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然淘汰，是指一种自然的基本竞争和淘汰法则。弱势群体，则是近两年来颇流行的一个词汇，指那些在社会中处于极端不利地位或状态的我们的同胞，说白一点，就是活得太差甚至根本活不下去的一部分公民。将这两个词语并在一起，来写这篇文章，一方面是因为在一定角度上，社会的生存环境实在比自然的生存环境好不了多少，另一方面，社会毕竟不是自然，人毕竟不是动物，更毕竟不是植物。
我们知道，自然淘汰是非常残酷的，在央视的《动物世界》栏目中，就播放过狼群袭击野牛的情形，幼牛由母牛护着向前奔跑，但仍然时有掉队的幼牛和病牛成为狼的口中餐。其实，动物界也就是这样的，正如物质能量转换与守恒一样，一种动物是另一种动物的食物，一种动物的死亡转换为另一种动物的生存、欢乐和希望。
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的差别，在这儿是显而易见的。人就是最厉害的动物，基本上只有人残害其它动物的份，所以说如果人被残害，不用说，那准是来自于他的同类。动物不足以成为人的对手时，人的对手就只剩下自己的同类了。人对同类的残害，连动物也作不出来，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著名的《生物圈》中说：“人类还彼此互相扑噬。高度发达的社会就实行过同类相食和使用奴隶的作法。”不过，人之为人，残害同类时也不会忘记披上文明的、金光灿烂的外衣。在这方面，有一刀解决的、酣畅淋漓的残害，比如异族间的战争、争权夺利的国内同室操戈、镇压革命者，也有像猫玩老鼠的游戏，或写文章一样，弄点情节、悬念和趣味的残害。这篇文章的着眼点，就在后者。大概人比动物聪明，懂得刺激性，知道残害同类，与残害动物相比，其获得的快感真是天壤之别。难怪有人乐此不疲了。
不过，“弱势群体”一词历经数千年而浮出水面，也多少表明一直绷得太紧的社会政治神经稍稍有些松弛，真实的生存，艰难地得到了承认，在沉重的背后，有了步履蹒跚的进步。如同面对百万雄师的包围，终于将它撕开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口子。这是艳若桃花的希望，但犹如沙漠上的生命那般遥远和渺茫，能够企及的，或许更多只是风沙。
中外历史上，含冤悲惨而死、活得猪狗不如者，不甚枚举。《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包身工》等这些作品，都曾有过描述。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将军的领地，就占去全国四分之一，另外的土地，被二百六十几个大名瓜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累断腰杆种出来，眼睁睁看着被拿走，有的只能得到余下的二成，饿死者当然不计其数了，令人发指的是，居然还有比农民地位更为低下、更为悲惨的“秽多”、“非人”。开端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长达四百多年的猎捕和贩卖黑人，马克思在《英国政府和奴隶贸易》中称之“贩卖人类血肉”，这些黑人的命运，比起任何动物来，实在都还要惨得多。中国现在还残留着的贞节牌坊，也足以让我们追寻，那些青春鲜活的女人，灵性与芬芳的生命，被吃人的政体和害人的文化夭折、摧残于历史的渺渺逝波中。死者死矣，活着的，再怎样惨，得活着，总不至于都去自杀，毕竟生存是人的本能，何况自杀需要的勇气，不会有几个人具有，再说，子民都死光了，还有谁去纳税、服劳役？说生存权也罢，自由权也罢，权不权的，管不了，就暂时别去管那么多，活着才是硬道理。余华的小说《活着》，就有点这种意义，一个历经磨难，家破人亡的孤身老头，只剩下同样孤苦的一头老牛与他做伴，在悲愤中人与动物同化，难分难舍，一起等待死亡的终点。说一句题外话，我觉得，这头老牛的本性，实在比不少人真善美得多，可爱得多，如果人人都比得上这头老牛，这世界也就平和了。
自小我大概就是所谓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生在偏僻的农村，四渡赤水河就从那儿渡过。渡是渡过去了，几十年风雨尘埃已过去，那儿的老百姓还是老样子，看不出被渡到了什么仙境福地。在我的记忆中，只有无尽的辛劳、难挨的饥饿与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标语口号。在那儿，在所谓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下，曾经饿死多少人，难以历数，我只清楚，在三年困难时期，我那无比善良、无比勤劳的曾祖母，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好河山的田野上劳动着，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没过多久，我的祖母，一个很会唱山歌、热爱生活的农村妇女——我的艺术熏陶，就是从她的山歌开始的——在集体劳作中被社会主义的石头砸残了腿，丧失了劳动能力，从此几十年，只能勉强在家里做一下饭，没得到丁点儿补偿，艰难可想而知，所幸的是，一家子挺了过来，现在人丁兴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都有她的后人谋生，我也呆在这个城市，现在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字。她老人家更是命大，当年春风得意的人早就不太好看地死光了，而她拖着伤残的腿，活了八十好几岁，直到一年多前才去世。
在我刚开始学识字时，每家的门上都贴上了阶级斗争的大红纸，其内容是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这样的内容还充满猪圈、墙壁和野外的石头、土坎，当然，绝不会遗漏我的小学课本。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接受新知，判断社会和事物。现在想来，让弱势群体投身到政权中，和强势群体一起干自己吃不饱饭的革命，犹如老鼠投身猫的革命一样，永远讲不通，只能算是空前绝后的创意，但这就是真实的现实。这样对同类的玩弄和残害，其手段的高明、厉害，再好玩的游戏，再多悬念、情节，再生动的文章，也永远比不上它的精妙。
最大、最弱势的群体，就是农民。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起义，都叫农民起义。整个社会中付出最大、最多的阶层是农民，收益最少、被任意驱使、宰割的阶层也是农民。农民被置于整个政治利益的风口浪尖，不管什么风，只要不是好风，就往农民身上吹；要割肉，要侵犯、牺牲别人的利益，首先就把刀伸向农民的脖子。几千年来，农民只能付出，没有任何提要求的权利，被剥夺了话语权，被剥夺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权利，连识字也只有中小地主子弟才有资格。漫漫数千年，有几个显贵、文人为农民说过一句公道话？
余华还有部小说，叫《许三观卖血记》，我没看过，但一听标题，来个“望标题生义”，就估计是写一个无奈卖血的社会底层小人物，染上艾滋病的故事。不知猜想得是不是正确？如果是，那真是挂一漏万，不知道生活中有多少个许三观？记得十多年前，艾滋病还是个洋玩意，是富得流油、骄奢淫逸、同性恋或性生活混乱的老外的专利。听官方宣传，不必惊慌，与自律的国人无涉。刚吃了定心丸，觉得遥不可及的洋东西，就先有国人卖淫、官员公费或大款自费嫖娼染上，这叫咎由自取，用人家的血汗钱，得自己的致命病，说一万个活该也不过分。但才眨眼间，河南大量穷得无可比拟的农民，还有四川资中一带的数十名农民，就大规模、大兵团地得了这富贵病了。
为什么解放了那么多年，还有这么多农民穷得不惜身家性命卖血？最投入劳力、最不偷奸耍滑的农民，为什么就养不活自己？他们的劳动成果到哪儿去了？每一个多少有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去寻找一下答案
中国的现代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现代城市是怎样修起来的？那些不可一世的现代富翁是怎样富起来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农民的粮食，被控制的、不成价格的粮食，当然还有对农民的乱摊派。农业的一头大肥猪，居然买不到工业的一双高档猪皮鞋。庆幸的是，中央政府已在关注三农问题，减免了农民的赋税。但一个好的政策，未必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减免农民赋税刚有点风声，什么化肥、农药就疯狂涨价，农民变成了唐僧肉，各路妖怪都想扑上去咬一口。
要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恐怕不是一两个好的政策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三五十年就能解决的。问一问我们的各级政府，各个官员，各路靠农民兄弟血汗发家的社会人士，长时期以来，有几个把农民的利益真正搁在心窝里？这段时间，传说有一大群农民，颇似一群游侠，专往大城市人多的地方钻，手拿针管，扎到谁算谁，谁一沾上，就被艾滋病铆上了。听来令人毛骨悚然。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出门就心惊胆寒。据说，这是一些卖过血的艾滋病患者，一直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实在活不下去，找过几级政府，得不到答复，就来个反馈，将其在社会上得到的艾滋病返之于社会。如果他们反馈给相关的人，也算反馈得正是地方，得体之举，我不会反对，但反馈给无辜者，岂不是空穴来风，大大的冤枉？这故事是否真实，没必要去考证，要紧的是，不要把人整得过惨，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同时，应当给弱势群体足够的关爱，更不要去歧视他们，既得了便宜，稍稍卖点乖，有何不可？人可不是动物，还是应当有点怜悯之心，把人当人看待。多些宽宏，多施点仁政，才会赢来民之淳朴，正如老子所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近来，有一些关爱艾滋病人的宣传，也有一些人投身进去，有了切实行动，这就不错，但实在不够，只是杯水车薪、隔靴搔痒。如果政府不动用大的气力，不把整个社会都发动起来，就难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
弱势群体不光农民，整个社会底层的、为生计而苦恼的、法律给予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的人，都应当计入弱势群体的范畴。让我们来看一下从九十年代初、中期以来，社会底层的经济状况，物价涨了几十倍，而他们的收入，可能也就只有几倍。广东东莞一带的民工，每月工资五、六百元，还要被老板克扣，在当地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一天还有十多个小时的强力劳动，媒体曾一度焦点性地报道。在中国，这种情形岂止东莞？工人这样的劳动和收入状况，不知道古今中外，有否存在过？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还达不到这样的收入标准。现在有一句经典的话，叫做干活的不拿钱，拿钱的不干活。造成弱势群体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本性使然，如同自然淘汰一样，强势群体比强势物种不知厉害好多倍，毫无人性的自私和贪婪，不断挤压弱势同类的生存空间，使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丧失殆尽——如同作空气的分离实验，氧气已被拿走，只剩下一点技术上无法提取的残留，以及大量的、无法呼吸的氮气了。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写贪得无厌的“嗜取者”，犹如一种极爱负重、极力登高，不到坠地而死不罢休的小虫，一旦得势，不停地捞取财物，每天都想着爬到更高的官位，变本加厉，看到前面的人因贪而死也不引以为戒，所谓的强势群体们，大概就是这样的小虫，只是不知他们的贪婪是本性使然，还是因为前面因贪而死的人实在少了些，或者是二者内外媾合的绝配。另一方面，几千年来的强权统治、愚民策略、文化的奴化功能，生产了不少十足奴性的产品，左脸被打肿了，还会乖乖地伸出右脸，就算以法律的形式给了他权利，他也未必就敢争取；捧到他的手上，他未必就享受得坦然。所以，一个国家的进步，没有关于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大规模教育，没有这方面知识的扫盲，看来是难以实现的。
现在被称为弱势群体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他们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亦无法所知。不过，这样的人越多，就越危险，社会的前途，就会关山阻碍、云雾飘渺。贫富悬殊程度，是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的直接反映，是一个国家的物质分配方式的直接结果，是一个国家“公共权力”的公共程度晴雨表。一个国家的贫富悬殊太大，便表明民主程度不高，分配不合理，权力的私有化程度太严重。任何经济变革，如果是以牺牲社会底层大众的利益来获得少数人财富的积累，以牺牲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来获取社会投资的增长，就算有孙猴子的七十二变，也变不出持续、长久发展的花样来。这样的变革只会带来市场的萎缩，带来经济的“龙头蛇尾”——社会财富结构的“龙头蛇尾”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龙头蛇尾”，只会带来社会矛盾、社会对抗和社会动荡。伟大的哲学家张载在《行状》中说：“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若不从根本上解决贫富悬殊，让弱势群体获得同等待遇，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和谐，那么，任何政治经济改革措施都不会水到渠成、一战即胜，无非是谋求暂时、局部利益的苟且办法而已。
浮在面上的弱势群体，经常在媒体中提到的，还有下岗职工、低保，时常有国家领导人出来发表关心他们的讲话。遥想当年，把工人阶级捧上了天，说是领导阶级，现在居然还有领导干部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不知道用意何在，作何指谓。尽说便宜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可终究说服不了几个人。工人含辛茹苦，以厂为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创造过不菲的税收和利润，为什么工厂垮了，就把痛苦摁在工人身上，而弄垮工厂的一些刽子手，竟安然无恙？
暴露在大街上的弱势群体，主要是一些乞讨人员，其中更多的是缺胳膊少腿的、瞎的、年老无助的残疾人，间或有一两个读不起书的学生。实际上，给予他们施舍、救助的人，大多属于弱势群体范畴。能给穷人接济的，大抵也就只有穷人，要不就不会有“阶级”这个词，就不会有“为富不仁”这一说了。属于强势群体的，一些执法人员，时常把他们当作一件华丽的衣衫上的几个邋遢补丁，有碍观瞻，与文明不大协调，吆喝一气，甚或撵走。早就有人在报纸电视上评论，说乞讨已几乎成为一门职业，有些人甚至不惜故意致残以求获得乞讨的入场券。这样的评论真是不可思议，远远超过黑色幽默，我实在佩服这些老兄，一本正经地想得出来。堂堂大国，养不起几个彻底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说来真是笑话。不管再小的地方，政府再穷，财政再少，也不至于就拿不出几个残疾人的稀饭钱。大一点小一点的领导，少喝一次“革命小酒”，少唱几句“革命情歌”，就再多几个残疾人，也不至于到大街上破烂衣衫面对寒风呼天抢地乞讨了。
学生也是弱势群体，因为是小孩，不仅体力上弱势，智力上也弱势，更谈不上什么话语权了。因此，怎样对待他们，除了父母天然本真的疼爱，那就靠社会的责任和良心了。近些年，校园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有学生致伤致残的，死亡的，七八岁就被老师强奸的。至于传输给他们什么东西，是个比较敏感和颇有争议的话题，不说也罢。
我六岁读一年级时的一次经历，三十年未曾忘怀，也还稍稍符合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因此不揣冒昧写在这里。那时我在生产大队的民办小学读书，刚入校没几天里的有一天，临近放学，老师不由分说，突然狠骂了我一顿，跑到最后一排我的座位前，用圆珠笔在我的小脸上乱画一气，随后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到讲台，使劲揣了几脚，疼得我分不清苍天大地，一急之下，冲垮墙壁（教室门紧靠最后一排座位，讲台附近的墙壁，用竹片编成架，再用泥敷上，日久天长，泥土松脱，竹架散开，稍一碰就会土崩瓦解——作者注），以极限的速度跑回家，一看父母集体劳动去了，只一个人蒙了片刻，在房前的一块大石上呆坐了好一阵子。事后知道，在我们几个生产小队上学必经的路上，有几块光滑的石头，上书有“曾钟钟”字样，而“曾钟钟”是我们伟大的民办曾老师的老爷子的别号，有高年级的学生告诉曾老师：张修林平常喜欢在石头上乱画，可能是他干的——顺便说一句，当时老爸还没有来得及给我取上张修林这个学名，这位学生说的，应该是我的小名。这位学生是谁，我不知道，也从未去探究过，不过知道他现在一定在四川的古蔺县种地，因为那几届学生中，尽管我不太出息，却是混得离那儿最远的唯一人物。他说的不错，我从小就有喜好学习的天性，又穷得没有笔和纸张，喜欢在石头上画上画下，的确说得过去，至于“曾钟钟”的字样是不是出自我的聪明才智，可能读者已经猜到，一个才入校几天的小毛孩，如果不是天才，断然写不出这几个魅力四射的方块字。大家猜对了，我的确不是天才，就算是，也不会写得出，因为在那时，那儿没有幼儿园什么的，识不了多少字的父母也从未教过我一招半式。真不知道这种教育能带来什么后果，我猜想不会有人在这样的经历后还能幸福地跑去学校。幸而，我没有将情况告诉父母，在第二天还是去上学了，而我们敬爱的曾老师，不久后也去教育其它班级了。
农民也罢，下岗职工也罢，残疾人也罢，学生娃娃也罢，弱势群体的存在，如果是社会和文化无奈的选择；如果是宿命，弱势群体是社会和文化这些笼子中命定关着的鸟，那还有何话可说？不过，是笼子就要关鸟，在逻辑上讲不通，何况，笼中的鸟儿，面对湛蓝的碧空，总会抖动翅膀，产生飞翔的欲望，笼子也有关不住鸟的时候，也总有它空虚、朽腐、陈列在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不管是残害女人的贞节牌坊，还是压死孟姜女丈夫的万里长城，抑或皇帝惨绝人寰殉葬的墓穴，无论何其庄严、雄壮与巍峨，终将消沉、湮没于历史的深渊——再说，社会和文化为什么就不可以不是笼子，而是鸟儿们栖居的，温暖而富于诗意与激情的巢穴，套用荷尔德林的诗：在社会和文化中诗意地栖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