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保障改革系列谈（8）
自1993年以来，社会保险在学术上几乎成了社会保障的代名词，在实践中被看作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然而，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思考，我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力，我国搞不起社会保险，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需“另辟蹊径”。
10多年来，在社会保障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订过程中，我国能不能搞社会保险，这是不需要讨论的，是既定的前提。但我却要把这个既定的前提，拎出来论证一番，最终的结论又是推翻这个既定的前提，主张在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思路上“推倒重来”。
这是不是异想天开或心血来潮？是不是为了标新立异？都不是的。这是因为正在实行的社会保险，缴费率过高，国家和企业承受不起这么高的运行成本。
社会保险是个统称，老百姓习惯上称之为“三险”，实际上它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5个险种。
按照制度设定，社会保险的综合缴费率为40.8%，其中企业负担29.8%。实际费率远比制度设定得要高。比如，养老保险的制度设定费率为28%，企业负担20%。但在一些地区，仅企业负担比例已经达到或超过28%。
社会保险的综合费率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制度运行的历史背景看，过去社会保障没有积累是个重要因素，但属于外在原因。从制度设计思路看，内在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贪大求全”：
首先，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包括五大险种，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虽然也已实行了社会保险制度，但并非五大险种全都搞，许多国家至今没有实行失业保险。我国则不然，五大险种样样齐全。
其次，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有侧重点，国家提供的保障只负责一生中的某个阶段，比如美国只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养老与医疗保障。我国则不然，35岁的年轻人都能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养老金；不管大病、小病，不分年老、年轻，医疗保险都要去管。
很显然，这种项目全与品种多的社会保险制度，其运转费用是不可能降下来的。欧洲国家的国力已经超过我国几倍甚至几十倍，都感到维持社会保险的正常运转有些力不从心，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在全球倒数几位，哪能拉得动社会保险这架大马车。
50多年前，也就是1951年，我国开始实施劳动保险制度，而劳动保险的费率只有3%，当然这其中不含由企业自行负担的一部分保险福利费用（主要是短期劳动保险待遇）。但是，费率从劳动保险的3%陡然升高到社会保险的40.8%，翻了几番，恐怕仅用人口老龄化因素是解释不通的。
现在实行的社会保险同50多年前的劳动保险，存在着制度渊源关系，劳动保险甚至也被叫做“劳动的社会保险”。但在制度架构上，二者却具有很大差别，主要表现为：劳动保险是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安排，而社会保险只是一种统称，它是分险种做出制度安排的。
社会保险分险种设计和实施，是造成费率陡然升高的重要原因。因为各险种之间的资金是不能调剂的，养老归养老、医疗归医疗、失业归失业，工伤保险有资金结余，也是不能被用于养老金发放的；同时统筹层次也都不够高，即使在同一个省份，资金都是不能被调剂的。劳动保险所特有的统一机制和统筹机制，在社会保险中均不复存在。
此外，社会保险同劳动保险相比，制度惠及面“今不如昔”：劳动保险是综合性的制度安排，企业只要参保，其职工就能够享受劳动保险的全部待遇，包括伤残、疾病、死亡、养老、生育及供养直系亲属待遇等。劳动保险自1951年3月起开始实施，到1956年底，全国已被劳动保险覆盖的职工达1600万人，签订集体劳动保险合同的职工有700万人。综合起来，享有劳动保险待遇的职工人数，相当于当年国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4%。
但是，社会保险是分险种而设定的，企业参保是可以选择的，也可以选择全部，也可以只参保某一个或某几个险种，这样参保企业的职工所享受的保险待遇就是不完整的。据统计，到2004年末，全国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为1.64亿人、1.24亿人和1.06亿人，本身差别就很大。其余两个险种即工伤和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到目前为止依然很低。
在制度架构上，正在实行的社会保险，远不如创建于1951年的劳动保险那样科学、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