平均集中率均低于0.005，因此，这些地区基本是制造业的空白地。对于中部地区，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这一地区的产业平均集中率略有下降，从0.198下降到0.186.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二十多年来地区的制造业分布已经出现剧烈的改变，原来具有初步优势的沿海地区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本身具有的人口规模优势，其制造业通过累积循环机制而进一步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这一优势的取得是以东北三省、西部地区制造业的相应萎缩为代价的。同时，产业集聚与地区间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这与Naughton等人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还仅是本分析框架所示的中级水平。 表3是根据式（4）将各省中心值与各省地理位置相结合得出的各省制造业中心值。透过这些经验数据可以看出，制造业正向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而地区间的一体化水平仅处于中级水平。具体说来，有以下特征值得关注： 1.改革以来，制造业中心值上升的省份只有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四个省份，其中广东省上升的幅度最大，从1980年的16.4上升到2001年的22.7，而福建与山东省上升的幅度仅在0.4-0.6之间，表明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期间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和快速集中的趋势； 2.直辖市因集聚后本身产生的拥挤成本，使其有选择地退出部分制造业行业，导致制造业中心值下降；江苏省虽然中心值略有下降，但仍处于所有省份的最高水平，2001年达到30.9； 3.尽管广东省许多制造业领先于其它省份，但由于公式含有空间距离的因素，而其周边没有发达省份，因而使得中心值没有其地区专业化指数那样突出；相反，安徽、河北等省份由于靠近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其中心值自然也"水涨船高"，安徽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其中心值也达到22.9的高水平； 4.从制造业中心值较高省份所处的区域看，更进一步印证了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具体说来大陆地区已经形成了三大中心，它们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环绕的环渤海湾区域，以上海为龙头、以浙江、江苏为腹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以及广东省内的珠江三角洲； 5.与产业平均集中率相对应，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值处于中间水平，2001年在15.2-19.8的小幅范围内波动，与1980年相比略有下降，这一地区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所受的影响显然没有东北三省、西南和西北地区所受的影响大； 6.制造业中心值水平最低的仍然是新疆、西藏、青海、海南、云南、宁夏等地，均在10以下；而在1980-2001年期间制造业萎缩最强的地区仍是东北三省，尤其是辽宁省，从1980年的22.1下降到2001年的14.0。 从上述这些特征可以看出，各省制造业中心值实际上也衡量了其市场规模的大小和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经过21年的改革开放和制造业的空间转移调整，惟有东部沿海省份的制造业规模与竞争力是上升的，东北三省的制造业萎缩最甚，西南与西北地区仍是制造业最不发达的地区。因此，国内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化改革不仅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有的制造业集聚状态，而且使得中国大部分制造业都集中到最接近于国外高收入市场的东部沿海地区。 五、相关国际经验和进一步的讨论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看看美国和欧盟地区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中率的变化情况： 1.美国的地区差距在其历史上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曲线关系，其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各行业的平均基尼系数恰恰也都呈现着类似的倒"U"型曲线关系（图3）。只不过有一点需要备加注意的是，在1860-1967年的多数年份，其地区间专业化指数都大于0.57，远远高于中国现阶段相应的地区间专业化指数水平（见表1），而同时期相应的行业未加权平均基尼系数却都低于0.32，远远低于中国2001年的各行业未加权平均基尼系数0.498①[数据来源为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中各省制造业二位数行业的从业人员数，计算方法为各行业基尼系数的算术平均，计算方法详见崔启源《测算中国省际地区差距问题》，载刘树成、李强、薛天栋主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第70页。]。 2.美国早期制造业集中区域的改变与一体化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美国早期制造业都集中在东北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以交通运输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水平迅速提高，美国早期制造业开始沿着交通线向以五大湖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迅速扩散，到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东北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五大湖地区②[范剑勇、杨丙见：《美国早期制造业集中的转变及其对中国西部开发的启示》，《经济研究》2002年第8期。].31欧盟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的专业化指数分别为0.432、0.404、0.436、0.471③[Knarvik Midelfart2Knarvik，Henry Overman ，Stephen Redding ，and Anthony Venables，The Location of EuropeanIndustry，http：PPwww.econ.lse.ac.ukPstaffPajvP fineuloc.pdf ，2000.]，即随着欧盟一体化取得进展，各国的专业化水平略有提高。但其总体水平与2001年中国地区专业化水平相当。如果联系到欧盟内部是各国之间的联盟，而中国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则可以轻易判断中国地区间一体化水平仅处于中级水平。 从美国的历史经验看，随着市场的扩张、地区间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制造业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和转移，从而使地区差距缩小、地区产业结构在两位数水平上趋同。这也印证了图1所示的市场一体化与地区产业集中率下降、地区两位数产业结构趋同的理论预期。但在中国，地区间专业化指数水平低于美国但与欧盟各国相当，地区的产业集中率水平明显高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各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较小而产业的集中率较大。这样一种低专业化、高集聚的状况提示我们，尽管中国存在着地方市场分割等因素使得地区间专业化水平难以提高，但大部分产业仍集中在东部沿海等地区，产业无法实现向中西部地区有梯度的扩散和转移，由此导致地区间无法进行合适的分工与合作。这种状况更进一步提示我们，虽然改革以来地区一体化水平已从初期的低水平向中级水平迈进，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状态已经基本被打破，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有很大的提高，但由于偏向于地方的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等软环境因素约束，地区间的一体化水平已无法向高级水平挺进，各种形式的地方市场分割极大地限制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从而无法完成产业的跨地区转移，也就无法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与国内一体化水平提高受到很大局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外一体化水平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有了极大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关税税率从1982年的55.6%下降到2000年的15.3%，加入WTO 的缓冲期结束时，平均关税税率将降到8.9%的低水平。伴随着平均关税水平的不断下调，非关税壁垒也出现了一个不断消除的曲折过程。进口许可证和配额、对外经贸权的限制、进口替代的名录使用、特定进口商品的登记和招标制度等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将逐渐被消除。以进口许可证和配额制度为例，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可证商品在所有进口商品中的比重为46%，到了90年代末，这一比例下降到了4%①[尼古拉斯·拉迪：《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9页。].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从国外转移到中国国内，进出口贸易总额、FDI 都有极大的提高，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约20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8512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②[http://info.news.sinobnet.com/HTML/001/002/003/013/41752.htm.]。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到90年代末，中国累计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当于全部发展中国家累计引资额的三分之一。
这种FDI 大量涌入的结果是，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加工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1985年以前，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低于1%，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低于5%，到2000年，这一数值分别增长到48%和52%.但是，从外资企业的地域分布来看，80%以上的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对外贸易的加工点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区域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因此，从理论上总结，如果说图1中的横轴代表对外一体化水平，则纵轴中的v2就是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份额，现在中国正处于v2不断提高、对外一体化水平从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过渡的阶段。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内、对外一体化进程是非常不对称和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对地区差距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且这是以不断出现的都市圈形式出现的，它不但可以包含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产业，而且也可以包含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业；另一方面，横在东西部之间的对内地区一体化滞后，使得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就地消化在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无法转移到中部地区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导致中西部地区无法公平地享受经济增长果实。因此，东部沿海地区都市圈的形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地消化、产业无法实现跨区域的转移等等，都可以归结为国内一体化水平总体偏低，而这很有可能就是目前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症结所在。 六、结论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与地区专业化、产业集聚之间关系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计算1980、2001年中国各地区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地区的产业平均集中率、制造业中心值等指标，发现改革以来国内地区一体化水平正在提高，制造业的地区分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绝大部分制造业已经或正在转移进入东部沿海地区。同时，结合国际经验的进一步讨论认为，国内的一体化水平在现阶段仅处于中级水平，而这与一个主权国家内地区间一体化的程度是不相符合的，从这一意义上说，Poncet和Young坚持认为中国国内市场有走向非一体化的危险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对外一体化水平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大量FDI 涌入东部沿海地区、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使得东部沿海地区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这两种不相对称的一体化，使得中国大陆地区出现了这样一个产业布局：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中西部地区成为低效率的农业与采掘业外围区域。这种极不平衡的产业空间布局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深入进行政府间的财政体制改革，取消一切不利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各类制度和政策障碍，如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各类显性和隐性的制度和政策、地区偏向的经济政策等；政府也有责任通过一揽子宏观政策来改变中国制造业的不合理布局，如通过诸如当初中央政府对东部沿海地区采取地区倾斜政策那样来扶持中部有条件的省份主动吸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制造业，加速省际交通建设等。同时，国际经验表明①[Sukkoo Kim ，Expansion of Market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Activities：The trends in U.S.Regional Manufacturing Structure，1860-1987，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110，1995，pp.881-908.]，只有通过迅速达到高水平的一体化才能缩短地区产业集中的阵痛期，加快产业转移时刻的到来，地区经济增长才有可能收敛，地区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缩小。因此，推动国内一体化建设，是解决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有效途径。 总之，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建议的②[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50页。]，建立一个有效的、灵活的国内统一市场，将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制造业有选择地转移到中部地区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增长果实惠及中西部地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