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谈教育 谈教育



   教育的重要性已是尽人皆知。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孩子,这样的话到处都可以听到。不过多数人对教育的理解,还仅停留在学历和应试教育的范畴,仿佛只要有了学校,就完成了教育。对教育的重视,恐怕价真货实的,只有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不少人嘴里也在谈重视,但未必就放在心上。真正达成全社会的共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所谓教育,应当是作为对社会文化的传授、传播。而社会文化,包括文理学科,它应当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次是指高层次文化,既抽象的、看不到存在的,比如社会心理、美学和价值,第二层次指从第一层次具体下来的,尽管看不到具体存在,但能切实感觉到它的结构与活动方式存在的,比如政权及其机构,第三层次指表面文化,既看得到又摸得到的,物品或物质的文化。简单地说,就是精神文化、精神的物化文化以及物质文化。教育的目的,说是教化育人,其实就是让人接受各种有用的知识,以期将这些知识吸收、溶化,能够将其直接作用于社会,或者把这些知识作为基础,升华出新的知识,即发现和发明。前者像物理变化,接受的人如同一个盛东西的容器,接受的几种东西还是那样的几种东西,不过是换了个地方,有了些混杂,这大概就是常说的实用型人才——技术或技艺的人才;后者则类似于化学反应,已经生成了不同的、另外的东西,这类人才能够很好地掌握第一层次的文化,容易形成自己特有的治学思想、理念和方法。这就是创造型人才。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主要就是第一层次的文化、创造型人才的影响。

 

 教育,不应当只培养物理变化那类的人,实质上,化学反应那样的人才对社会有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平常讲的人才,就指后者。对这两种人的教育,应当是有显着差异的。目前的学历教育,只有一种方式,并没有将两类人分开进行因材施教。这显然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如同用砍柴刀,去雕琢美玉,顺不顺手倒在其次,可怜天生璀璨的玉石,经不起这样拙笨的摧残。不过,实施因材施教,具体操作起来,有很大的难度。首先,分辨哪些人属于人才,难有比较客观的标准;其次,目前也没有配套的、专门教授人才的队伍。

 重视教育,要舍得花钱。首先要有像样的场所、设施和教师。光喊口号是不行的。记得前几年看过一个报道,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按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在世界上排名倒数第二。作为老百姓,对这种事感到无比心寒,不知道掌权的会不会有一丝脸红。说中国穷,但比中国穷的国家多的是,怎么数也不下几十个。据报道,目前我国用于工程建设的费用,让许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整工程、吃喝嫖赌有钱,一提到教育,就财政困难了。这样说,并不是工程不能搞,问题是我们都搞了些什么工程?重复建设,没有系统的规划意识,修了又炸;样子工程,修了无法使用;豆腐渣工程,祸及人间。不少人痴迷工程,这里面大有文章,一来费用可虚报,二来还可同政绩挂钩。有些人重视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就是做做样子。我遇到过,在旅馆住宿时,除旅馆费外,还要交教育附加费,其它消费场所,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对这样的强制,老板也是一脸无奈。出几个小钱,支持教育,相信很多人都愿意,但弄成强制,钱就掏得不会痛快,何况有些地方政府将钱用在了刀背上,在办教育这刀口,就把自己的责任转嫁给旅客,也不是个道理,更何况,收来的钱是不是用到了教育上,只有天老爷才知道。这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就听说过,有些乡政府,收到教育捐款,就拿去吃喝了。现在很多学校,校舍和老师奇缺,就我所在小城市的小学,一个班的学生至少就有八、九十人,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财政对教育投入得再少,教育还得干下去,这就苦了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少个家庭,一家人省吃俭用,裤腰带勒得再紧,也不够一个孩子读书,到处举债,甚至放弃学业。学校乱收费的情况比比皆是。老百姓承担的教育费用占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无怪乎,多数人一遇到教育和医疗,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被财政包揽的学校和医院,被认为最崇高的教师和医生,利用政府的稀缺资源敛财,真是霸王铁律,只要有孩子得读书,有病得治疗,就休想逃过这一关。

 

 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也是个大大的矛盾。投入本来就少,农村的学校得到的,也就九牛一毛,比之于城市,差之千里。城市的教育,日子也不好过。每天都像日本动画片《奥特曼》中的怪兽一样急剧膨胀的城市,看不出增加了几所像样的学校。农村的教育就更惨,坐在露天坝上课的,不在少数;教育得血淋淋,教室垮塌压死学生和教师的,时有发生。天可怜见,生在农村的孩子,就算命大,不被风雨飘摇的教室压死,也难被教育出头,除非有城里孩子数倍的智力,家里再穷,不至于穷得丁当响,才勉强可以伸出点头来。

 教育投入只是个基础,教育方法至关重要,好的方法,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效力。先要谈到教材。几千年中外文明史,文化的东西,汗牛充栋,实在太多太多,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学不完,何况在学校的十多年?这就有个选择问题。教材内容的滞后情况,异常严重。学来学去,和几十年前同一套路,全是老古董,老子、儿子和孙子,祖孙三代,在学校学的,差不了多少。这也难怪,不少编教材的所谓专家,躺在他读书时的教材上吃老本,风险没有了,同时也就没有了新知,肚中无新货,也就只能将就拉点陈年旧货出来,灌到孩子们消化功能尚不太好的肠胃里。

 

 在具体教学上,我们有一大批把教材背得滚瓜烂熟,对重点了然于胸的老师和教授,几乎同一面孔,同一认识和同一方法。八十年代我在成都水力发电学校求学时,有一位教《高电压》的老师,一本讲义就一字不变地用了十多二十年,另一位教《电力网》的老师,要求学生只能按教材的套路解题,否则两三道二十分的题就只能得零蛋,弄得补考的人特别多。这些辛勤的园丁,把当年老园丁们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修剪花朵的作法承袭下来,原封不动,管你玫瑰还是牡丹,一刀下去,保管都剪成一个模样。似乎是拼命把这样的教育圣火,发扬光大,让其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传承、蔓延和燃烧。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我们的教师、教授们,在传些什么道?在真理面前,自己尚且稀里糊涂,还解什么惑?在评定方面,有一批从古陶罐里爬出来的、沾满封建礼教尘埃的学究,更有一批只认分数不认学问的学阀。极多的所谓好学生死记硬背、不求甚解,而一些有创造力的孩子,因为不屑或不适应这样的套路,竟被挡在学校的门外。在一些地方、一些场合,科举制度的幽灵还在作祟。上海的高一学生韩寒,能写出不错的长篇小说,却因六门功课高挂“红灯”,留了极,又被勒令退学。“教育”认为韩寒不给它面子,难道教育又给了韩寒这类人才培养和成长的机会?不少这样的人才,要么自暴自弃,要么顶着传统和体制的强大惰性、惯性,艰难地成长。

 

 提起这样的教育,相信有感触的人不会太少。我也有一些体会。就学校给我的教育而言,现在看来有作用的,就是识了几个字。不过很受用,因此能看懂有价值的书籍,能享受到思想的乐趣。庆幸的是,读小学和初中时,我还能按照教育的套路去应付考试,一路过关斩将,考了中专,混到一个现在还在受用的饭碗。

 对于读书,现在有些所谓人物也有自己的体会,似乎是庆幸当初书读得少。书读得少,就少了礼仪廉耻的约束,可以不顾规则,放得开手脚,挖国家墙角挖得理直气壮,贪污公款面不红、心不跳,坦然得连丁点儿冷汗也冒不出来。

 

 现在有一种现象,相当多有成就的作家,不是文科出身,而是学理科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受文革影响,认为读理科保险,与“思想问题”的帽子离得远些,高素质的考生大多报考了理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主要任务是传授“道理”的文科教育,给人的“道理”,未免单一了些、死了些,框框多了些,进去就不容易出来。

 

 教育毕竟不是一项一成不变的事业。中国教育的祖师爷孔丘,开私立教育之先河,门下弟子三千,个个都有学问上的绝技,他的教育理论,曾使封建文化几度辉煌。圣人的东西,伟大得无人可及,后来却成了教育的噩梦。教育不能躺在死人的棺材板上,不能躺在几本被时间泛黄的经书上,也不能躺在四平八稳、中庸得无法作为的逍遥椅上。教育应当有不同时代的精神,不同阶段的锐气,不同学科的特异,不同人才的包容。教育应当是一台包罗万象的、在时间的理性化和人性化的轨道中不断运转的机器。

 

 教育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得不少。但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认识。作为老百姓,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书读得好些,将来能找个收入不菲的工作,日子不至于过得凄凉——若能光耀门楣,当然更是福气。作为政府,第一层次是通过教育,有符合某种标准的人可用,不致后继无人,第二层次则是,社会必须发展,政府责无旁贷,这就需要各种有创造能力的人才。

 

 但教育的目的始终与教育的结果有些脱节。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很多潜在的人才被抛弃,连抢都抢不来的资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记得早些年,有个科技大学搞了个少年班,就是想培养专门的创造性人才。想法很好,但操作上大有问题,搞起来风风火火,却无疾而终,只一年两载,就雾散烟消。说到底,还是传统的评介标准作怪,难怪招不到需要的学生。近几年,一些大学做了些尝试,刚入校的新生不分专业,待一段时间后再行定夺。看起来形势喜人,不过还是不得要领。

 

 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的大学大量扩招,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各路成人高校也纷纷出马。一夜之间,若干诸侯,遍地烽火。租几间民房,招一两个老师,随便糊弄一下,就可以合法地卖文凭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说起来是件功德无量的善事,可实际文化水平又提高了多少?不认识几个字的研究生遍地皆是,凡小有实权、开销有出处的,不管是宝石还是糙石,都要整点金子镀上。一些小学校的门口,贴有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简历,小学校长赫然就是研究生学历;在机关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中,同样很多有着这样的文凭。号称中国第一大学的北大,也办过如此莫名其妙的企业领导研究生班。以前的精英教育,也难培养出多大比例的精英,现在的大众教育,就算里面有几个精英,也早就被大众的洪流淹没了。

 发现人才的确困难,要不然就不会有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慨叹了。问题是,伯乐本来就少,又有谁去发现伯乐?总是把人往坏处想,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总是居高临下,把事先准备好的箍箍去比量人才,就像三年困难时期苏联老大哥用箍箍比量我们的鸡蛋一样。作为人才,大抵有怪才之谓,大体不拘一格,往往难以够得上一个箍箍的标准。人才之为人才,乃人中之才,都一个标准,一副面目,就不会是人才了。就是有几个已冒出头来的人才,恐怕也像孙猴子一样,被戴上紧箍咒,还要求同妖怪作殊死搏斗。这就是不少人才的处境,所以人才就算冒少许出来,也冒得不会太利索,当然难以发现了。

 刘墉谈教育 谈教育

 

 教育经费的保障,也不是就毫无办法,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它放在心上,动得起真格还是动不起真格。为什么不可以把教育同政绩进行捆绑,建立严格的教育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由省、市、县、镇、乡的一把手直接承担责任,规定教育投入占财政收入的最低比例,若达不到,则不允许修办公楼、买高档轿车、搞什么不迫切需要的工程,甚至直接给予“下课”的处罚?

 

 至于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为什么一定要搞成意识、思想的灌输工具?为什么不采用“启发”式方法,让学生自己思考,在典籍与现实中去寻找自己的思想?鲁迅在1925年3月1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不知道“制造机器”的教育方法,到何时才能寿终正寝?——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可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有点历史责任感,对未来负点责,少点懦弱和迎合,少点功利,少点贪心,少点中庸和惰性?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成立一个专门发现潜在人才的机构,不要乱七八糟的标准,只要一个,那就是不管文科还是理科,只要有些许建树,或者是有较多的知识,而非死啃书本所得,不问出身、学历、政治面貌,就加以培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改组或重新成立几所特殊的大学,不要靠资格吃饭的教授,只要研究卓有影响的方家传授,多花些经费,为潜在的人才提供衣食无忧的学习和研究环境?

 

 当然,这样发现的潜在人才同样并非都是真正的人才,但起码遗漏人才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这里面没有成为人才的,也不会有几个。将这少数人排除,也不是难事。可以用灵活的制度保证。比如实行淘汰制,一定时间内拿不出像样的研究,就背起背包走人。我敢说,只要套路灵活、适当,文化就能日新月异,国家就能每天一番天地。

道德方面也是教育的范畴。对于道德,中国几千年来弄得太多,太复杂,整个思想史,差不多就是伦理道德理论史,其中相当多的,是统治阶级奴役子民的武器,到现在还恶毒不净,还有人引经据典,乱棍子打人。与其它知识相比,道德的作用毫不逊色。有道德无知识,好比有力气不知道怎么使,而有知识无道德,知识就使不对地方,使歪了,贻害社会。世风日下,没有道德可言,社会就不会和谐,也就无从谈什么进步。不过道德少了些实证、推理,没多少客观性,又与日常生活行为贴得太紧,所以道德往往被上层建筑拉过来扯过去,成为它的制胜法宝,同时也就成了穿在老百姓身上的紧身衣,比唐僧念着咒时,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还箍得紧,让人透不过气来。道德的某些标准,是不是符合人性和时代,大可怀疑,同时,光讲理论就形同说教,在我看来,身教才是关键的,这叫做榜样性教育。如果都做到了榜样性教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被教育者当作弱智来收拾,就少了好多整人的道德教条。

 

 在道德方面,一贯被认为整个社会都有责任,连成年人都要接受教育,遗憾的是,道德学校难有合格的老师,圣人才有资格干的事,让给政治和文化,甚至经济去干,不大说得过去,而社会上又没有几个圣人,就算有,恐怕也是披着羊皮的狼,实在难以正宗。所以,道德的维持,更多是靠内省,靠良心,靠自觉性。

 

 目前,学校、家长和社会,给孩子的道德教育,我不知道合不合格,但有一条,我不敢鼓掌。至少有些教育大而无当,夸夸其谈;有些教育虚伪透顶,要求别人做到的,教育者从不去做,更谈不上有什么榜样教化——比如在公交车上让座,几乎只看到小朋友在让,我们的成年人,有几个领导、老师和家长做过这种事?——再小的领导,也早就“特殊化”了,有高昂头颅的“乌龟壳”,是断然不屑失掉身份去挤公交的,应该圈不上让座的事体才是。有些人谈起道德教育来,一本正经,俨然道学家,可他们的东西,大抵只是教训别人,在他们内心深处,自己也不信、不吃这一套——在台上慷慨激昂反腐败的,也许就是隐藏的腐败分子;在媒体上,也有一些报道:穿着警服,顶着好警察光环,背后却是地痞流氓、黑社会老大,甚至居然开枪打死了价真货实的北京警察。我现在写这篇文章,也谈了些道德问题,但我自己不一定就做得很好。倒是时常有学生出来,呼吁社会保护环境或者其它什么的,还多少引起了些重视。看来在道德这领域,有资格发言、教育别人的,或许不是有着权势和威严的、板着面孔貌似一本正经的牧师、政客和其它道德教育讲坛占据者,而是一直被教育着的人,被认为脑袋不太开化的底层市井小民,尤其是还暂时未被社会染缸污染的学生娃娃们。

学历和应试教育,只是教育的基础层次。教育的范畴,应当深得多,广得多。接受教育,换一种说法,就是学习。不少人认为,自己当初没学好,只能这个样子了,把学习交给孩子,孩子学好了,就什么都解决了。连自己都不能指望,指望谁又靠得住?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样像《愚公移山》中一样,一代又一代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尽焉”,怎么得了?人家愚公有的是积极和信心,感得动上苍,把山移走了,而在你这里,却是十足的消极和惰性,连鬼也不会同情。只有自己做到了持续学习,才有资格要求孩子,孩子也才会向你的要求靠拢。宋代大思想家张载在《语录》中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入梦过一生”,在他看来,不对事物进行认识,不学习知识,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学习应当是一个人一生的功课。知识的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尽管对于特定的人,有的知识看起来在工作和生活中或许还未发生直接的作用,但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同时,它肯定间接地影响着人的思维、意识,以及判断事物的方式、方法。没有知识的人与有知识的人相比,在情趣、品味和认知方面肯定有着显着差异,其生活质量也不可同日而语。离开了学校和分数的学习,才是本质的、没有面纱的学习。这样的学习漫长、持久,不需要花拳绣腿,不需要看师长和分数的眼色,也就实在、实用。我们的学校教育,应当承担起传授学习方法的任务,这比传授一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更为有用。另外,政府也有责任营造良好积极的学习气氛。唯其如此,公民才有学习的钥匙,才能打开文化的库藏,过上有文化和品位的生活,国家才能成为有文化和品位的国家。

 

 对于学习,仅有书本上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书本上的东西固然很好,但还应该与实际生活挂起钩来。不管文科还是理科,知识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理论解释世界,也只有在世界的各种事实、现象中,才能形成理论。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必须经过严格的实验验证,数学需要严密的推论和证明,就是各种社会科学,也必须建立在可能存在的社会事实上。只有能解决具体的人类精神与物质问题的学问,才有切实的、迫切的作用。

 

 教育是一项永久的、艰难的工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育人。持续而无期的教育,拖不得帐,经不起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的花架子折腾。它来不得半点虚假,容不得有人对它敷衍,甚至在它身上揩油。教育的轮船,不容许喘息,更不容许靠岸。教育一旦拖下去,补课就为时已晚——不大好补,再补也只能老牛拉破车,怎么也跑不到前面去。一个再怎么发达的国家,只要敷衍了教育,被教育拖了后腿,眼看着就要完蛋。不管多么先进的、功能如何完善的飞机,不加好油就上天,其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刚上天就落地。教育就是一个国家的燃料、能量和动力。今天的教育,不仅关系着明天,还关系着看起来还遥不可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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